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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不诚实的孩子心得体会总结一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的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象征着现代教育的老化。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施党治国，加强社会控制
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学领域，通过对19学制的修改和调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学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学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际上是当务之急。京师已经设立大学堂，除此之外，各省所有书院，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属州军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设立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新学堂兴起的高潮，初步建立了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学校在内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倡导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转型最重要的三件大事：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独立、专业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设。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立学校部门，各厅州县设立学校，各县官立、公立、私立各类小学堂成为学校主管，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教育部成立，教育部直属总统。教育部设立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3司1厅。该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简化原则，遵循民主集权思想。组织非常简单，除了总长、次长是政府的任命外，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求任命，称为部员。之后，教育部组成了一些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建设主要以教育机构的独立设置和大事权为中心。民国初年，大部分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设立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部门设立司长一人，由总督推荐，由总统委任。教育机构的地位有所提高。19以后，教育部门被解雇，只在政务厅设立了教育科。19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立教育厅，设立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
大厅下3科，各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劝学所。19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施县教育局建设，市乡由教育局适当划分学区，每学区设立教育委员一人，由局长指挥，处理本学区教育事务。规定县教育局设立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立董事5人，除县视学1人外，其馀根据条件选举发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了重大教育行政改革，实施了大学和大学区制。中央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学术教育机构，设立了大学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教育行政处主任和专家学者构成的大学委员会，成为最高评议机构。省市教育行政实行大学区制。也就是说，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机构，各学区内有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一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大学区设立评议会是最高审议机构，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师、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构成。
蔡元培开始的改革反映了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学术化代替官僚化，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但是，这项改革实施一年多后死亡。1928年8月，蔡元培退休，11月，大学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除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一些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理想太高，人们无法寻求臧，想使教育行政学术化，但结果却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统一中小学，忽视中小学的实际需求，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中小学成为附属地位，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代自由主义氛围下浪漫制度变革的结束，之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格。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完善，从1928年12月发表《教育部组织法》到1947年发表的第10次《教育部组织法修正》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监督室、高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国民教育部、社会教育部、边疆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所、总务部、会计部、统计部、人事部、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立专委会。教育部专科委员会始于大学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加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语文推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业委员会根据需要制定，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的指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提出议事。成员多为各领域着名专家，如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25至40人，其中有教育研究经验的国内学者占20至32人，在中国从事教育多年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有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发表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集委员制，设置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管理的事务包括各级学校、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和学术团体事项、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竞技场等。教育厅虽然不同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但大，人员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提高。该省区教育行政制度已实施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发表的《县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局
1933年后，县政府规定一律以设科为原则。193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时，重申改革局为科，全国各县教育局改为教育科。县长统治教育权，教育科只是辅助，不能单独行文和独立对外谈判，教育地位明显下降。之后，教育部和教育团体多次委托行政院县级教育局制
但直到1947年才恢复县教育局。
2、基本学制和学制。
中国现代学制从清末新政时的龟卯学制到19新学制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学校制度、大学制度也完成了旧的转变。
1904年1月，清庭批准了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龟卯学制。龟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发表并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学制，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教育无章程、学校无系统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龟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级教育段(蒙养院、初级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级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
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除此之外，还有最高等级的通儒，学制5年。龟卯学制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的开始。龟卯学制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但在教育内容上打破了儒家古典统一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学堂以外建立了师范教育和实用教育体系。小学堂、中学堂均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学制一直延长到19清朝的霸权。
民国之初，199月发表了新的学制，第二年陆续发表了各种学校章程的修改和补充，历史上被称为壬子龟丑学制。该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学校都废除了学校
取消贵族学校；
体现男女平等思想，初等教育执行男女同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可以为女孩独立设立学校。学校系统基本上继续龟卯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缩短，初中4年、高中3年、初中4年、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初中到大学，合计缩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19的民国新学制成为现代教育成长的象征性事件。它是由民间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讨论制订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新学制讨论制订。19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第全国教育会第8次年会讨论修正。1911月1日，大总统命令发表了《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19的新学制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中小学的学制从原来的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变成了美国式的6-3-3制(小学六年、中学、高中各三年)。该基本学制自19确定以来一直沿用。另外，改变了原学制中相对独立的实业学校体系，改变了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混合的综合中学制，即美式单轨制。明确中学实施学分制和选择制。高中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大学废除预科，采用选科制。19学制发行后，各级教育迅速发展，学校教育处于自由宽松的发展状态。
作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民国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视立法。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华民国宪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和《教育部组织法》，部门法下有各种规程、条例，以下有规则、细则、方法，教育立法数量多。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的间，国民政府发表的重要教育法规法令达到了1200多件
