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科技实力增长迅速，科技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拥有较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强的科技实力，而且在逐渐拉近与发达国家综合实力的差距，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终将会登上世界科技的巅峰，在世界科技格局中居于重要地位。
而在这蓬勃的发展进程中也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在杨振宁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可以起到一些积极的影响。二十一世纪初，杨振宁曾在演讲时说道：如果有人向他质疑中国现在发展明明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他怎能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如此大的希望？
一、深远影响
那么他的回答其实是非常明确和简洁的。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的未来如此乐观，也许包含了对祖国科技事业、社会发展的无限的期待，但绝不是毫无根据的乐观，中国现在虽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但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一定可以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一些作用。
金融危机爆发，势头之猛，席卷全球，中国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杨振宁认为，中国因为独特的传统文化而使得自身免疫了一部分影响。在他看来，时全世界都面临着经济危机，但温总理非常有信心让中国的经济可以受到尽量小的危害，他这样的自信绝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的稳定性。
杨振宁说：“我自己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常常喜欢想想,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有密切的关系。”可以看出，在杨振宁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它更加的保守和内敛，杨振宁提到，中国传统文化走了“人本”的道路，而西方文化则走了“神本”的道路，二者有各方面的文化差异。因此，中国人从小就受到祖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他们的性格就比较偏向于儒家思想中的坚韧，隐忍和重情重义。
杨振宁认为，中华民族的那种忍耐力和坚韧是别的文化所没有的，一些国家的体制与发展历程是不足以孕育出这样历史悠久的文化的。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在一贫如洗的艰难时刻还可以发展出两弹一星这么巨大的科技成果。
结合上文，杨振宁对人才在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的分析，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深远。杨振宁掷地有声：“我认为中国近些年的成功，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传统有密切关系。”
，杨振宁在谈话中提到中国当初能够在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并发现抗疟药物青蒿素，很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家们非常地勤奋、非常投入，并且特别执着，但还必须补充的是，中国有她独特的传统儒家文化：重视勤奋和耐心；将家庭和国家置于个人之前，并高度重视教育。
二、存在不足
杨振宁认为，美国高校、科研机构中的中国留学生普遍勤奋，但也太过拘束，缺乏创造力。美国许多大学都会定期举办各类讲座，而中国留学生大多选择不去听讲，因为讲座的内容与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太相关。
在杨振宁看来，这是有其传统的心理基础的，中国传统教育在中国学生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杨振宁认为，这样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式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太过于封闭自我，封闭知识。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不利因素也很多元，以下几点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首先，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走向是不一致的。杨振宁讲过，西方文化总是很明确，他们总是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追求的研究结果是非常精准的，举个例子，希腊的几何学，从发现到证明，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是非常严谨的。
反观中国，因为受到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的文化是比较抽象和诗意的，同时中国的文化其实是比较难理解的。举个例子：中国的医学，与西医比起来，二者对于疾病的治疗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后者更偏向宏观，而前者则更加具体、微观。
杨振宁认为，中国这样的教育模式其实是典型的东方传统权威型教育模式，这样长期以往的权威型教育方式，会让学生们丧失质疑的勇气和开拓创新的想法，可能导致许多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自己把点子扼杀在摇篮里。
这种教育方法的优点是会使学生比较谦虚，所以也不能把这种教育方式一口否决，但这样培养出来的年青人，在做学术研究时，就比较吃亏了。按照中国的教育传统，如果你对某个问题没有把握，就不要乱讲。在杨振宁看来，不敢质疑不敢创新的学习方式是不可取的。
