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洛神赋》与李商隐的无题诗相似, 即文本主体为爱情感受, 但又不拘于爱情一隅, 部分词句渗透着另外的思想, 如政治理想的幻灭。《洛神赋》中爱情幻灭、政治幻灭两个路向并非完全分离, 而是殊途同归、相互补充的浑有机整体, 一为表, 一为里;一为主, 一为辅;一为正面, 一为侧面;一为直接, 一为间接;一为文学性之表现, 一为政治性之表现;一为艺术价值所在, 一为思想价值所在。
两者互补性明显, “互补性应具有互斥性、相济性、整合性三个特征。互斥性即因双方相互限制而造成各自的有限性, 双方互不兼容, 不可相互替代;相济性即是双方均非自足, 双方均以自身存在补足对方;整合性即互补结构具有整体效应, 互补结构在整合性的意义上是非加是, 即不是互补成分的性质与功能的机械叠加, 整体效应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 因而不能为孤立的互补双方所‘分有’。” 下面试分别论述爱情幻灭、政治幻灭两者之间的互斥性、相济性、整合性三个特征:
(一) 互斥性
爱情和政治两个各有边界的领域并不完全重合。实际上曹植爱情希望的破灭和政治理想破灭并非同时发生:前者以建安二十二年 (217) 左右崔氏之死为标志, 后者以建安二十五年 (220) 曹操之死为标志。崔氏死后, 曹植的爱情希望固然破灭, 但政治生命并未完全终结, 依旧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如建安二十四年 (219) “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 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 , 从后来替代曹植领军的于禁“督七军”、七军覆败导致“羽威震华夏。
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继于禁支援曹仁的徐晃“所将多新卒” 来看, 此次曹植“南中郎将, 行征虏将军”之职所辖军力强大, 一旦任职即掌握相当数量的精锐军队, 若获胜则威望大增, 在实力和声望上对曹丕世子之位形成强大挑战, 因而遭到曹丕的刻意阻挠, “植将行, 太子饮焉, 偪而醉之。王召植, 植不能受王命” 。
(二) 相济性
在曹植身上, 爱情和政治还有相关性的一面, 爱情希望的破灭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理想破灭的前兆或表现。如“植妻衣绣, 太祖登台见之, 以违制命, 还家赐死”, 这简短的文字中所包含的信息是丰富的: (1) 崔氏是在公开场合“衣绣”, 并无“违制命”觉悟。 (2) “太祖登台见之”, 崔氏正好被曹操看到。 (3) 曹操以“违制命”为由杀崔氏。 (4) “赐死”发生在“还家”之后的私人场合。
曹操虽“揽申、商之法术”, 但“法制苛碎”, 权术重于法令, 并未真正做到“依法治国”, 其用刑施罚多因时势而变, 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或有罪不罚, 如“时科禁酒, 而 (徐) 邈私饮至于沈醉……竟坐得免刑” ;或借故诛杀, 罚胜于罪, 如崔琰、孔融、毛玠、许攸、娄圭、杨修等, 因而后世有“失政刑” 评论。崔氏之死也是曹植争嗣不利下的牺牲品。
曹植“乘车行驰道中, 开司马门出” , 导致曹操严重不满“太祖大怒, 公车令坐死”、“自临淄侯植私出, 开司马门至金门, 令吾异目视此儿矣”、“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 吾都不复信诸侯也” , 并“重诸侯科禁”, 曹植党羽亲属首当其冲, 遭到严惩, 如崔氏、杨修。不然在曹植“特见宠爱”、科禁未严之时, 曹操也不会“虑终始之变”, 诛杀示警。此外崔氏“赐死”发生在“还家”之后的私人场合, 这也说明曹操并未对曹植完全绝望, 两者关系依旧有转圜余地。
(三) 整合性
曹植前期作品的主题大略可分为两类:一是情感方面, 多为纵情享乐, 如“取乐今日, 遑恤其它” (《闺情》) 、“置酒高殿上, 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 烹羊宰肥牛” (《箜篌引》) 等, 其中一些也与男女情感相关, 如“思同游而无路, 情壅隔而靡通” (《愍志赋》) 、“悲良媒之不顾, 惧欢媾之不成” (《感婚赋》) 等。二是政治方面, 多为言志慕贤, 如言参军报国的《白马篇》、劝说隐士出山的《七启》等, 其中一些也涉及政治抱负, 如《周文王赞》、《周公赞》、《汉高祖赞》等。
这些作品多有一种“单纯的美感”, 主题明确, 情感集中, 不乏佳作, 但总体上抒情主体依旧给人一种沉湎享乐、放旷自任的贵公子形象, 流于光景, 思想单薄, 缺乏深层意义。《洛神赋》则是此前爱情、政治两类主题深度融合的产物:爱情方面虽犹有雕饰痕迹 (如大量词藻铺饰) , 但洗去了之前的纵情轻浮, 转为真挚沉痛;政治方面虽犹有幼稚想法 (如不从自身不足寻找争嗣失败原因, 而归之于曹操的“狐疑”及“礼防”) , 但洗去了之前的空想浅陋, 转为悲怆深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