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东，男，1967年生，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1995年起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小说集《黑眼睛》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孙犁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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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夜晚的宁静》在审美意蕴和哲学意味层面带给我们多维的启迪，主人公魏老师在追寻心中“自我理想”的过程中、在与各种社会关系的推拉迎拒中形成“自我的异化”。他塑造了爱人瘫痪、儿女需要依靠的家庭背景，打造了自己即将调转到重要岗位的工作意向，展现了为大学同学留校而牺牲个人前途的勇气。“我”作为亲近的旁观者，试图理解他的纠结与渴望、犹疑与执着、求索与期冀。但魏老师在一场大雪中悄然离世，留给人们的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镜像人生。刘建东在挖掘人性的深刻和探测生活的深度方面打开了新的文学阐释空间。
—— 文苏皖
《穿越夜晚的宁静》赏读
摩托车几乎占据了宿舍一半的地方。隔着一张桌子，我小心地站在另一边，悠闲地打量着魏老师摆弄着那些工具。他的手上沾满了油渍，一边修理一边不停地抱怨：“这哪儿是摩托，纯粹是一堆废铁。”摩托车是常见的嘉陵牌，车身上的黑色油漆已经变成了浅灰色。右边的车把上，系着一截红布条，魏老师说，那是他老婆逼他系上的，说是能辟邪。
屋子里很快就充斥着机油和汽油混杂的味道。我用书挡着鼻子，尽量不让他看出我对这股味道的拒绝和抵抗。我劝魏老师：“你每天都要回家，早该换一辆新的。”
魏老师从摩托后面抬起头，盯着我，像是看一个怪物，“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钱呢？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我想换，钱得答应啊。它根本就不在我身边，听不到我的心声。”
他一下子就把我的话堵了回去。我默不作声。他继续专注地修理摩托，但并没有停止表达怨气。他不停地看着窗外渐渐变了颜色的天空，他说，如果摩托不出问题，天黑前，他就能踏上归途了。他又说嘉陵摩托车就是一个捣乱的学生，专门找他的麻烦，三天两头地罢课。他说：“有时候真想踢它两脚解解气，可又怕它‘病情’加重。或者干脆把它扔到荒郊野地里，任雨打风吹，自生自灭吧，可谁来载我回家呢？”这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始终伴随在修理摩托车的过程中。时间在难闻的气味和他唠叨的怨声之中很快地流逝，夜晚悄悄地把窗户涂上了浓浓的黑色。屋内的灯光亮了。终于听到了摩托喘息的声音。我惊呼道：“好了好了。”我的欢呼是发自肺腑的，因为我知道，此时，他要披着夜色出发了。
等魏老师走后，宿舍里宽敞了许多。我打开窗子和门，让屋内几乎静止的空气活跃起来，屋内的气味开始流动，纷纷涌向窗外。我似乎能感觉到，我头发里机油、汽油的味道，正在欢快地从密集的黑发中钻出来，一缕缕，一束束，在空气中与其他味道汇合，然后，毫不犹豫地随着气流，冲出窗户，奔向更广阔的夜空中。我顿时感觉呼吸顺畅了，坐在床上，裹紧了大衣。
单身宿舍的日子。我大学刚毕业，分配到炼油厂子弟学校教书。魏老师和我一个宿舍。他比我大十五岁，是河北大学中文系83届的毕业生。他的家在距离炼油厂二十公里之外的一个村子里，每一天，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眼巴巴地等待着他，等待着他穿越白昼和夜晚，带给他们温暖。回家的交通工具就是那辆伤痕累累的嘉陵摩托。虽然破旧，却又相伴始终。每天早晨，当他抖落雾气或者露水，来到单身宿舍楼下，他都会小心而吃力地把它搬上二楼我们共同的宿舍里。它在宿舍里出现的时间比魏老师更长，从风尘仆仆的早晨到仓皇失落的傍晚，整整一个白天，静静的宿舍和静静的嘉陵摩托，是两个沉默的伴侣。有时候，宿舍里会飘起比较丰富复杂的味道，混合着汽油、机油还有泥土的味道，按魏老师的说法，那说明嘉陵发了脾气，魏老师在忙碌地修理着。那股味道经常会在宿舍里停留一天，甚至更长的时间，说实话，即使这股味道已经伴随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也丝毫没有培养起我对这股味道的喜欢，甚至还有一些憎恶。这股味道是属于魏老师的，而不属于我。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魏老师，你没闻到宿舍里的怪味吗？魏老师坚定地回答：“没有，啥怪味也没有。”我不能公开表达我的情绪和感受，我想是源于对魏老师的同情。