他曾说道：“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当然可能后来常常是错误的。但是随风而飘，没有见解，是不会走多远的，也做不出重要成果。爱因斯坦的最可贵之处就是经常讲出别人不敢讲的话，做出别人不敢做的事。”
最后，“我在中国学习的研究方法，是‘演绎法’，我发现，这完全不是费米、泰勒等的研究方法，他们是从实际试验的结果中，归纳出原理，是‘归纳法’”。杨振宁回忆起自己过往的经历，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都是曾经孕育他梦想的基地，但这两所大学的学习氛围与学习方式却是大相径庭的。
西南联大是杨振宁上了六年学的地方，他发现这里的老师上课讲得都比较细致，并且所涉及的范围也比较的广泛。而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们大都是专注于研究的，他们对于课堂的知识传授并没有那么详细。但是，这样的上课方式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比较切实际，有利于思路拓展。这对做研究更有好处。
三、切身经验
总的来说，杨振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利有弊，与美国文化对比起来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该发扬长处，纠正短处。杨振宁在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首次回国后讲道：“我在中国受了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对解放前中国传统教育的成果有切身经验。”
“我后来在美国26年，也到欧洲、苏联去看过，对解放后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希望在这次有更多的了解。所有的历史是从过去来的，大家对教育的态度，与传统的想法有密切的联系。我所认识的中国对教育的态度，教育的哲学，与西洋对比，有相当大的不同，我有深刻的印象，不仅我自己，许多同事也是如此。”
“中国的传统是着重按步就班的学习，着重训练，而西洋的着重启发，不着重训练。训练的方法有很大的好处，按步就班可以堆砌上去，可以到很深的地方，我个人印象对很多人是有很大好处的，有安全感，什么是知道的，什么是不知道的，弄得清清楚楚，这是心理上的重要因素。”
“美国则不一样，启发你自己的兴趣，砖头是乱堆的，缺点主要是心理上的，因为碰到新的东西非常心虚，怕了。但反过来，美国这种传统有很大好处；中国的传统有很大坏处。美国的比较大胆、奔放，中国的遇到新的东西容易畏缩不前。”
“这不是对每个人都一样，我觉得每件事都应随时纠正不好的，吸收好的，我觉得中国、美国在这两方面各有所长，可以折衷。”，杨振宁在清华接受专访时说道：“我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道义承负，这是父亲给我的最重要影响。”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年青人的道德与担当的培养的重要意义。做学术研究需要基本功，杨振宁认为，科学研究想要出结果，要耐得住漫长的过程，切勿急于求成。他说：“我很欣赏中国两句古语,‘宁拙勿巧,宁朴勿华’。做学问没有扎实的了解,出一两天风头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而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教育比较成功。杨振宁指出，在中国传统教育的训练下，学生更注重稳扎稳打，基础训练扎实，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杨振宁提到观美国学生考试便知，他们没有根基。杨振宁出国之前，在西南联大读书6年，就是在这里，他扎实了根基，对以后漫长的科研工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在出国之后，杨振宁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他把1947年当做了一个挫折或是烦恼的经历。因为那时的他在芝加哥做研究生，虽然在中国积累的知识很扎实，但做研究工作却不成功，到了实验室，也不会动手。而科学技术发展离不开动手能力。
杨振宁曾道，你把中国的文化跟美国的文化以及欧洲文化对比，不难发现，美国孩子是最为活泼、动手能力最强的，而中国孩子相对来说是最沉闷的。这恰好对应了各自的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而美国的文化建立起来的时间最短，欧洲的则介于中间。
杨振宁认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学生一般更稳扎稳打，根基很稳的同时却也养成了胆子很小的性子，不敢随意发表言论，不敢质疑先贤。与西方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而杨振宁承认他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
在被提问道：“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曾经称您为保守的革命者。您同意吗？”时，杨振宁回答说：“在他这样说之前，我从没想过我是保守的。他在1999年的演讲中这样说之后，我想了想，觉得他是很有道理的：我重视传统，通常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去探索新的方向。”
四、科学传统
如何提高科技工作者敏锐判断有前途研究方向的能力，在杨振宁看来，传统至关重要。我们知道，传统有多种划分方法，比如文化传统、社会传统；比如东方传统、西方传统。对于科学发展而言，自然离不开厚植适宜的科学传统，以及学术传统、教育传统等。
2000年，杨振宁在南京回答当时为什么还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时讲到：“学术要有传统。学术传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使年轻人知道哪个问题是值得去做的，哪个问题容易有发展前途。中国科学的传统一时还发展不上来，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
更具体地说，传统与科学家个人科学风格或科学品味的养成与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在杨振宁看来，品味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不只是大的科学问题需要品味。即便是对一个研究生，发展自己的品味也很重要，他需要判断哪些观点、哪类问题、哪些研究方法是自己愿意花精力去做的。”
