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评论」

从市场经济四百年的历史和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历史来看，规范资本是必然的结果，即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与权力之间的“联姻”，让市场归市场，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

文丨本刊记者 张乐 编辑丨陈芬过去二、三十年，平台经济从打通供需两端入手，以最大程度削减传统流通中介环节起步，开始了自身的发展之路。从取代传统中介到衍生新经济形态，再到培养自有生态，平台经济的每次跃升都带来巨大的体量拓展，将更多、更广阔的生产要素融汇起来。无数小微企业从中寻得商机，消费者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得以满足。

伴随着平台经济的茁壮成长，却出现了一些有悖公平竞争的行为。无论是“二选一”式垄断，涉嫌不当的促销手段，还是变相压榨商品供应方，这些都是平台经济资本逐利缺乏约束后所呈现的现象。这样的情况下，规范平台经济、加强市场监管就格外必要。

12月先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明确规则，划清底线，加强监管，规范秩序，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

我国的反垄断执法力度也不断加强。制定出台《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对互联网领域内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禁止虎牙公司与斗鱼公司合并，依法对美团滥用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这些对于规范平台经济秩序、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存在怎样的问题？平台经济的监管应如何平衡规范和发展？平台经济的互联互通将有怎样的发展趋势？9月25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发布了平台经济发展与治理报告，数位专家学者就平台经济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机遇与挑战共存

报告指出，平台经济方面仍存在新机会。一是，平台从消费端向产业端转型，消费互联网红利开始见顶，产业互联网开始逐渐兴起。二是，金融是中国数字平台比较重要的一个创新方向。三是，数字技术通过平台向线下生活渗透，各领域都出现相应的数字平台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雪松表示，疫情发生后，经济增长受到影响，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是疫情下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他提出三个观点，一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企业市场份额、盈利水平和生产率的头部化现象加剧；二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区域结构的布局，下一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各个地区必须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三是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是中国未来的重大发展方向，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中国经济绿色平衡发展。

报告提到，当前我国平台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消费互联网发展不错，仅次于美国，但仍有差距；产业互联网规模小、发展滞后、应用场景分布不均衡，和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平台经济赖以生存的底层关键技术缺失严重。此外，我国平台经济的治理与监督有待加强。平台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数据，数据要素建设不完善可能是制约未来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吴绪亮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目前有四个问题，一是“大而不强”，底层技术薄弱有短板，如半导体、操作系统、数据库这些技术。二是产业端数字化转型发展慢。上云率是未来衡量一个国家效率和经济增长潜力最重要的指标，中国的上云率不到美国的一半，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目前中国服务业的产业数字化程度高于工业，工业高于农业。发展潜力方面，农业要高于工业。三是国际化发展严重滞后。未来要进一步打通数字化，通过消费端、支付端向全球拓展。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构建，就如同创建世界贸易体系、世界金融体系一样，未来一定要创建世界数字规则，否则对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发展都不利。四是数字经济治理，这是世界性难题。数字经济对世界各国都带来各种各样的治理挑战，这不是中国单独面临的问题。

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勇表示，中国目前消费互联网平台比较发达，如阿里、京东、腾讯、美团等都是面向消费者的互联网平台。这些消费领域平台最重要的数据要素是流量数据，且各家平台争夺、屏蔽的也都主要是流量要素。流量里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数据信息，如用户的个人数据、行为数据、浏览数据、搜索数据等，这些信息包含大量商业价值。但是依据移动互联网用户平均一天的在线时长数据，中国流量的资源天花板已经触达。同时，流量资源的分配也不太均衡。目前，以用户数量乘以用户时长的数据，腾讯一家占到全部流量的44%左右，阿里、美团、京东、拼多多分别大概为18%、12%、8%、6%。

发展和规范并重

报告指出，平台经济应当发展与规范并重。规范是为了更高质量的发展，反垄断并不是反对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而是反对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反垄断不仅仅反市场垄断，还反行政垄断。要加快健全市场的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及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制度。

