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自乌台诗案之后仕途坎坷，而这一切有人认为是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所致，更有人认为是苏轼写诗文得罪人的结果，而当我们仔细了解苏轼的一生之后，或许发现，苏轼的所有遭遇只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看法而已。
神宗在位期间，力挺王安石主持变法，而苏轼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大部分内容，不断上书对新法的条例进行批判，希望朝廷能够看清楚变法内容是不是利于政权、利于百姓，最后落得被诬陷，被贬官，被监视居住。
神宗去世后，哲宗继位，然而真正控制朝堂的是英宗的皇后高氏，高太皇太后是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她垂帘听政时，她启用守旧派司马光等人，力主废除一切新法，苏轼在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被视为旧党，这时他自然被召回重用，然而他反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于是，旧党人开始排斥他，甚至陷害他。
高太皇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在太后垂帘时，旧党大臣视皇帝如无物，哲宗压抑太久，自己手握大权之后做得第一件事就是不再听从太后重用之人的意见，将原来被高太后和司马光打压的人重用，建立自己的班底，也就是新党重新被重用。而苏轼始终是反对，并且在高太后执政期间受到召回与重用，自然被哲宗视为旧党，哪怕他曾经陪着哲宗读书。
元祐八年，礼部尚书苏轼被要求出任定州之州，定州是靠近契丹的一个地方，在他忙着定州事务时，朝廷上又发生变化，他弟弟苏辙因为反对哲宗的一些做法，被贬官，苏轼被牵连，贬去英州州（今广东省英德）做知州，结果他还没有走到英州，朝廷又下了一道命令，让他去更远的惠州出任宁远军节度副使。
在宋朝，节度使不过是虚职，不用处理政事，苏轼在惠州几年过得相对安稳，与当地人相处和谐，生活也比较闲适，甚至在惠州买地建房，准备在惠州养老。然而，他还是过于乐观，以为自己远离京城就没有人记得他，但是，怎么可能？
苏轼在惠州没有少做诗文，还有一些流传出去，比如他曾写了一首七绝来描绘自己随遇而安以及在惠州生活还算安稳：《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在绍圣四年传到了京城，当朝宰辅大臣章惇读到这首诗时挺不高兴，他是哲宗重用的新党骨干，立场上和苏轼不同，见不得苏轼活得快活，于是请求哲宗将苏轼贬去儋州（今海南儋州）。苏轼在乌台诗案后明明已经暗暗告诉自己少写诗文，却还是又栽倒在诗文上。
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
这件事是记录在成书南宋专门诗人遗闻轶事的《艇斋诗话》上，《宋史》中则并未提及。在一些与之时间相关的记载中显示，在绍圣四年不少被高太后重用、反对新党的人再次被贬，司马光那会已经死了，依旧两度追贬，“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想来苏轼被贬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章惇推波助澜产生的结果。
参考资料：《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