儿媳工作的地方距市区30多公里,仅有的一路公汽傍晚5点收班,倘若误了车,那就休想回家。儿媳说,她没哪天是心不慌的。当然,即使天天赶趟,那滋味也不好受。想着别人的孩子在咱这个平民之家为媳,不仅要担负养家糊口的责任,还要受这些洋罪,我这个当父亲的心里就老大不忍。我也有女儿嫁在他人家,将心比心,于是我花了30万给儿媳买了辆凯迪拉克红色越野轿车。
提车回来的当天晚上,抚摸着这款彰显自我、释放豪情的轿车,我心中不禁想起当年的“三转一响”来。
四十多年前,谁要讨个老婆,人家首先要问有没有“三转一响”?如果没有,几时会有?倘若连这个都答不上来,那就对不起了,“老婆”就归了别人。
当年,为了解决这个“老婆”归不归自己的问题,人们就得千方百计去搞那个“三转一响”。
记得我弄它时,夸张一点说,就相当于打了一场“人民战争”。因为没有任何背景,个人能力也极为有限,因此,我诸事就得依靠亲友,包括车间的师傅们,搞“三转一响”就更得仰仗他们了。
先说第一“转”——手表。故乡旧时有句话,“欠着急,就讨小;欠背时,去买表”。意思很明白,玩手表无异于当败家子。可是,手表又是“面子工程”,它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富裕的象征。因此,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不得不“解放思想”,打肿脸充胖子去买表。
当时买表有两大困难。一是钱的问题,二是票的问题。
那时我月薪36元,上海表120元一块,北京表110元,天津表也好像是110元。我三个月工资加一块,即使不吃不喝也买不来一块表。父母都是农民,不仅帮不了我一文,还月月盼我寄钱回去补贴家用。这就是说,要指望自己攒钱去买表,那可真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当时上海表在国产表中是最好的,紧俏得很,买它要凭票。那个票,官称“购货券”,俗称“工分”,至于为何叫“工分”,我至今也没能弄明白。那个东西发得很少,而购买工业日用品,很多都要凭它,所以它就异常金贵。
为了破解这两大难题,策略上先拣主要矛盾动手。主要矛盾当然是钱的问题。也不知谁的发明创造,民间有个叫“来会”的办法,当时师傅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帮我把钱凑齐的。他们几经努力,好不容易帮我邀了11个同事,连我一起12个人,组成一个“会”,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拿出10元钱来,交给“会”中一人。的钱的那个月叫“得会”,而“得会”的顺序是由抓阄确定的。一年十二个月,月月都有人“得会”。
这样,“得会”的那个人当月就可以买上手表了。我“得会”的时间是夏天,刚好休探亲假。我就借路过上海的机会,在百货大楼买了一块当时不要票的上海牌手表,就算解决了这第一“转”。
再说第二“转”——自行车。记忆中,“三转”里这一“转”是最难弄的。当时只有上海、天津才生产自行车,牌子分别为“永久”“凤凰”和“飞鸽”,而外地老百姓要想买到它那可真是比登天更难。就是近水楼台的上海人、天津人,都要事先登记排队,也不知是何年何月才可轮到,即使轮到了,还限购。因此,当年拥有一辆崭新的“永久”“凤凰”,或者“飞鸽”,比今天坐奔驰开宝马还要风光。
因此,当年我所在的“三线”工厂里,谁要是买到了一辆全链盒的“凤凰18”,那就跟抱得美人归一样,围观的,赞叹的,评头论足的,心底羡慕的,暗中眼红的,不一而足。
我因为穷,又没有“路子”,根本就不敢有此奢望。可工友看穿了我的心事,一天他问我到底想不想买?我说,情况这不都明摆着吗?一辆车子小二百,不要说我拿不出这钱来,就是拿得出,也没路子呀!工友神秘地说,前不久亲戚从天津打来长途电话说车子已经给我买到了,是天津“飞鸽”牌,全链盒的。我大吃一惊,真不敢相信!原来他动用了姐姐、姐夫的关系,从市外贸局弄到一张票,把家里的钱先给我垫上……
朋友帮到这份上,我真喜出望外,感激万分。车子到手后,我在调校和打扮上,着实下足了功夫。请手艺高超的钳工师傅把钢圈调平调圆,又自己动手反复调整前后轮轴承,使之达到最佳状态。为防止油漆划伤碰坏,我买来好看的塑料袋,细心地把三角架的横档缠裹起来,使其耐用大方又漂亮。又买来翠绿色塑料套管剖开,做成套子套在链盒外边。这还不够,还买来彩色胶丝,请女工帮忙打成荷花坠子挂在钥匙上……经过这么一整,除油漆比“凤凰18”略逊点色外,其他都难分伯仲了。那可是一番特别的滋味在心头呵!
车子在我手里用了两年,我一直把它当宝贝,但两年来它还是被很多借用的人搞得伤痕累累,尤其内伤比较严重。虽然明面上还看过得去,但我心里有数,离荒货其实已经不远了。
按说,车子到了这地步,套用“活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的说法,这车子肯定是要终老到我手里了。可谁料我的一个师傅一定要我把车子转让给她!原来,她要给她的二女婿买辆像样的自行车,可办法想尽了却一点门道都没有。师傅是个轻易不开口的人,我虽然舍不得,却又不得不忍痛割爱。我将车况如实相告,师傅几乎是感激涕零地对我说,不用介绍了,你能原价让给我,就是对师傅的最大帮助啊!
就这样,第二“转”在我手上实际成了个难以忘记的过客。而卖车的那笔钱,说来落泪,不久竟成了家父的丧葬费。
第三“转”是缝纫机。在人们普遍做不起新衣服的窘迫时代,拆旧翻新、缝缝补补就是常有的事。因此,缝纫机成了家家户户过穷日子的必备品。那个时候,上海产的“蝴蝶”牌、“蜜蜂”牌等缝纫机市面上根本看不到,一般人要弄到这一“转”就太难了。当年最终帮我解决问题的是我妹夫的姐夫,是他从千里之外的“三线”纺织厂里,好不容易弄到一台“大桥”牌缝纫机,用火车托运到怀化,再请汽车送到我家里,真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那“一响”指的是收音机。我结婚那年,几个工友凑份子,送了我一台6管2波段的晶体管收音机。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别说是什么“三转一响”了,就是当年做梦都不敢想的小汽车也显得平淡无奇了。改革开放40年了,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普及到寻常百姓家的小轿车,大众物质生活的提高,改革开放给国民带来的福利真是令人惊叹!(李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