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诗圣杜甫逝世1250周年。北京大学博士、著名诗人、评论家师力斌最近推出了研究杜甫的专著《杜甫与新诗》。该书出版不久便引发了中国评论家们的争议：中国当代新诗，究竟应该学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认为，新诗从杜诗那里的确可以学到许多审美经验，如《杜甫与新诗》的作者师力斌所云，名词意象的运用，明喻、暗喻、借喻、博喻、倒喻的穿梭，音乐感的流动，都可刺激新诗作者寻找恰当的辞章之路。著名批评家程一身则认为：百年新诗中尚未出现杜甫式的大诗人。“在我看来，《杜甫与新诗》的出现可以纠正中国当代诗人以西方诗歌为主要参照系的文化偏执倾向，也就是说，它对中国当代诗人构成了这样一个提醒：与其从国外到处寻找写诗的借鉴，不如以中国诗歌传统中的大诗人为榜样。”周末将至，读什么好书？红星新闻《红星书评》今日推荐师力斌和他的新书《杜甫与新诗》。
杜甫的伟大，映衬出中国当代诗人的贫弱
◎程一身
《杜甫与新诗》出版后之所以能引起关注，完全是此书的重要性决定的。杜甫是古诗中首屈一指的大诗人，百年新诗中尚未出现杜甫式的大诗人。在我看来，《杜甫与新诗》的出现可以纠正中国当代诗人以西方诗歌为主要参照系的文化偏执倾向，也就是说，它对中国当代诗人构成了这样一个提醒：与其从国外到处寻找写诗的借鉴，不如以中国诗歌传统中的大诗人为榜样。
众所周知，新诗诞生于对古诗的反叛，很长时期以来，中国现代诗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刻意回避古诗传统的态度。书中详细梳理了重要的中国现代诗人对待杜甫的反常态度，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杜甫是中国古诗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大诗人，对杜甫的态度其实是对古诗的态度，尤其是对讲究格律的近体诗的态度。这当然是中国现代诗人一心追求自由或自然并以此为准绳建设新诗的需要。其实也是新诗自身还很虚弱的表现，它怕经受不住古诗这种“异质物”的吸引而失去自己。
如今自由精神已在新诗中得到落实，中国当代诗人不再担心被古诗同化了，因而是时候亲近中国古诗传统了。事实上从闻一多以来这条线就没有断过，只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诗人在写作中呈现出亲近古诗传统的倾向，张枣与昌耀是风格迥异的中国当代诗人，他们都体现出鲜明的古典倾向。事实证明，只有亲近传统才能转化传统，进而激活传统，更新传统，使中国诗歌得以切实发展；那种借助翻译诗歌进行的先锋探索大多是猎奇搞怪的行为，虚张声势而已。
我注意到，有人质疑书名为什么不是《李白与新诗》。这位质疑者很敏感，对杜甫尤其是他运用的格律充满了警惕。在他的潜意识里，李白才契合新诗的自由精神，杜甫就是个格律诗人，是新诗的反面或障碍。我倒是认为《杜甫与新诗》更有意义。
李白属于个人主义者，充满自由精神；杜甫是个集体主义者，注重服从大局，同情民生，尽管其爱民是以忠君为前提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李诗是自娱的，杜诗是感人的。
从诗体上来说，李诗以古风体见长，杜诗则是律诗的巅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代表中国古诗艺术高度的并非古风，而是近体。因此，杜甫比李白更古典，相比而言，李白显得很现代。从诗学层面来说，李白属于天才型诗人，具有难以师法的一面，而杜甫属于技艺型诗人，其诗歌与当时社会现实的呼应更广泛更密切，诗艺也更精湛。而且，杜甫对新诗的启发更丰富，更有可操作性。
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对杜甫的诗艺剖析与相关新诗对应起来，从而凸显出杜甫的伟大，以及中国当代诗人的贫弱。更重要的是，“杜甫与新诗”这个命题充满了张力，在这个社会与诗歌的双重自由主义的时代里，迫切需要的是杜甫式的节制，而不是李白式的放纵。
作者说，“我读杜甫，头一件事就是想把他作为自由诗人，而不是格律诗人”，对此我想说的是：杜甫的自由是在熟练掌握格律之后达成的自由，而不是单纯的自由。我认为这也可以反衬中国当代诗人所有的只是单纯的自由，或低级的自由。杜甫对现代汉诗的更深启示或许在于：中国当代诗人应致力于现代汉诗的韵律建设，使诗歌获得富于韵律的形体，从而使现代汉诗走向成熟，像律诗那样真正可以称为声音的艺术。（作者系批评家，获第五届中国当代诗歌翻译奖）
释放汉语的潜能，新诗可借鉴杜诗
◎孙郁
新文学的出现，在体式上已经不同于古代诗文，彼此确乎不在一个空间，几千年的辞章经验便不幸断裂了。但细细看来，散文、随笔略好一点，在语体文中出现一些古文的句式，是自然的事。独有新诗，则怠慢了诗经以来的一些精义，与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新诗，几乎无法转换古诗词的韵致，笔调多是还从译诗中启示过来的。新诗作者不再关心古诗词，已经被诟病过多年。至于克服此一缺陷的办法，无论是诗人还是批评家，好似一直没有找到。
我们的古人是很重视诗文的承传的。比如宋代以后，文人暗接杜甫传统者甚多。苏轼、黄庭坚言及杜甫，都能够从意境与文体中得其妙处。但到了民国，新文人对于杜诗多在学术层面思之，于新诗中延其文脉者寥寥。
何以如此？诗人们好似没有深思于此。最近，师力斌先生著《杜甫与新诗》一书，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本书不妨说是对于新诗史的一种总结，又能独辟蹊径，认为不仅就思想性而言，从技巧来说，新诗可以借鉴杜诗者的路亦不止一条。多年间的疑惑，也瞬间冰释。