对于自身物理品味如何形成的问题，杨振宁讲道：“在大学期间，我在战时的昆明遇到了吴大猷和王竹溪两位老师。他们指引我进入了物理学中的一些领域，而这些领域后来发展成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在这两个新生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对我的研究品味与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杨振宁认为，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有taste，可以说是品味，也可以说是风格，又或是偏爱。若想做出一番成就，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品味与风格。他说：“我在西南联大七年，对我一生最重要的影响，是我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已有我的‘taste’。”
他还说过：“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从爱因斯坦开始，“实验-理论-对称性”到“对称性-理论-实验”是物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
杨振宁进一步指出对称离不开群论，并成为他规范场论、宇称不守恒理论取得重大进展的思想武器。他曾说，统计力学、对称原理，二者是他研究生涯中主要的两项。而接触到对称性，并对其产生兴趣，到进一步开始研究，就起源于当初还是大学生时。
在西南联大，吴大猷先生曾给他一本《现代物理评论》，然后杨振宁在回家之后与父亲谈讨，便又得了一本《近代代数理论》，经过仔细阅读，杨振宁逐渐对群论加深了了解，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杨振宁说：“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实际上，西南联大走出的著名科学家不只杨振宁一人。这所特殊的学校在抗日战争打响后设立，前后共存时长不足9年，但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抗日情况下，西南联大始终保持着自己“刚毅坚卓”的校训，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比如：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世界著名科学家。
而西南联大能有这样的成就，与其良好的传统密不可分，杨振宁曾讲，能够在青年时期就读于西南联大，实在是一生受益的一件事。在他看来，这座母校有着非常优秀的教育传统，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他，使他受益匪浅。
1992年，杨振宁参加台湾清华大学80周年校庆时这样评价西南联大：“当我于1938年至1942年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其课程跟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大学相比，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过之’，是因为我们良好的教育传统。
西南联大得天独厚，有强大的师资阵容，我得到很大益处。这是因为19那少数的几个人，通过我父亲那一辈，再到陈省身那一辈，等到了我念书时，已经可以在国内接触到国外最前沿的学问。”也就是说，优秀的传统对于一个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对于科学家群体，乃至一个区域和国家的科学进步都至关重要。
在杨振宁看来，如何评价科学传统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培育和发展科学传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摧毁它却是轻而易举。杨振宁举例：德国就曾经历这样的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物理学和数学的深厚传统，仅在短短二三年之内便消失殆尽了。
五、总结
正如20世纪末杨振宁指出的，过去的三个世纪，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抵抗导致西方科学一直传入未果。但是，杨振宁指出，现如今这种抗拒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可以说，近年里，中国科技表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与这种转变密切相关。
当然，对于中国来讲，科学传统的培养不可避免的要认真审视和分析传统文化的作用，就是说，中国当代科学传统建设，必然是中国文化与科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如何消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释放和激活积极因素是无法绕开的重大课题。
对此，杨振宁也多次谈到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应传承的部分与需要改进的方面。杨振宁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积极因素，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重视纪律、忍耐与勤奋等传统，在科学时代完全可以转化成推动中国科教事业发展的文化力量。
他说，在西南联大时，之所以能够在物理学领域直接接触到世界最前沿的知识，而且学的很扎实，甚至比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学到的物理学还要好，就在于“中国的教授和中国的学生对于教书、对于学习是非常认真的，比美国一般的教师和学生要认真。”
而与此同时，也必须清楚看到中国传统中的不利因素，去芜存精。所以说，中国要建设当代科学传统，要不断加强全社会对科学的重视，科学家也要有意识地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同时，要善于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积极因子并有效转化为现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