王勇指出，这几年资本向各个领域的扩张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近几年资本的扩张主要是来自平台类的资本，之所以它们能不断地向各个领域扩张，除了有资本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流量的优势。而这种流量的资本化和流量本身的互补性实际上是存在矛盾的，因为流量的互补性意味着流量在各个平台间能自由流转更能发挥其价值。但由于流量具有资本性、收益性，所以各家平台更希望将流量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愿意让其相互流转，如此平台间会相互屏蔽，互相减少链接。从这个意义上看，需要解决好如何将流量互补性的价值和流量的资本属性很好结合的问题。

“因为流量具有非常强的收益属性和资本属性，可以想象，如果只靠行政命令让平台间的流量相互流通，一定是不畅通的。他建议，通过规范流量市场建立起健全的流量结算体系，该体系可通过市场自发形成。在此基础上，让平台流量在各平台间相互流转。”王勇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从历史视角的分析出发，提出规范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对标市场经济的重要范本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到1890 年是美国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镀金时代”。那段时期，摩根的“金融帝国”、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卡内基的“钢铁帝国”为代表的资本崛起，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超级腐败，当时美国的官员都是由摩根这类人进行指派。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无法容忍诸如此类的腐败和资本的狂飙。1890 年，以《劳工法》的颁布、反腐、反垄断和金融监管为主要标志的“进步时代”开启。从腐败与发展并进的“镀金时代”，到经历一系列整顿的进步时代，再进入美国梦时代，美国二战后的经济发展奇迹才得以出现。

刘元春提出，从市场经济四百年的历史和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历史来看，规范资本是必然的结果，即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与权力之间的“联姻”，让市场归市场，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取得决定性作用。要在劳工与资本上形成一种相对的平衡，社会的进步不是以资本的壮大而是以人民福祉的扩大作为标志。对于不断辩证发展的垄断现象，要有所节制。从过去经济高速发展、资本扩张的状态进入到新时期，要经过反腐倡廉，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整顿和反腐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良性化。

报告进一步建议，重点要从发展消费互联网转向发展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发展方面，要丰富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供给，充分发挥平台企业或行业龙头企业在建立产业互联网中的独特优势。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继续完善数据的规则，鼓励企业建立共建、共享、共生的产业互联网思维，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数字社会的建设，通过这些措施加大发展产业互联网。完善数字创新体系，发展数字核心技术，一方面继续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化基础研究，构建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更畅通的产学研机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引导资本流入关键技术领域。“

现在全球的创新有一个新的特点：二战后，美国经济、欧洲经济迎来了黄金时期，国家大量投资于大学和国家实验室，这类研发投入有很强的外部性，有很强的溢出效应；特朗普政府削减大学支出、关闭一些国家实验室，削减研发溢出效应更强的机构开支，从而大量的研发创新来自于头部企业。”李雪松进一步表示，头部企业的创新也有正外部性，但其正外部性首先要服务于利润最大化以及专利的保护，并没有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的创新正外部性强。此外，数字经济背景下，现在的创新有一个重大变化，即跨国合作创新产生的专利占比明显提升。在科技自立自强的背景下，我们还必须高度重视开放创新。

报告提到，要规范平台的运行规则，完善平台的治理体系，实行合理的市场准入规则，建立科学的监管体系以及多元立体的共治格局，深化数据安全政策，以及探索数字平台内外协同的治理格局。规范管理数字平台的手段，加强使用法治规范方式，一方面要重视典型案例的引导，防止平台的机会主义现象，另一方面要推动数字平台管理的法治，避免运动式执法，警惕行政权力的滥用，规范执法。

“各国都在构建面向数字时代的规则框架。如何使用我们的独特体制优势，根据产业发展情况、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适合我国的面向数字时代的数据规则框架，这是我国未来五至十年数字经济领域以及整个宏观经济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吴绪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