我和魏老师虽然住在一间宿舍里，刚开始时，我们的交流并不多，毕竟我们不是一代人。直到有一天早晨，当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过，他仍然没有在语文组办公室出现。组长杨老师焦急万分，在办公室里一边转圈一边甩手，“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我拿起魏老师的课本，说：“我替他去吧。”从那之后，我便时不时地成了他的义务代课老师。开始时是偶尔有一次，后来慢慢地增加。我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反而是魏老师过意不去，内心愧疚不已。除了时常从家里给我带些花生、红枣之类，还渐渐地向我敞开了心扉。
“你知道为什么不管多晚，不管天多黑，我都要赶回家的原因吗？”自从我开始替他代课后，魏老师对我说话的口气都变得诚恳。
我摇摇头，“我哪里知道！”
魏老师表情变得严峻，脸色阴沉，“谁愿意这么辛苦，每天奔波在路上。可是，仙生啊，我是没有办法呀。我和你不一样，你单身一人，无牵无挂。而我，却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和上苍的考验。”
他所说的命运的安排和上苍的考验，是他乡下的妻子。“她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我每天要照顾她的起居，可为了这个家，我又不能丢下工作，失去这份可观的工资保障。我就只能认命，只能每天奔波在路上。”
对于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来说，人生路还很漫长，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我不禁心生怜悯。我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你没按时回来，不管什么情况，我都可以替你代课。”
他有些动容，哽咽着说：“你是个好人，不像某些人。”
他所说的某些人，是指宋校长。宋校长早就掌握了他经常迟到的事实，他曾经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询问我一些情况。我替魏老师打圆场：“他家里确实是有病人需要照顾，他妻子的情况您也了解……再者说，路上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可预测的情况，不是天气不好，就是交通工具出现一些状况。没关系，反正我年轻，多代课有利于我尽早地成长……”
宋校长打断我，他严肃而愤怒，“你不用替他说话，也轮不到你背这个黑锅。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作为迟到的借口。这是纪律，如果一个单位，没有一点约束，没有规矩，那不乱套了。”
吓得我不敢再说话。
校长对我是这个态度，对魏老师，只能更坏更糟糕。每一次，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魏老师都表现得比校长更愤怒，而且更郁闷。那天黄昏，他居然破天荒地从床下面的箱子里，翻出一瓶石家庄大曲，把从楼下小店买的熟食摆到桌子上，非要和我痛痛快快地喝一场。我犹豫不决，“魏老师，你回家的路还那么远，要骑摩托车。喝酒不能骑摩托的。”
魏老师却不以为意，“没事没事，太稀松平常了。过年走亲戚时，通常都是喝了一家又一家，哪次不是喝得东倒西歪的？照样骑摩托奔向下一家？又不是你要骑摩托赶路，你怕啥！”
我没法驳他的面子。
我们面对面喝酒。他酒量惊人，我是小口小口地抿，而他喝一口便下去小半杯。喝酒时的魏老师完全不像在课堂上的样子，显得放纵而无所顾忌。他指着我的酒杯说：“你这哪是喝酒，喝药呢？”
他说归说，并不在意我喝多少酒。一口酒下肚，他兴致盎然，嚼着生花生，对我说：“你听说没，我们藁城人都能喝酒。这可不是传说，是实情。早年间，藁城人喝酒不是从上菜开始的，经常是上菜后，酒已经喝大了，酒席也快散了。”
当然，他喝酒的目的，不是要讲藁城人的酒文化，而是要发泄一下胸中的郁闷和愤怒。他先是吐槽宋校长。他说：“不管你怎么看待宋校长，反正我是超级讨厌他。我就是看不起他，给我提鞋都不够资格。你别看他衣冠楚楚，人模人样的。其实就是草包一个，肚子里没有一点墨水，还天天对别人说，自己是名校毕业的。全厂谁不知道，要不是他的挑担是副厂长，校长的位置哪能轮得到他？咱们学校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那么多正儿八经大学毕业的。他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素质还那么差，满嘴脏话粗话，爱给人穿小鞋，背后玩阴的，这就是现实，血淋淋的现实。”