从1930年到1945年的，单一高等教育法规有335项。立法重视稳定性和连续性。例如，大学规程自1929年公布以来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974年台湾当局才修订。[3][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背景之一是纠正代放任主义的偏差，整习滥用的弊病。教育立法、整顿的方向是面向权威主义、整合性、严格训练主义，一反五四后的自由风气和比较灵活、开放的美式教育，建立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和严格训练的教育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些教育法规详细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大纲、培养目标、修理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教师、行政、经费、成绩调查、入学、毕业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将个人学校和华侨学校牢牢地放在政府的控制下。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和1933年颁布的《中学规程》，改变了代建立的美式综合中学体制，改为欧式单科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取消学分制和选修制，实行严格的毕业会考试制度。1933年颁布的《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确定完全实行学年制，学校科目和课程整齐，没有融通馀地，教育钟摆又回到了以前。这是在一定发展阶段提高教育质量、规范、统一教育的需要，也包括国民党的认真思考。
、加强控制的需要。
大学制度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的首届教育总长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19，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大学的改革，奠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重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泉。
南京政府时期，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多次修正改变。一方面是规范和引导。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以及《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加以修订，规范大学、学院的设置，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实科。从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计，教育部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学系名称、统一课程，乃至成绩评定，在抗战开始后，加紧进行这一规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规范、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遭西南联大等校的抵制。
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严格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任职资格，提高教员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
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公共领域”的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市民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之一。
民初以来教育制度的设计，在民意表达、民主决策方面多有新意。例如在教育部设专门委员会，省教育厅设立教育参议会或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以在教育立法、评议、咨询方面发挥作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均设置独立行使职权的视学，发挥其视导与监督作用。在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民主办学。而且，十分重视体制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培育。早在1906年，清政府即颁布《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均可设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襄助机关，推动教育组织的建立。民国之后，19，公布《教育会章程》、1944年颁布《教育会法》，建立省、市、县、市区和乡镇的各级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业，发展地方教育，并协助政府推进教育政令为宗旨。”
民国时期结社组党蔚为大观，知识分子群体异常活跃，教育社团、教育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19至1927年，新成立的民间性质的教育社团有85个，而官方性质的教育团体仅为16个，民间教育团体的数量远远多于官方。教育社团创办刊物之风盛行。据统计，在1912-1926年间，社团创刊最为活跃。由于国家分裂，中央权力衰败，各级教育学会成为创办教育期刊的主力，当时新创刊的101种教育刊物中，由教育社团创办的达41种，政府机关22种，学校28种，书局等10种。教育社团的创刊力量居于政府、学校的力量之前。[5]这些民间社团对于现代教育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实际的推动力。从民初的教育重建到19新学制的制定，教育决策过程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主要依靠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进行的，各项议案经有关教育会议讨论、修改后，交由政府颁行。这些制度较多地体现了“民治”和教育民主的理念。当然，许多地方评议会、董事会制度并未能真正实行；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改革的昙花一现，则显示民主化是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
知识分子教育家成为一个现实的现代化动力集团，成为举办、传播、推进新教育的主体。民国时期教育家的“谱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学出身、有科举功名的士人，如蔡元培、黄炎培、梁淑溟、唐文治、蒋梦麟等，其中有些人又有留学的经历。另一类是留学生群体，民国之后，留学生群体的作用日渐彰显。对现代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均为留美学生。
在新教育的现实发展中，形成多元化教育格局。1932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小学法》、《小学规程》及《小学课程标准》，小学分为市立、县立、区立、坊立、乡镇立、联立、私立等类型。种类包括修业年限为6年的完全小学、修业年限为4年的初级小学、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和一年制的短期小学。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此外，还有规模很大的教会教育，成为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教会教育的广泛影响、社会对出洋留学的推崇，民国政府对教会教育的态度十分宽容。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十分之一。[6]据另一个统计，代初，外国人办理的学校学生数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30%，其中初等学校为4%，中等学校为11%，高等学校达80%.[7]至1925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为3500人，约占当时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7%.[8]19后，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和“教育独立运动”，致使北京政府规范外国人办学管理，以及教会教育“中国化”的变革。
4、新教育的推进
晚清在口岸城市由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之始。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开始取得合法地位。19初，教育部颁令，允许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男女同校，女性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逐渐增多。192月，北京大学冲破女禁，录取9名女生入学旁听，开创中国大学男女同校首例。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陶行知倡议下招收女生。此后，所有大学都开始招收女生。
义务教育的概念，最早见于政府法令的，是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蒙养院、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善良”，“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任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9].学部成立后，1909年拟定的分年度的工作计划，预定在宣统七年（19）“颁布强迫教育章程”，宣统八年（19）“试行强迫教育章程。行各省学司、所有厅、州、县中、小学堂兼学官话。”[10]但两年以后，清政府就灭亡了。
1935年，经行政院批准颁行《实行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决定分三期，用十年时间实现四年制义务教育。为此，大量增设短期小学和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学生数增长很快。1929年，全国初等教育各类学校数21.2万所，学生数888.2万人；
到1936年，学校数增至32.0万所，学生数则为1836.5万人，分别递增了50%和106%.[11]从1928年至1930年，中学数由954所增至1874所，学生数则由18.9万人增至39.7万人。到1936年，中学数达1956所，学生数为48.3万人。[12]
在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政治格局中，国民教育成效较著的，一是在阎锡山控制的山西（见第二章），一是在桂系军阀控制的广西。
代的山西省成为社会稳定、教育发达的“模范省”。民国之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19起任山西省长。他对于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认识，采取“激进主义政策”推进义务教育，使得山西教育后来居上。阎锡山在从事的村政建设，整顿乡村秩序的过程中，将推行义务教育作为开启民智、改良风气的重要手段。从19起，山西教育便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超过了清末教育最为发达的江苏省。
30年代，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新桂系军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教育家雷沛鸿的领导下，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旨的国民教育。从1936年起，发布《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全省出现设校办学高潮，取得显著成效，取得“模范省”的美名。
但对新教育的批评一直存在，最集中的批评是指它的“城市化”和“食洋不化”。新式学校教育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
其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城市，而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较脱离，致使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使得学校内在的教育价值、教育精神尚未更新，成为“假教育”、“无用的教育”。陶行知明确将自己的使命归纳为“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反对以城市为中心、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小姐、少爷、书呆子的教育。
5、党化教育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另一个教育变化，是1927年之后，国民党实行的“党化教育”。
