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30日，全国边防警戒雷达全部开机，时刻严密搜索空中目标。同时西北核试验基地也森严戒备，程度和“一级战备状态”无异。
“12点20分，一架携带着‘实战氢弹’的强五K飞机起飞，40分钟之后迎来巨响和蘑菇云的腾起！”按照计划，这套流程将在30日这天完美上演，然后便是科研人员们的欢呼雀跃，新闻刊登后的举国欢庆，震惊世界之后，意味着中国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此次投掷并未成功。飞行员杨国祥在生死抉择中，选择了宁愿粉身碎骨，也不跳伞，向指挥部发出了“带氢弹着陆”的请示。
说到这，很多人会疑惑，我国不是在1967年6月17日那天，大西北就已经成功试爆了“首枚氢弹”了吗？为何又说这枚氢弹投掷成功后，才算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呢？
4年前的那枚氢弹同样意义非凡，中国在距离原子弹成功试爆仅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就成功试爆了氢弹，令西方惊呼：中国怎可能会如此神速？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这是毛主席的原话。历经百余年风霜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国家百废待兴，西方又对我国虎视眈眈，想要独善其身谋发展，“自强”是王道，而在当时这个王道几乎就可以约等于“两弹”。所以钱学森、钱三强、于敏、郭永怀等等科研学者们，为了中国的“两弹事业”费尽心力。
1964年10月17日和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都升起了一颗比天上的太阳还要明亮“太阳”，载入史册，举国欢腾。但这时候的科研人员、国家领导们依旧没有放下心中顾虑。因为当时的氢弹，“实战价值”并不高。
想要实现氢弹的实战价值，“能运载”“能投掷”一个都不能少。能满足运载和投掷的工具有很多，到底选哪个更好呢？并且，在飞行员的选择上也无比关键。
最终飞行选择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款军用飞机：强-5超音速强击机，主飞行员是杨国祥。虽然选定杨国祥是确定强-5之后的事，但他和强-5早就有了密切联系。
杨国祥出生于1929年，家在云南一个偏远山村，彝族人。他们家祖祖辈辈都没几个读过书的，他的父亲为了谋生一辈子没少吃苦受累，所以在有了孩子之后便想尽办法供他读书。
起初他们村子是没有学校的，好在后来几个村庄联合建了所小学，就是距离杨国祥家有着10来里远。起初一起上学的孩子还不少，后来一是由于路途遥远，二来由于战乱打破了数个家庭，到最后上下学路上便只有他一个人了，不过他从来没想过放弃。
因为生长在抗战年代，也有着一颗报国心的杨国祥，恰好在学校和地下党有了接触，他便加入了当地的共青团，1949年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志报效祖国。
同年11月11日，中国空军成立，开始招收飞行员。杨国祥清楚地记得，当时空军来他所在部队招飞，1000余人报名仅选中了6人，他是其中之一。后来又经过筛选，6人中只有他通过。这当真是千里挑一呀！
1950年2月，杨国祥去到了牡丹江航校，接受系统训练，只是这训练条件有着多方面限制。飞机基本都是抗战年代里，历经过战火的美式和日式飞机。负责培训的教员，也基本都是自愿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俘，和一些国民党起义人员。
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杨国祥和其他新飞行员一样，才只接受了3个月训练，就被调到了战斗部队派驻东北准备入朝。目睹了战火，目睹了美军先进飞机，知晓了美军飞行员飞向时常能有上千小时后，杨国祥深切地感受到，原来自己在新兵飞行员中，还不错的70个小时飞行经验，压根算不上什么。面对美军，志愿军好像只有“勇气”这一个长处。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将自主研发强击机提上日程。“雄鹰302”上线，也就是后来的“强-5”，总设计师是陆孝彭。漫长的研制过后，杨国祥是4名试飞员之一。但由于他此前从未飞过强击机，所以他先去飞了一段时间米格-19，才转到了唐山飞强-5。