我刚刚步入社会，十分腼腆，不大习惯这种说话的方式。他背后说别人的短处，尤其议论的是校长，让我尴尬不已，我心怦怦跳，坐立不安，可又没勇气离开，也不知道该不该答他的话。好在他也没有让我表明态度，而只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很快，他就把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痛说自己无奈的境遇。他说毕业时，有机会留校当老师，他的成绩优秀，又是班长，系领导把唯一的一个留校名额给了他。可他顾念家乡的妻子，顾念家庭，所以把名额让给了同宿舍的同学，来到了这个离家近一点的工厂，当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他当时就想，在哪里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大学里当一个老师能有所作为，中学老师不也一样吗？可是现实真的很残酷。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大学老师，校长能用这样的语气对我说话吗？”他眼望着窗外，愤愤不平地说：“即使如此，我还是个理想主义者，我远大的抱负从来没有消失过，我想成为一个对单位、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不仅仅是对家庭。可惜啊，可惜我怀才不遇，可惜我生不逢时，可惜我命运不济，不像你这样，无牵无挂，可以轻松上阵。”
面对一个年长我十几岁、阅历更加丰富却自以为辜负了自己才华的人，我不知道如何去宽慰他，我的语言显得贫乏而无力，我只能听他诉说，看他把酒当水一样喝，听他把自己的命运怪罪在校长和时运之上。即使愤慨占据了他的全部情绪，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唯一能让他激情饱满的理由——回家。他抬腕看了看表，表情瞬间就转换成慌张，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拧紧盖子，把剩下的酒重新塞回到床底下的箱子里，说道：“太晚了太晚了，我得马上走。家里还有病人等着我，还有一大家子在等着我。”
他带着醉意冲进沉沉的黑暗之中，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必须要克服的艰难路程，而我，却辗转难眠，闭上眼，我头脑中的魏老师是一个东倒西歪的人，在漫长而幽深的黑暗中，踽踽前行。
他和校长的关系越僵，他迟到的频率就越高，而我给他代课的次数也在相应增加。他迟到的理由多半是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这个理由正当而且能引起共情，让我夹着课本走进他的教室时，有一种崇高的意念支撑着。魏老师也越来越焦虑不安。他乡下的妻子，除了身体上的疾病，似乎还正经历着心理的折磨。他说，轻生的念头像霉菌一样在她的身体里滋生着，顺着她的头发、眼睛、嘴巴、鼻孔和皮肤疯狂地向外生长，猛烈地撞击着魏老师脆弱的神经。他说，有一天早晨，他发现身边的妻子不见了。他疯了似的到处找她，堂屋、西屋、厨房里都没有，最后是在院子外的草垛旁找到的。他不知道妻子哪里来的力气，竟然爬行了那么远的距离。他发现她时，她的身上覆盖着一些稀疏的干草，手里握着一盒火柴，正拼命地尝试着，想把火柴点着，以便来点着她身上的干草。可她手上一点劲也没有，她满头大汗，身上的衣服湿漉漉的，不管她多么努力，她都无法让火柴头冒出一星的火花。魏老师说，他看着妻子绝望的表情，绝望的手，顿时觉得生命好像在那一瞬间停滞了。
可他并没有被击倒，他苦涩地笑着说：“就像是一个不可预测的泥淖，她陷得越深，我身体里的力量就越强大，拼命地要把她拉上来。”
在同情之外，我油然生出了深深的敬意。
他和校长的关系，是横亘在我面前的一堵高墙。每当我夹着书去替他代课时，都唯恐在楼道里碰到校长。事情就是这样蹊跷，心里怕什么就偏偏会遇到什么。我不知道校长是刻意还是无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魏老师教室门口偶遇宋校长，他像是随意从楼上下来，拐了过来，迎面而来。我心头一紧，脸上有股热辣辣的感觉，慌乱地说：“校长好。”宋校长面色凝重道：“又没来呀？”然后目送我仓皇地逃进教室。站在讲台上，我仍然心有余悸，气息不稳。
……未完待续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