1927年5月，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的思想，提出“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1928年5月，决议废止“党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在各级学校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小学设置三民主义、党童子军课程，中学开设党义、军事训练科目（1932年后，“党义”改为“公民”或“公民训练”），高等学校也将“三民主义”或“党义”作为必修课程。
1928年，教育部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规定教材内容必须“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以管、教、养、卫的真义为教科书的一贯系统”，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严格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同时，在各级学校实行训育制度，建立训导制度。30年代初，制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中小学校长和训育主任需由国民党党员充任。1930年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
”“在提拔师资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24]1960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应该以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主要依据；
同时，对资历和教龄也必须加以照顾”。[25]
对许多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对他们的另一重限制来自家庭出身和政治经历。60年代初，这套歧视性的政策逐渐制度化，称为“党的阶级路线”。所谓的“阶级路线”，是指在入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根据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予以不同对待，优先选拔、使用所谓“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
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于是，一个人的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
60年代初，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成为明确政策。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
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
有问题要看大小。”[26]1963年关于高校招生的《规定》，要求正确掌握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发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对在中学担任社会工作政治上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如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标准，应适当照顾录取[27].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提出“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28]随着贯彻阶级路线，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29]
通过贯彻阶级路线，使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
而非无产阶级家庭子女遭到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许多人因此而失去学习机会。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与“阶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70年代高校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
其中党员占46.2%，团员38.1%，非党员15.7%.[30]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上大学逐渐成为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的结果。1977年之后，随着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具有浓重封建意味的“阶级路线”政策被摈弃。
（3）“接班人”教育
60年代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除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教育外，参加体力劳动被视为是培养接班人的重大措施，并被逐渐制度化。1958年的《指示》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61年颁发的《高教六十条》对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作出具体规定，“主要是参加校内外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体力劳动”。196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劳动实习试行条例》，规定凡属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在分配工作后，都应该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实习。1964年10月召开的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的教改措施包括：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五年中，学生应有一二次比较集中的时间（约20周左右）参加工农业劳动。
60年代初，并且进行了从大学毕业生中定向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尝试。1963年高校毕业分配中，在部分重点学校的理、工、农、医各科和浙江大学，对少数特别优秀的毕业生采取提前选拔、单独分配，予以重点培养。1964年，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每年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60名工农家庭出身、政治思想好、历史清楚、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而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党员，进行重点培养提高。先集中到高级党校进行短期训练，再由思想好、作风好、能力强的老干部带领，分配到基层工作和锻炼。[31]两年共选拔了96名“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这一政策只实行了两年，1965年停止试行。
4、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冲突
以大量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这与进城之初面向工农大众和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是相冲突的。涉及教育的重心在高教还是基础教育、城市还是农村，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尖子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重点学校制度，等等。
作为学习苏联的成果，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学制，为新中国唯一正式颁布的学制。1951年学制最重要的变动，一是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不再分初、高两级，认为原先小学六年学制并分为初高两级，“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弟难以享受完全的初等教育”。另外，破天荒地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从而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延续了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价值。由于在全国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一年后即停止推行，仍沿用小学6年、分初高两级。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教育部、高教部通知今后不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32]随着向苏联学习，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得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逐渐移向了后者。
（1）高教管理权的分合、收放
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和重心在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以中央为主，还是地方为主，面向城市还是面向农村的变化，导致中央教育部与高等教育部几度分合，教育管理权几次收放。
1952年11月，在院系调整的高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高等教育部，这是高教部与教育部第一次分设。1958年，在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下放教育权力、多种形式办学的新的指导思想下，高等教育部与教育部合并。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改变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中小学、职业中学、中专等交由省、市、自治区管理。并且下放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的管理权，原中央部委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部分中专下放归地方管理。在“大跃进”结束之后，作为整顿秩序的一部分，1963年中央将下放的高等学校管理权重新回收，决定对高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同时，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再次分设。周恩来指出，教育部工作不能“大大、小小”，即重视大学，轻视普通教育。合并的原因是两部合一，必然要挤了普教，所以还是要分开。1966年7月，两部又重新合为教育部。
文革期间，新的教育路线一反以培养专家的高等教育为重的方针，重视农村教育、基础教育的方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它伴随着又一轮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了最基层。中小学下放至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城市的中小学则下放到区或街道，许多城镇的中小学则由工厂接办。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对高校管理实行以“块块为主”（地方为主），绝大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比1958年曾实行过的更为彻底。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原则是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
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予以保留，少数改为中专或合并；
综合性大学一般先保留下来；
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33].文革期间，通过撤消、合并、搬迁、分散等方法共减少了106所高等学校。文革结束后，恢复60年代初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重新回归中央。
（2）两种学校制度
在学校制度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实践。体现工业化、正规化、制度化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教育的重心在高等教育和城市，通过实行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实行面向少数人的“尖子教育”，将基础教育纳入升学教育的轨道。体现大众教育的价值，则重在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通过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农村教育。
