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洛神赋》与李商隐的无题诗相似， 即文本主体为爱情感受， 但又不拘于爱情一隅， 部分词句渗透着另外的思想， 如政治理想的幻灭。《洛神赋》中爱情幻灭、政治幻灭两个路向并非完全分离， 而是殊途同归、相互补充的浑有机整体， 一为表， 一为里；一为主， 一为辅；一为正面， 一为侧面；一为直接， 一为间接；一为文学性之表现， 一为政治性之表现；一为艺术价值所在， 一为思想价值所在。
两者互补性明显， “互补性应具有互斥性、相济性、整合性三个特征。互斥性即因双方相互限制而造成各自的有限性， 双方互不兼容， 不可相互替代；相济性即是双方均非自足， 双方均以自身存在补足对方；整合性即互补结构具有整体效应， 互补结构在整合性的意义上是非加是， 即不是互补成分的性质与功能的机械叠加， 整体效应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 因而不能为孤立的互补双方所‘分有’。” 下面试分别论述爱情幻灭、政治幻灭两者之间的互斥性、相济性、整合性三个特征：
(一) 互斥性
爱情和政治两个各有边界的领域并不完全重合。实际上曹植爱情希望的破灭和政治理想破灭并非同时发生：前者以建安二十二年 (217) 左右崔氏之死为标志， 后者以建安二十五年 (220) 曹操之死为标志。崔氏死后， 曹植的爱情希望固然破灭， 但政治生命并未完全终结， 依旧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如建安二十四年 (219) “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 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 , 从后来替代曹植领军的于禁“督七军”、七军覆败导致“羽威震华夏。
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继于禁支援曹仁的徐晃“所将多新卒” 来看， 此次曹植“南中郎将， 行征虏将军”之职所辖军力强大， 一旦任职即掌握相当数量的精锐军队， 若获胜则威望大增， 在实力和声望上对曹丕世子之位形成强大挑战， 因而遭到曹丕的刻意阻挠， “植将行， 太子饮焉， 偪而醉之。王召植， 植不能受王命” 。
(二) 相济性
在曹植身上， 爱情和政治还有相关性的一面， 爱情希望的破灭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理想破灭的前兆或表现。如“植妻衣绣， 太祖登台见之， 以违制命， 还家赐死”, 这简短的文字中所包含的信息是丰富的： (1) 崔氏是在公开场合“衣绣”, 并无“违制命”觉悟。 (2) “太祖登台见之”, 崔氏正好被曹操看到。 (3) 曹操以“违制命”为由杀崔氏。 (4) “赐死”发生在“还家”之后的私人场合。
曹操虽“揽申、商之法术”, 但“法制苛碎”, 权术重于法令， 并未真正做到“依法治国”, 其用刑施罚多因时势而变， 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或有罪不罚， 如“时科禁酒， 而 (徐) 邈私饮至于沈醉……竟坐得免刑” ；或借故诛杀， 罚胜于罪， 如崔琰、孔融、毛玠、许攸、娄圭、杨修等， 因而后世有“失政刑” 评论。崔氏之死也是曹植争嗣不利下的牺牲品。
曹植“乘车行驰道中， 开司马门出” , 导致曹操严重不满“太祖大怒， 公车令坐死”、“自临淄侯植私出， 开司马门至金门， 令吾异目视此儿矣”、“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 吾都不复信诸侯也” ， 并“重诸侯科禁”, 曹植党羽亲属首当其冲， 遭到严惩， 如崔氏、杨修。不然在曹植“特见宠爱”、科禁未严之时， 曹操也不会“虑终始之变”, 诛杀示警。此外崔氏“赐死”发生在“还家”之后的私人场合， 这也说明曹操并未对曹植完全绝望， 两者关系依旧有转圜余地。
(三) 整合性
曹植前期作品的主题大略可分为两类：一是情感方面， 多为纵情享乐， 如“取乐今日， 遑恤其它” (《闺情》) 、“置酒高殿上， 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 烹羊宰肥牛” (《箜篌引》) 等， 其中一些也与男女情感相关， 如“思同游而无路， 情壅隔而靡通” (《愍志赋》) 、“悲良媒之不顾， 惧欢媾之不成” (《感婚赋》) 等。二是政治方面， 多为言志慕贤， 如言参军报国的《白马篇》、劝说隐士出山的《七启》等， 其中一些也涉及政治抱负， 如《周文王赞》、《周公赞》、《汉高祖赞》等。
这些作品多有一种“单纯的美感”, 主题明确， 情感集中， 不乏佳作， 但总体上抒情主体依旧给人一种沉湎享乐、放旷自任的贵公子形象， 流于光景， 思想单薄， 缺乏深层意义。《洛神赋》则是此前爱情、政治两类主题深度融合的产物：爱情方面虽犹有雕饰痕迹 (如大量词藻铺饰) ， 但洗去了之前的纵情轻浮， 转为真挚沉痛；政治方面虽犹有幼稚想法 (如不从自身不足寻找争嗣失败原因， 而归之于曹操的“狐疑”及“礼防”) ， 但洗去了之前的空想浅陋， 转为悲怆深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