一年多的试飞时间里，杨国祥飞了200多个架次，还根据自身经验做出一份优越点报告，在主题为“强-5可行性”的会议上做了报告。“可行性”的高低决定着是否量产强-5，所以试飞员的报告内容十分关键。1969年底，强-5终于定型，党中央决定生产250架。
而就在最后定型前的试飞中，国防科委二机部九院氢设计所有人来找了他。
“你觉得我国飞机中有能携带‘大炸弹’的吗？比如氢弹？”“强-5或许可以！”杨国祥回答道。
那人和他交谈了好多内容，从那时候起他便意识到，强-5或许要肩负更重要的使命，甚至将被包含在我国的某个战略计划中。但后来好些时日也就没了动静，杨国祥还以为是他想多了，直到1970年4月底，奉命去到江西320厂，他才知道上级已经决定由强-5担任投掷工具，他被任命为投掷“首枚具有实战能力氢弹”的主飞行员。
为了让投掷“万无一失”，他去到了西北核试验基地机场，全身心投入到训练中。光是投掷和氢弹重量、尺寸一模一样的模型弹，杨国祥就练习了200来次。训练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就在大家都以为1971年12月30日13点时，氢弹会毫无意外地爆炸时，还是出了问题。
虽然那时候已经是凛冬，但30日那天的天气很好。
“2178，起飞！”收到指挥部命令后的杨国祥，于12点20分从基地驾机起飞，开往300公里外的罗布泊零号地点。
12点45分，飞机临近投弹靶标中心，杨国祥详细检查了一遍飞机仪表和挂弹装置的状况：一切良好！同时耳机里还传来了指挥员的声音，让他不要紧张，按照流程操作。
杨国祥开始向左压坡度，下降飞行高度，时速增加到900公里，有条不紊地按下了程序开关……在距离靶标中心9公里时，杨国祥收到指挥部的“投掷”命令，他立马拉起驾驶杆，当飞机机头爬升到45度角时，他按下了投弹电钮，并快速掉转机头。一系列操作毫无纰漏，但是氢弹并没有任何动静。
杨国祥立马向指挥部请求“应急投”，得到批准后他重复了一遍既定流程，结果依旧没变化。加上第一次正常投掷，杨国祥一共尝试了4次都没有成功，他开始慌了，额头上也开始冒汗珠。
此时的他有三个选择，一是跳伞保证自身安全；二是将飞机迫降到了戈壁滩，不会造成人员伤亡；三是，他尝试将飞机开回基地。思虑过后，本着不让科研人员的心血白费，和将自己的生死抛之脑后的想法，杨国祥选择了第三种。
“带氢弹着陆！”指挥部听到了2718传来的请示，指挥部里所有人的心也同样提到了嗓子眼……
很快周恩来总理收到了来自指挥部的请示，在得知飞行员尝试了三套预案后，依旧没有成功投弹，飞行员请求“带弹着陆”后，周总理说了：“我们要相信飞行员，但为了以防万一，全员撤离地下通道。”
“没办法呀，只有安全落地了，原因才好找呀！”面对兰州空军作战处处长无奈地“责骂”，杨国祥也只好无奈地这样的回答。是呀，机场上万人，如果飞机没有安全落地，后果简直难以想象。还好的是，杨国祥胆大心细，技术过关，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之后装置被送去北京做了详细分析，原因处在了一个挂钩上。飞机飞临高空，温度骤降，挂钩因为突然的温差而变形失灵，导致推送装置电路短路，影响了投弹。
而后经过对装置的改进，中央决定了第二次投弹。1972年1月7日那天，西北机场再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杨国祥再次驾机起飞。出发前，总指挥杨焕明还特意让他谨慎，说如果真的不行，就别勉强。
杨国祥（左）
还好，一切的一切都在计划之中，12点30分一架强-5快速滑出了跑道，腾空而起飞往罗布泊基地。
“嘭——”在杨国祥成功投弹后的第32秒，氢弹毫秒无差地自动爆炸了。强光直冲云霄，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上万人欢呼雀跃。杨国祥所驾飞机都还没落地，就看到了大家高举欢呼的手臂。
虽然他带着氢弹回基地创造了奇迹，但他的名字在往后的里都是秘密，直到1999年建国50周年庆祝“两弹一星”回忆里，他的名字才被确认，被更多人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