1953年，教育部建立重点中学制度，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首批确定194所重点中学，占全国中学的4.4%.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在60年代初教育调整、整顿的过程中，又一次强调重点学校建设，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34]这一政策有违教育公平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出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更为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据1963年对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市、自治区共135所重点学校的布局，城市有84所，占62%；
县镇43所，占32%；
农村8所，占6%；
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选定农村中学。[35]对重点学校在经费、师资、设备等各方面实行优惠，人为地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追求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氛围，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它成为酿成80、90年代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制度原因。
毛泽东同时主张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包括发展民办教育、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农业中学、简易小学等各类学校，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1958年之后，在农村大力推广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在农村和牧区，大量发展办学形式灵活多样的简易小学、工读小学、耕读小学，到1965年，全国已有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小学84.9万所，在校生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21.7%.[36]与此同时，刘少奇提倡的“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试验也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在全日制学校之外，发展半工半读、部分时间学习的学校。1964年，教育部提出进一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城市一般不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
文革期间，上述两个方向的改革均被否定。重点学校制度被认为是面向少数特权阶层、培养精神贵族的教育制度而取消。城市的半工半读教育也被否定、取消，认为是刘少奇提倡的“资产阶级双轨制”，限制了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权利。农村的耕读小学、农业中学等很有希望的实践，由于不断加码的政治化要求、对生产劳动不恰当的强调，使之迷失了发展方向；
对它的另一重责难则来自“教育质量差”这样的精英主义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它们最终在文革中被取消。因而，文革时期取消了各种职业技术性质的教育而单纯发展普通教育，从而使70年代我国农村普通高中的发展达到极高的水平。
1969年之后，全国普遍实行小学5年、中学4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由原先的减为9年。在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后，本科学习年限改为3年，少数学校为4年。因而，文革时期实行的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5-4-3”学制。中小学废止了升学考试，普遍实行就近入学。在教学过程中也基本取消了考试、考核，并且废除了留级制度。但毛泽东的教育理想，既不是“双轨制”也不是单一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种新型教育。1958年的《指示》中即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江西兴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文革中，这一模式发展为“七二一大学”、“五七道路”，是一种取消社会分工、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村社式和半军事化的教育乌托邦。
（3）大跃进和运动式发展
与经济上的赶超战略相一致，1958年之后，依靠高指标、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教育渐成为主流，中国教育数次经历这种由于体制性原因和“运动式”发展方式造成的震荡。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在三五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村社社有中学、大多数儿童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高目标。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进入“跃进”状态，高等学校的招生猛增一倍，达18.5万人。此后，经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规模由1957年的227所、在校生44.1万人，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在校生96.2万人。普通中学的规模，从1956年的中学数6715所、中学生总数516万，增至1958年的28931所、中学生总数852万。小学生总数从1957年的6428.3万人，增加为1960年的9379.1万人。在60年代初的调整、整顿中，教育规模大幅度削减，学校大量精简教工和学生。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955年的水平。1961年至1963年，高等学校学生减少22%，高中学生减少16%，全日制初中学生减少18%.[37]
文革期间，又一次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提出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的目标很相似。
因而，7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一蹶不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
普通中学的发展更为迅速，1976年中学学生总数达5836.58万人，比1965年增加6.25倍，其中高中生1483.64万人，增加了11.3倍；
初中生4352.94万人，增加5.4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
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38]是十分惊人的。作为一个比较，它大致与1997年的水平相近（初中生中农村的比例83.01%，高中生为62.96%）。
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
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正如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固然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用，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伴随对文革政治上的全面否定，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重点学校和高等教育。各地大规模调整学校布局，压缩普通高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最多的1977年比，1981年全国普通高中学生减少1085.03万人，减幅60.3%，初中生减少835.32万人，减幅16.8%，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种缩减和调整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受到最大的伤害。1985年与1977年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90.8%降为65.0%，而同期城市学生的初中升学率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心究竟应当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教育究竟应当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还是培养少数专家？教育究竟应当采取严格竞争淘汰、旨在选拔少数“尖子”的“升学教育”，还是能够适合大多数人的实际需要、改善生活质量的“生活教育”？这一教育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从清末新教育发展之初即已存在，一直继续至今。因而，文革时期有别于1949年之后大多数时期的另一种教育实践，在文化价值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不是贴政治标签的简单方式可以应对的。
1976年之后，国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路线。1983年，邓小平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随后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随着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颁发60年代初制定的学校管理条例，等等，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50年代。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教育领域具有实质性的变革。近来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变化，可以从政治文化的演变，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变，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体制外教育的发展，教育自身价值、品质的变化等几个主要维度去考察。
1、校长负责制：受挫的政治体制改革
现代教育的重要价值，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是恰当地划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建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和学术内行的管理。这意味着改变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全民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80年代中期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启动了这一变革。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39]从198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等15所院校即已开始进行校长负责制试点。至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深圳大学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学校实行“校长治校，党委治党，教授治学”的领导体制，要求“基层党务干部兼职化”，从党委书记到支部书记，均实行兼职，党委只设党办一个部门；
党组织活动尽量不占用工作时间，不准影响日常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中断了社会变革的进程。1989年7月，国家教委指示，“不再扩大校长负责制的试点范围。”[40]此后，这一改革名存实亡。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用立法的方式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宣告高校校长负责制实验的终结。
90年代初，采取对大学生实行军训、减少高校招生、调整留学生派遣方针、开展反和平演变教育等收缩政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1990级新生到军队院校军训一年。1989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比上年减少10.8%，本专科招生减少19.4%.，[41]且文科研究生不从应届生中招收，工、农、医科研究生从应届生中招收的比例不超过40%.从1989年至1991年，研究生和本专科招生数连续三年低于1988年。
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强硬的政治控制逐渐软化。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导致社会生活中官本位的弥漫和回潮，由于主要的资源和管理权仍控制在主管部门，教育管理、学术评价中行政化、长官意志的弊病愈演愈烈。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80年代的改革中，为了淡化高校的行政色彩，将所有高校一律定为局级。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伴随着下派党政干部出任高校领导的热潮。这同时呼应着大学领导应当成为“教育家、政治家”这样的要求，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了80年代由学术权威出任大学校长的选择。各地也纷纷向高校派出党政干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安置干部、提职提级的需要。