师力斌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杜甫也是自由的诗人。古代的诗歌虽然有格律的要求，但那些形式对于杜甫都没有太多限制，其辞章与韵律都飞扬于语言之维的内外，汉语的潜能被一遍遍释放出来，形成不拘一格的体例。
作者说：“杜诗的好，不全来自对仗、平仄与押韵。杜诗丰富的技巧，可对应于新诗的字词、句法、结构等技巧，即使减却其韵律平仄，拿掉对仗，也不失诗意”。我们的作者在深读作品时发现，杜诗的变幻莫测之风，既有精神的幽深，也有表达的自如。“杜甫可谓诗歌散文化的先行者和倡导者，下开宋诗以议论为诗的先河”。他引用王力先生观点，从诗词内在结构出发，看到超越法度的可能性。应当说，对于有文体意识的人而言，这样的发现，开阔了审美的空间。
汉语的特点是字本位，字与字、词与词间，因平仄不同，搭配千变万化。自从人们重视佛经翻译的经验与方言的借用，文学的词语暗自生长，其内蕴深入到了广远之所，遂催生出新的艺术。六朝以后，诗文的起伏之韵、跳跃之思，流光逶迤而灿烂。但这种气象，到了近代已经式微，除了极少数人，士大夫已经多无此种遗风。
师力斌是有历史感的人，不像一般批评家那样静止地看待当代作品。他有一个整体的文学观，从许多文本里能够跳将出来，古今对照，读出了作家写作中的问题。比如面对新诗，觉得好处是可以自如往来，不拘俗套，但炼字炼句的特征消失，意象也随之单薄起来，遂失去了古诗的某种悠远、神妙之趣。师力斌认为：“只讲自由，不讲规矩，诗语失范，特别是口水诗的泛滥，给新诗带来恶劣影响，致使许多新诗读者大倒胃口”。这样的感叹，不懂文学史者是不会有的。
我年轻时读胡适的《尝试集》，觉得过于直白，可回味的意味殊少，于是不再有翻阅的欲望。只有艾青、穆旦的诗歌，唤起了我的一种内觉，仿佛看到了白话诗的潜能。汉语自身的特点，使其表述空间颇为辽阔。词语的组合，概念的对应，名词与动词的神接，都有不可思议的变化之径，但并非人人能够运用自如。郭沫若的《女神》乃情感的涌流，因为没有节制，审美的天平是倾斜的。冯至的《十四行集》固然有其佳处，却不及古诗的隽永之气，神思被词语所囿，未能出现大的气象。至于何其芳诗的平直，田间作品的单一，那就离美的境界很远了。
中国好的作家与诗人，文字里常带奇气。凡俗之间翻出新意，就打开了语言之门。我曾经说鲁迅的散文诗是“一腔多调，一影多形”，词语的迷宫里有幽玄的思想流溢。这与杜甫的辞章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师力斌将杜甫诗歌里的审美奥秘之一总结为“矛盾修辞”，看到了审美的核心之所。杜诗里常见对立情感的交织，对仗之中，悲欣互视；晦明之间，杂味悉生。新诗其实也可以很好借用类似的手法，师力斌在穆旦、海子等人的作品里，看到了这种可能，虽然新的诗人的摸索还带着稚气，但几代人的探索是重要的。
从百年新诗发展看来，翻译体的作品影响最大，好的诗人多是翻译家，他们有双语的经验。但旧学修养不足，是一个大的问题。难怪王家新说新诗的现代性是出了问题的现代性，这类感叹，无疑也带有危机意识。
艺术里的出新，其实是对于审美惯性的克服。里尔克在描述塞尚作品时，发现其画面的诱人在于存在着无色之色。“在他极度敏感的眼光下，灰色作为颜色是不存在的，他挖掘进去，发现紫色和蓝色、红色和绿色，尤其是紫色”。这与诗歌里的词外之词，可以说是一致的。中国古人很会运用这样的审美暗示，钱锺书讨论“通感”，其实也涉及到类似的话题。
古人的经验，在白话文里延伸起来较易，于新诗中生长起来则有些难度。我们看知堂的文章，明人的意味隐约飘动，古今的辞章天然一体，颇为老到。但他写的新诗，就失之简单，似乎被什么抑制住了。新诗的难度有时甚于散文、小说，故每有进步，都带着跋涉的艰辛。
木心先生说：“读杜诗，要全面，不能单看他忧时、怀君、记事、刺史那几方面。他有抒情的，唯美的，甚至形式主义的很多面”。这是对的。杜甫与新诗的话题可做深思的地方多多，这里有思想境界的温习，也有感知方式的参悟，古人对此早有恰当之论。新诗从杜诗那里的确可以学到许多审美经验，如《杜甫与新诗》的作者所云：名词意象的运用，明喻、暗喻、借喻、博喻、倒喻的穿梭，音乐感的流动，都可刺激新诗作者寻找恰当的辞章之路。
任何杰出的诗人，都多少拖着前人的形影，又走在无路之途上。打通古今，是人们常说的话，但在新诗方面却成绩不佳。不过，从杜诗的传统看文学的未来，以往的悲观也大可不必。年轻的诗人们，不会总在狭小的笼中。（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师力斌
【作者简介】
师力斌，笔名晋力，诗人，评论家，《北京文学》副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1993年开始发表诗歌，曾获全国首届新田园诗大赛、巨龙杯首届高校诗歌大赛、第三届名广杯诗歌大奖等奖项。作品入选《诗歌北大》《中国当代实力诗人作品展》《中国诗歌民刊年选》《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等多种选本。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化研究，著有《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杜甫与新诗》等。
编辑 乔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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