90年代以来，打破部门办学体制，多数部委高校下放地方。但在高校成为“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方面并无实质性改变，高校的“自主性”并未增加。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增加至71所后，一些高校设立驻京办事处以降低管理成本。下放到地方的高等学校只是更换了一个行政主管。2002年教育部准予5所大学可自行设立本科专业，准予几十所高校有5%比例的自主招生权，可视为扩大高校自主权方面的小小进展。
作为学校行为，2000年东北师大在学院一级实行教授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改革。北京大学人事改革的方案，提出在各院系建立“教授会”，赋予教授会“对聘任教师和教师职务晋升进行民主评议”的功能。此外，围绕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新任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教”的思路，[42]高校领导体制和党政关系问题被重新提出。
2、下放教育管理权
在中央-地方关系的层面上，是国家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几十年来，教育管理权几收几放，不断反复。从80年代开始，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国家教育管理权的下放和调整，90年代以来，以地方为主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义务教育法》也确定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县、乡（镇）政府为主，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筹措。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由此下放给地方。
90年代高等学校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下放、调整和合并高校。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拆了中央部门的“庙”，从而成为对中央部门办学体制的真正革除。1998年，原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9个部门撤部改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拓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从而使教育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实现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80年代以来，消失已久的民办和私立教育重新出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地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办教育获得发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逐渐得以恢复。
然而，国家的民办教育政策一直是防守型的。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对民办教育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重心实际在“引导”、“管理”。1997年8月，《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经过长期的修改讨论终于颁布。《条例》肯定“社会力量办学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严格教育机构审批，实行办学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等，其实际重心仍是在控制、管理。
因而，我国的民办教育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薄弱。至1998年底，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72.8万人，仅占小学生总数的0.52%；
民办中学在校生76.9万人，占中学生总数的1.22%.远没有达到1949年的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目前的1200多所民办高校，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多科性、综合性，能够授予本科或研究生学位的大学。相当多的民办大学其实只是高考辅导班和补习班。本科以上学历教育基本不对社会力量和海外开放，民办学校在招生、学生学历资格等许多方面不能享受“国民待遇”，难以与公立学校进行公平竞争。
民办教育之所以步履维艰，因为在理论上有一些难以突破的“禁区”。如对教育功能、教育主权的认识，以及对民办教育机构是否能够“营利”的认识。经长期讨论修改，2002年12月，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后一问题上有所突破，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但正在制定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诸多规定上以限制、管理为主，引发了更多的忧虑，许多民办教育人士认为其有违《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将会事实上成为束缚、伤害民办教育发展的利剑。
导致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恶化的另外一些政策，是公立中小学大量举办所谓“民办公助”、“公办民营”之类的“转制学校”，实为非公非民的“假民办”。一些公办高校则举办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二级学院”（即独立学院）。此类学校同时享受两种体制的好处，造成与民办学校极大的不公平竞争。5月，教育部出台规范和发展高等学校“独立学院”的政策，确定了大力发展独立学院的政策，从而加剧了民办学校的生存危机。此类教育政策中暗含着一种“公办学校通吃”的思维，即通过“三管齐下”——公立高校扩大招生，大量举办独立学院，“收编”水平好的民办学校、将其纳入公办教育模式——大幅度地占据教育市场份额，形成公立学校独大、民办学校难以发展的局面。
另外一类民办学校——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突出反映了教育政策的盲点和价值偏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教育是在主管部门视野之外的。而以公立学校的办学标准“规范”打工子弟学校，使其沦为“非法”的“黑校”将其取缔的管理行为，不仅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其“贵族化”和“城市中心”的嘴脸也暴露无遗。9月国务院召开的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新的裁定：按流入地为主的原则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发展中，教育界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讨论热烈。目前较具共识的认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其特征包括增加非国家的（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工商业界和私营经济部门的联系，加强私立、民营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较多地采取市场管理原则，加强竞争性和提高教育效益，更积极地回应经济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46]
就国内的实际发展而言，市场化的表现主要为高校实行收费，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
学校举办公司、企业等商业活动；
学校通过“转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逐渐建立与政府、社会和学生新的关系，教育市场已经出现，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出现各种不规范寻租行为，学校的功能、属性、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异。
由于采取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策，教育经费的构成已经多样化。来自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学费、杂费和其它收入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26.11%，2000年已占33.42%.[47]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系统。例如，1996年农村集资办学的经费达111.72亿元，占当年社会捐、集资办学的总经费的59.3%，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3.1%.各级学校学、杂费的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1.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5.5%.[48]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从90年代后期始，高中和大学实行收费。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我国实行的是“免费上大学”加“人民助学金”的资助政策。大学学费由国家全包，学校并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开支，并免费提供医疗和住宿。1983年，国务院通知“改革人民助学金”资助办法，设立“人民奖学金”，标志着变革的开始。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报告中中首次提出“学生上学除特殊规定外，一般要交纳学杂费，……一般掌握在每年100元—300元为宜。”这个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人民助学金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994年9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批准了37所高校进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试点，实行“公费”和“自费”招生“并轨”。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并轨收费，形成缴费上大学的局面。高校是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2000年北京地区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
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
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如果加上其余的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在举国经商的气氛中，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90年代掀起大办校办企业的热潮，以1994年北京大学推倒南墙、破墙开店为标志。至2000年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高校科技企业资产总额577.41亿元，负债276.34亿元，净资产301.07亿元；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368.12亿元，利润35.43亿元，上交税金18.79亿元，上交学校8.46亿元，[49]2000年北京大学科技产业产值120亿元人民币，居全国高校之首；
清华大学的净利润3.00亿元，排在首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技企业走上了上市融资的发展道路。截止到2001年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经济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营利创收成为大学实际的兴奋点和工作重心，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将区别情况规范不同类型的校办企业，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学校占有企业的股份将越来越少，直至学校不再作为企业股东，而由独立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财产，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
由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学校体制、收费和教学的多样化，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近年来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约有10%~20%的考生放弃已被录取的机会，选择复读。
教育市场化的发展并非都是正面的。教育资源教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严重下降。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名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日益明显，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使教育被视为“充满铜臭的商业活动”。2002年8月，国家计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在各类举报中居于首位，超过了对药品及医疗服务、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等的举报。[50]在2001年沈阳市的行风评议，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排名最末，舆论认为教育腐败已超过司法腐败而最为市民关注。[51]
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和实现社会现代化，80年代以来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是发展大于改革，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令人瞩目；
但在体制的更新和教育价值、教育品质的提升上乏善可陈。
1、政治与教育、学术的关系的变化。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益倚重知识权威的过程。对教育、学术而言，需要从阶级斗争、政治至上、官本位的党治文化，转为建立教育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本位的管理，以及实现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制度层面的裹足不前，体制障碍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严重因素。
2、新的教育方针，从为政治服务转为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其价值依然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但在教育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消长都在发生某种变化，教育地方化、多样化的局面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教育开始生长。
3、就教育决策而言，政府包揽过多、行政主导的弊病并未解决，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并未根本改变，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倾向严重
对于教育不诚实的孩子心得体会总结二
甜蜜的家盼着你平安归来
安全知识让你化险为夷
人人讲安全，家家保平安
时时注意安全，处处预防事故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
落实一项措施胜过十句口号
抓基础从小处着眼，防隐患从小处着手
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生命在安全中孕育，幸福在安全中徜徉
无论你走到哪里，请与安全同行
金帽银帽我不要，只要我的安全帽
成败不在一时，但安全却在瞬间锋
注意安全常记得，快快乐乐每一刻
筑安全之堤，走幸福之路
我把安全记在心，人人夸我好记性
学生时代人之初，校园内外常反复
安全第一记心间，踏上人生成才路
安全伴我行，处处迎光明
宁走一天路，不坐三无车
安全教育日宣传标语口号
安全随身携带，快乐无处不在
安全是个大问题，切忌不可当儿戏
遵守安全规定，创造亮丽人生
安全靠大家，健康你我他
生命似块宝，珍惜少不了
安全很重要，金钱买不到
安全到位全家福，安全疏忽全家哭
对于教育不诚实的孩子心得体会总结三
大地回春，阳光灿烂，生命就如同这明媚春光一样的美丽！我们歌颂生命，因为生命是宝贵的，它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热爱生命，因为生命是美好的，它令我们的人生焕发出灼灼光彩。
“生命”是一个多么鲜活的词语；“安全”，一个多么古老的话题；“幸福”一个多么美妙的境界。也许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在我们蹒跚学步的时候，母亲会经常充满关爱地指点：“孩子，绕过前面的石子？”；在我们要骑车上学时，父亲会在身后语重心长地叮咛：孩子，当心路上的汽车啊！？？”丝丝缕缕都是爱，点点滴滴系着情。在人生的旅途上，祝你平安——是人们永恒的祝愿，祝你幸福——是人们共同的期盼。
我相信，同学们都理解“平安是福”、平安是金”等话语所包含的对生命的思考；我断定，同学们都曾用“平安、健康、幸福、顺利”等吉祥词语对父母、亲戚、同学、朋友表达过良好的祝愿。
健康、平安是生活赐给每一个懂得它意义的人的最好礼物，这就是幸福！
安全重于泰山，它历来都是个人、家庭、集体、社会最基本的生命线，更是维系个人享受生活和集体保持稳定的最重要的保障线。
然而，面对生活、学习中可能存在的隐患和潜在的意外，您是否做好准备加以防范？
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开。然而生命只有一次，不可以重来。生命不仅仅是自己的，同时也属于所有关心，呵护，爱着我们的人。因此我们不仅仅要为自己坚强的活着，更应该为爱我们的人努力的活着。千万不要当人去楼空的时候，再来懊悔，惋惜，那样一切的一切都还来得及吗？珍爱生命，健康成长是一种责任，是在对自己和爱自己的人负责。
学生安全，牵动万家。而当今生活环境的千变万化，社会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家庭的过多保护，使许多学生面对具体问题时显得束手无策。无论是教师、父母或者警察等，都不可能给任何孩子安全一生的承诺和保护，只有学生自身具备了安全意识和能力，方可一生平安。
父母赋予我们生命，是用来珍爱和热爱的，是用来爱家、爱国、爱这个世界的。一切生命都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是美丽且独一无二的。自己的生命很重要，别人的生命同样重要。这就是生命赋予我们的意义。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够圆满度过自己的一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中，不可能永远是春光明媚，重要的是一种心态。
泰戈尔在一首诗中写到：“天空不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多么坦然的一种心态！
这个世界美丽纷扰，许多事的得失成败我们不可预料，也承担不起。因而，我们只需尽力去做，求得一份付出之后的坦然和快乐，不必总是计较成败得失。
生命是美好的，一百年的时间更不算长。我们活着，有幸感到这世界的一切，遭遇酸甜苦辣的一生，每一样遭遇都应该好好接受，好好品尝，好好珍爱。无论是幸福的感受还是不幸的体味，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的东西，一如金子般珍贵。虽然幸福是我们所希求的，但穿过不幸我们却获得了坚强和经验。
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善待自己，善待这有限的一生，微笑着去面对这亦福亦祸的人生。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我们生活的体面、富有乃至飞黄腾达并不是他们的愿望，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平安、健康、快乐的生活！他们不需要我们为他们做什么，只要我们能战胜困难挫折，平安快乐的过一生，就是他们的欣慰和骄傲！请记住，每朵花都有其独特的色彩，每颗星都有其光芒的璀灿，每缕清风都会送来凉爽，每滴甘露都会滋润原野，每个人都可以留下不朽的诗篇！面对挫折和失败，我们可以自信地微笑：我们年轻，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臧克家先生在《有的人》一诗中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我想，那些失去健康的精神追求、迷失正确的人生方向、空有一架活着的躯体行尸走肉的人不就是思想残缺的产物吗？这种“产物”充其量只能是没完没了地吸取消化父母亲血汗的机器，只能成为社会发展长河中的废物，甚至成为危害社会发展的危险物。当前中学生中相继出现了不少因思想、心理、行为上的偏差而引发的伤亡事件，暴露出了当前学生在思想上、心理上和行为上具有普遍性的安全隐患。据太原市教育局通报：刚刚结束的寒假期间，大同市就有一名高三学生自杀身亡。一个个触目惊心、血泪交织的悲剧不能不叫人扼腕叹息、心有余悸，也更对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时时处处注意安全，风险事不干，拥挤圈不看，危险处不去，斗殴事不上。三无食品不吃，过期饮料不喝，远离危险品，不近危险人。快快乐乐每一天，平平安安过一生。
对于教育不诚实的孩子心得体会总结四
常规教育是幼儿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使幼儿学会适应集体生活并具备初步的独立生活能力，形成良好行为习惯和较好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手段。
1.榜样激励法
榜样激励法是指教师对幼儿的良好品行和行为及时肯定和表扬，巩固其良好品行的教育方法。幼儿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但他们对教师的表扬和鼓励非常重视，所以教师要利用幼儿的这种上进心理需求，及时肯定幼儿的良好行为表现，特别是对能够自觉遵循常规的幼儿及时表扬和鼓励，这样就可以使幼儿对正确的行为因获得正面强化刺激而固化下来，从而逐步养成日常行为习惯。
2.故事引导法
故事引导法也是一种榜样教育，但这种教育方法主要是运用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向幼儿介绍遵守常规的典型例子，启发幼儿向故事中的榜样学习，以养成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教育方法。幼儿喜欢听有趣味的故事，教师充分利用这一点对幼儿进行常规教育可以产生较好的效果。
3.生活体验欣赏法
生活体验欣赏法是指教师经常组织幼儿进行生活方面的自我服务活动，在活动达到目的之后，组织幼儿评价自我服务的劳动成果，从而让幼儿在体验规范生活的美感和进行良好的情绪体验中慢慢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当幼儿能够正确评价自我服务的劳动成果时，不仅会对生活常规教育要求产生迎合的心理，而且能够获得成就感，从而产生良好的心理体验。
幼儿时期，正是好奇心强、没有过多思想束缚、敢想和敢做的时期。只有注意保护并重视培养这种创新精神，才能使他们的创造性得以持续和发展，从而使他们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型人才。因此，教师应重视幼儿的创造教育，要运用恰当的方法启迪幼儿的创新思维，点燃幼儿智慧的火花。
1.重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心理学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是智力活动的重要部分，它是一种摆脱了习惯定式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要激发幼儿的创新智慧，教师必须重视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研究表明，一般8个月的孩子就有创造性思维活动的表现，2岁至5岁的幼儿，表现得较强烈。幼儿教师有责任保护幼儿的这种创造力，对幼儿“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做法要给予热情的鼓励和积极的支持，对其错误的想法和做法不要轻易否定，而要运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疏导。
2.鼓励孩子的奇思异想，点拨幼儿的“创新”思路
创造的最大敌人是思维固化。美国心理学家邓克尔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其结论是：“人的心理活动有一种功能固定性，它使人们的思维趋于刻板、固定化，总是沿着习以为常的思路去想、去做。”幼儿更是如此，他们解决问题时，多是围绕一般性、常态性的思路开展，难以跳出思维的束缚。因此，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幼儿摆脱一般性的思维方式，从非常态的角度拓宽幼儿的创造思路，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现在的不少家长只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吃、穿、住等，而忽视孩子独立生活能力、吃苦耐劳和向困难挑战精神的培养，被忽略的这些恰好正是适应社会高速发展、培养跨世纪人才所必须的，也是孩子心理发展所需要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挫折教育。所谓挫折教育，是指在科学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根据孩子的身心发展和教育的需要，利用和创设某种情景条件，提出某种难题，启发和促进孩子动手动脑解决问题，使他们养成乐于尝试、勇于克服困难、敢于经受挫折的品质，从而形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提高对挫折的承受能力的一种教育方法。幼儿的挫折承受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非后天自然可得的，它以幼儿自我意识的发展为前提，随着幼儿知识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增强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教师和家长要有意识地培养幼儿的抗挫折能力。
总之，幼儿教育是启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需要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但主阵地是学校，教师是关键，教师要本着对每一个幼儿负责的态度，采用恰当的教育方法给幼儿的未来打好基础。
对于教育不诚实的孩子心得体会总结五
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培养学生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实现和发展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追求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传统教育把学生固定在“书本世界”或“科学世界”里。教育与人的“生活世界”分离，难以体现教育全部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我们要让“教科书是孩子们的世界”变成“世界是孩子们的教科书”；让以“知识为本位”的教育变为“以人为本的教育”。
给教育一点“闲暇”，就是给孩子们一点自由的空间，自主、探究地学习。
传统的课堂是填鸭式的、赶进度的、满堂灌式的。教师是主角，学生是配角；教师是训导者，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给教育一点“闲暇”，首先是我们教师角色的转变，要成为课堂的引领者和参与者。从重“教”向重“学”转变；从“齐步走”向根据差异因材施教转变；从“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从封闭式的教学组织形式向开发式转变；用情感教学代替惟智教学；把学生从学习的机器中解放出来，给学生一点自由的空间，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放手让学生去思考，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地学习。
在教学中，我探索了一条有个性的教学方法：积极创设与学生生活密切相连的美术环境和课程资源，引领学生去发现、表现、创造生活中的美。蹬下身子与学生对话，一起去分析、观察、交流......让学生产生“美术课堂是蔚蓝的大海，我是一条小鱼，在里面快乐地、闲暇地、自由地游着的”愉悦。
我经常我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多层次地去思考，开放的课堂有利于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造型与设计活动中，我充分尊重儿童的个性，即可以用写实的手法，又可以夸张变形，在色彩上可以客观地去体现，也可按主观意识去表现。学生们创造出的作品风格各异，令人耳目一新。
我还经常用讲故事、听音乐、做游戏、师生共同表演地形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在“闲暇”中去发现、探讨、创造......
特别是低年级的小学生，在玩泥巴、橡皮泥、撕撕剪剪画画中，培养了手、脑、眼的协调发展；在游戏、表演中学会了合作、探究；在想象中发散了思维，挖掘了潜能；在欣赏中，提高了审美能力，陶冶了情操；使美术学科的审美、启智、辅德、怡情等多元功能得到全面体现。
美术教育具有美育所强调的“卷入式参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性情、提升人格。让充满“闲暇”的美术课堂成为了学生“赏心乐学之所，奇思妙想之处”。
老师们，每个孩子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幅精彩的画卷，一篇生动的乐章。多给教育一点“闲暇”吧，让孩子们成为学习的主人！多给教育一点“闲暇”吧，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将来成为科学与艺术双翼的人才！
对于教育不诚实的孩子心得体会总结六
我于20xx年10月12日，被分到宝鸡斗鸡中学进行为期六个星期的教育实习，在这期间我积极地努力地工作，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顺利的完成实习工作。同时，我还在实习期间做了一次深入的调查工作，是针对数学这门课而言的。为了得到教师和学生的真实想法，我费了一番心思，最终的调查结果对我将来的从业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全面、详细地获取材料，我不仅只限于我实习所带班级的调查，而且还跨班级、年级调查，甚至还到其他同学所在的实习学校调查。重要的调查的形式是发放调查问卷。同时，我也积极地找学生谈话，同老师交流，以便更好地了解情况。
在此，我介绍一下自己的调查的结果，谈谈对中学数学教与学的一些看法，其中有些问题可能是前人已经叙述的或者是老师们常谈论到的，但我想这对于我们实习生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体验和感受，而不仅仅是以前从理论上的认识。希望我的认识能对自己以后的工作有些效果。
首先，从教师的角度来谈一下数学教的情况。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省重点高中，学校规模较大。该校在宝鸡市地区高考成绩排行第五，所以近年来生源不断增加，所以教的好坏显得尤为重要。宝鸡对教育的投资相当重视，学校的经济状况较好，设备先进，设施有电脑、幻灯机等的现代教育设备。近几年，该校学生的成绩较好，基础薄好，不过对于普通班级来说班里学生水平参差，两极分化严重。
我调查发现，现在的数学课堂教学，大多数老师所使用的教学方法是正确的，它符合教学的实际情况。很多数学老师在备课时，设计了很多的问题，以便上课时提问学生，达到和学生交流的目的。调查中有的数学老师对我说现在的学生比较懒，对学习不是很重视，尤其对难度大的这门课，认为努力与否考试时得分提高不是很明显，所以信心不断减少，况且努力了也不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因而，你让他们回家预习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基本上是不看。因此上课要多提问题，这样才能迫使他们课后去看。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多问个“为什么”，这一方面可以使老师和学生交流，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挖掘教材的有关内容。我自己在实习的教学中也采用了此方法，成绩果然不错。
老师们认为一个班里的学生数学成绩有很大的差别，可以把学生分为几等。一个老师要想让所有的学生都把数学学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看学生的具体情况，及个人的基础程度。视个人的情况不同而对学生有不同的要求。对于成绩特别差的学生一些老师就采取加强他们的基础知识在难度上适当减小，不过老师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不一定能照顾上每一位同学，老师们也承认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存有偏见，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有一个高考的指挥棒在无形中束缚着他们。老师不能平等地看待学生，这一点老师们能很坦诚地同我讲，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们对课堂教学工作要认真、仔细的多，因为数学的教学课堂很关键。因为许多同学在课后根本是知难而退，所以老师提倡他们课堂动起来，留下问题，让他们大脑都动起来，所以对于课后不练习的同学，课堂就是他们的全部。调查中，大部分的教师采用的课堂学生动起来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自己思考问题，巩固知识，而且达到练习的效果作用。在调查中我还发现有经验的老师进行教学时，课堂气氛相对和谐。老师说本校一些班级学生的记律较差，自觉性不足，如果气氛过于活跃，课堂就会乱哄哄，难以克制。而且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差，合作能力欠缺，实际效果为达到但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从而影响教学进度。
其次，从学生的角度来谈一下数学学的情况。
在调查中，大部分学生对数学学习存在较大的困难。课下聊天时，都纷纷向我诉苦：“老师，数学好难啊!”我一边以坚定的语气鼓励他们，高中知识相对初中知识可以说在难度上是一个质的飞跃，但只要你们咬牙坚持，不断地在平时学习的碰壁中摸索高中的学习规律，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就会慢慢地找到学数学的感觉了。给他们学好数学的信心，一边在心里苦苦思索着如何去帮助他们尽快地把学习方式从初中转变到高中来，适应难度较大的高中数学学习。现在的学生是多么有个性，我想学好数学还是有不少好处的。毕竟在高考时多得一分，人生道路不同，更何况以后踏入社会后，多多少少会用到数学知识。
学生对现代化的教学手法一开始还是比较喜欢的，很感兴趣，可是等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有的学生告诉我，上课老师用多面体教学时间把握的不是很好，有时太快，记笔记记不下来，有时太慢，学生听起来又感觉到无聊。甚至有的学生说，老师的方法太旧，因此影响了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调查中，学生希望老师能关注他们。无论是成绩好的学生还是后进的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调查中有一个学生问我如何看待老师只关注成绩好的学生，还问我今后要是当老师的话会不会也这样。我回答他们说：老师关注成绩好的学生是因为他们能听老师的话，而一般情况下后进生的自觉性差，经常不听话，自然惹得老师不开心。老师也是人，存在一定的偏差是正常的。但我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发觉，只要能多关注后进生，他们会很感动、进步很大。看来老师要用一种平等的心态去对待学生，多鼓励后进生这一点对于老师和学生的沟通很重要，好的沟通有利于老师更好地教学，也有利于学生更加爱学习你所教的那门课。
有的学生说学习数学时有的老师不能补充很多的课外知识，只是讲课本上有的内容，其实这些他们都能看得懂，若老师总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认为这样的老师不怎么样，水平低，进而也就不再理会老师的讲解，这样久而久之，学生的数学成绩就会有所下降了。他们希望老师在课堂上能讲些和当前社会有关的东西，多补充一些课外的知识。
大部分学生喜欢那种上课幽默的，不爱批评学生的，能够和学生很好相处的老师，他们都希望老师能够多关注自己，即使是成绩差的学生也这样，这种愿望甚至比其他学生更加强烈。他们希望老师多了解他们的真实的想法，宽恕他们的叛逆心理，同他们做好朋友，而不是老师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去对待他们。而且，有的学生还喜欢关注老师，对老师的衣着，对老师日常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感兴趣。看来我们做老师的要好好和学生进行及时的沟通，以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以便自己在教学中更好地开展工作。
该校放学时间为7点30分，由于较长，学生在这段时间显得疲惫，虽然学生都表示考试的压力大，有很多题目不会，但就不大会抓紧时间学习。平时课间课后很少去问同学问老师，这也是他们成绩差的一大原因。
通过以上的调查，我认为在今后的数学教学中，老师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只有学生对他所学的科目提高兴趣了他们才有可能很快地提高成绩。老师可以多组织一些数学活动课，让学生积极地参与进来，叫学生在自己的参与中意识到学数学的重要性。上课时老师可以多举一些生动、形象的例子，让学生有个直观的感受，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枯燥理解。对知识的解析要深入浅出，例子最好能贴近生活，最好是当下发生的，人们关注的事情，这样能更好地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而使学生兴趣更进一步。
二、正确对待现代多媒体技术。多媒体应用到现在的教学中去确实的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它的直观性、生动性、丰富性对教学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我认为在应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的同时要把握一个度，过度地使用多媒体可能回引起学生的反感，这一点从上面的调查不难发现。对一些背景的解说，我建议最好能用多媒体教学，在课件中多制作一些图画、flash，这样会让学生一下子对数学产生兴趣，从而带着好奇心去学习新知识，枯燥的文本就会容易让学生感兴趣。
三、对待学生要一视同仁，赏识每一位学生。无论学生的成绩好与差，老师都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这也是一个合格教师的基本要求。现在我们讲尊重，不仅仅只是要求学生尊重老师，而且还要求老师尊重学生，作为一个老师要知道，你只有尊重学生，学生才能更好地尊重你。另外，对于成绩差的学生也要积极地鼓励他去学习，这样的学生只要一有进步，就应该及时表扬，表扬是促使差生进步的一种好的方法。在平时的教学中尽量少批评学生，以鼓励为主，即使是批评学生时，也要注意方法，语言最好不要尖锐刻薄，不要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有批评错的地方也应该向学生道歉，这一点恐怕老师们很难做到，其实学生的宽容之心并不比老师差，真心地向学生承认错误的老师可能会更加受学生尊重的，我在实和调查的过程中就有这样的感受。
四、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我认为语文老师最好能多参加学生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在参与中同学生交流，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对学生的组织成果给予肯定，这样能和学生更好地融合。多主动同学生谈心，做学生的好朋友，消除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鸿沟，促进教育、教学更好地展开。
以上就是我在这次实习期间调查的有关情况。其中有些看法也许不尽正确，但毕竟这是我通过实际调查得到的结果，我会从中吸取一些优秀老师的做法，结合自己实际的水平应用到今后的教学中去。我想只要我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坚持下去，多了解当下的教学情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但愿我的想法能变成现实。
最后对在本次调查中给予支持的老师们、学生们表示感谢!
对于教育不诚实的孩子心得体会总结七
1、切实加强冬季，尤其是春节期间安全教育，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
2、向学生进行防冻、防火、防盗、防骗、防交通事故等安全防范教育，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意识，防止学生遭受人身和财产损失。
1、学生经过各种渠道搜集有关冬季（寒假、春节期间）安全方面的资料。
2、黑板上用彩色粉笔书写“学期末安全教育暨寒假安全教育主题班会”等美术字样。
3、准备煤气罐爆炸、烟花爆竹炸伤（烧伤）交通事故等图片。活动地点：xx班教室
20xx年x月x日午时16：05—16：55
xx班全体学生
1、播放悲伤的背景音乐，班主任用低沉的语调宣读：
公安部网站报道，春节期间，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3558起，造成1107人死亡、4624人受伤。
法制网报道，春节期间，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2202起，造成811人死亡、2747人受伤。
《北方新报》报道，春节期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1600多起，造成700多人死亡、2100多人受伤。
2、班主任：同学们，听了这些消息之后，你有何感想呢？
3、班主任：生活中，常见的安全事故有哪些？寒假当中，又有哪些事故经常发生？学生讨论交流：常见的给青少年带来伤害的事故有交通事故、食物中毒、体育运动损伤、网络交友安全、火灾火险、溺水、自杀等。
寒假当中，冰上运动、烟花爆竹、道路交通这三项伤害事故最容易发生。
4、班主任出示图片，介绍相关事故发生时的悲惨状况。
班主任：今日我们召开这个主题班会，目的就是期望大家懂得安全的。重要意义。学习一些安全知识，既能保护自我，又让家长放心，从而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
1、应对常见的冬季安全事故，应注意什么？该如何去做？
2、分小组交流，分析常见事故的应对办法。
学生讨论后小组汇报，教师总结，并播放相关课件，使学生掌握应对冬季常见事故的办法：
（1）冬季运动应注意：
a，注意保暖，防止冻伤。
应穿的暖一些，佩戴手套和帽子。如果感觉皮肤发痒、发热，说明已有轻度冻伤，要注意尽量不要抓挠，应用温水洗净后涂抹冻疮膏。也能够用鲜生姜揉擦患处，直至发热为止，一日一次，对初发的轻度冻伤较为有效。如果冻伤的部位出水泡，不要将水泡弄破，以防感染。如果水泡破皮，要用清洁的温水洗净，涂抹冻疮膏并包裹患处。
b，加强锻炼，远离危险。
天气寒冷，能够多进行一些全身性的体育活动，如跳绳、踢毽子、打羽毛球和兵乓球等，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身体素质。如果打雪仗，尽可能到较为开阔的地方，并做好防护。不要到河里滑冰，应当远离危险的场所，到一些规范的体育场所运动。
（2）冬季防火及烟花爆竹燃放注意事项：
春节期间，全国共发生火灾10360起，死亡59人，伤19人，直接财产损失2380.2万元。防火，是安全工作的重大的主题。
a，冬季干燥，不要在野外玩火。发现火情要立即报告，不要盲目扑火。
b，严防住宅火灾，尤其是厨房用火用电，要格外细心。离家外出时要关掉煤气，拉掉不必要的电源，对易燃物品要妥善处理。
c，燃放烟花爆竹时，请必须在规定时间、指定地点燃放，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住宅、易燃易爆场所、输变电设施等地燃放，不能在室内、阳台等地燃放。燃放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儿童燃放时要有成人陪护。
（3）春节期间要切实注意交通安全：
a，天气恶劣如大风、雨雪、结冰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或者在院子里运动，不要到人流量大的地方去。
b，雪天出行，关键的就是要“慢、看、稳”。
“慢”：雪天不可预测的因素有很多，无论是行走还是开车，注意力集中，慢走，低速行驶。
“看”：随时注意周边车况及路况，随时应变。路上不要接打手机、聊天，两人以上出行时，要前后行走，不要并排。防寒保暖时帽子不要过低，遮挡前方视线。“稳”：雪天出行，穿防滑鞋。走路速度不要太快，脚底要踩实踩稳；鞋底不要太硬，穿上宽松、保暖、防滑的棉鞋，女士尤其不宜穿光底的高跟鞋或松糕鞋。在雪地行走，不要提重物，双手更不要揣在兜里。
c，雪天出行，自行车的轮胎不要充气太足，这样能够增加与地面摩擦，不易滑倒。
骑车时应与前面的车辆、行人坚持较大的距离；不要急刹车，不要急拐弯，拐弯的角度也应尽量大些。尽量靠边行走，远离行驶车辆，防止被侧滑的车碰到或因着急躲车而滑倒。
d，学会自我保护。
如外出时路上积雪较多，如果不慎跌倒要正确防护。一旦感觉即将跌倒，要赶快下蹲，降低身体的重心，减少滑倒时的冲击力。一旦摔倒必须不要立刻爬起来，应当先缓慢活动四肢，确定伤势不重再慢慢爬起，严重摔伤者应当坚持不动，请身旁的人协助迅速拨打120等电话求助。
（4）防盗防骗小常识：
春节期间，是抢劫盗窃案件多发时期，一方面是过节时人们的防御心理松懈，另一方面是经常外出走亲访友，家中无人看管。所以准备外出的要做足安全措施，要关锁好门窗；有必要的话托自我熟悉、信任的人帮忙看管。
当您在家时，别忘记：遇有陌生人敲门，先问明对方身份，让其出示相关证件，在不能确定真假时，不要轻易开门。
此刻骗子的手段不断翻新，可谓五花八门，简直令人防不胜防。但只要大家记住一点，被骗的几率就会大大下降，那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切莫贪图小便宜，换来大损失。
（5）烫伤紧急处理办法：
冬季天气寒冷，经常要使用热水甚至开水，如果不慎烫伤怎样办呢？——记住“冲、脱、泡、盖、送”五字诀。
冲：迅速将受伤部位浸泡于冷水中内，或以流动的自来水冲洗，以快速降低皮肤表面热度。
脱：充分泡湿后，再细心除去衣物，必要时能够用剪刀剪开衣服，或暂时保留沾粘部分。尽量避免将水泡弄破。
泡：进一步浸泡于冷水中，可减轻疼痛及稳定情绪。但若烫伤面积过大，伤者年龄较小，则不必浸泡过久，以免体温下降过低，或延误治疗时机。
盖：用清洁干净的床单或布条，纱布等覆盖受伤部位。不要在受伤部位涂抹米酒、酱油、牙膏、浆糊、草药等，这些东西不但无助于伤口的复元，并且容易引起伤口感染，及影响医护人员的确定和紧急处理。
送：除较小的烫伤能够自理外，送往邻近的医院做进一步的伤口处理。
1、布置作业：你觉得还有哪些冬季安全问题也应当引起注意？课后调查，讨论对策。
2、班主任总结活动，并深情寄语：
安全来自谨慎，事故出于麻痹。只要大家提高警惕，珍惜生命，树立安全意识，相信我们必须会远离伤害，健康成长。
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仅有保证人身和财产安全，才能过个安乐祥和的春节。寒假即将到来，春节在向我们招手，期望大家时时刻刻注意自身以及周围人群的安全，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期望能经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让安全系着你、我、他，愿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鲜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平安欢乐的寒假，愿平安和幸福永远着伴随我们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