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都认为兵马俑是给秦始皇首陵的士兵，然而事实真相完全不是这样，考古学家认真的研究了兵马俑的服饰造型甚至是排列方法后发现，兵马俑实际上是秦始皇的皇家仪仗队。
由于兵马俑隐藏着太多的秘密，不能期望这次就能解决太多的谜团。相反，由于考古工作的深入，极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历史谜团。兵马俑代表战阵三军的说法，源于“秦俑之父”袁仲一。但是陕西师范大学的研究却颠覆了这个说法，他们认为，在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纳入俑的必须是亲近的人而不是一般的战士兵勇。就此而言，兵马俑应该是指的亲兵和卫士，而非象征驰骋战场的战士。否则，不仅不合礼制，也有违秦始皇千古一帝的自负。
由此引申开来，用实战军阵陪葬的说法也就没有了道理。始皇帝虽然生前杀伐过重，但自一统六国，就希望“使后无战攻之患”，“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如果说始皇死了之后还摆大军事阵仗，那不是死了都不消停吗?此外，秦朝兵阵讲求“伍法”，兵马俑一、二、三号坑的排列组合不合秦军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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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有《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 “兵马俑”证谬》一文的刘九生教授认为，秦皇兵马群俑反映的历史现场应该是秦朝体制下的“郎与郎制”。这一体制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谓“三公九卿”之“九卿”中的奉常、郎中令、卫尉三个系统。按此解读，兵马俑的意义就单纯了许多，即是皇家仪仗队的真实写照。
确实，从出土的人俑、车马、兵器等形制看，规格极高、标准统一、气象宏大，绝非一般的军队战阵所能比拟。尤其是人俑部分，其身高平均高于现代中国人，相貌堂堂、军容整齐，活脱脱的仪仗队形象。陶俑的色彩艳丽，更是有力的佐证。直至今天，仪仗队的穿着还是要比普通部队讲究许多。至于出现欧亚人种以及绿脸人的形象，恰恰反映了当时秦朝政治开放的现实。秦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大胆起用六国人才。而且，秦国源于西北，和西戎地缘交接，仪仗队和军队里不乏来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士。
从这次的重新发掘，我们应以宏大的历史文化视野来破解兵马俑之谜，采集真实有效的证据，而不是满足于获得微观的具体的实物发现。秦陵地下的秘密一环套着一环，我们后世人宁愿客观地让这些谜团重叠相加，也不要急切的去获得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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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连秦始皇到底是不是兵马俑真正的主人这件事也存在着疑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说法，传播得太久了、太广了，想要改口喊其他的，恐怕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72岁的建筑师陈景元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而是另有其人。
他认为《史记》的记载未必真实。秦始皇出巡途中死于河北邢台，要回咸阳一条捷径是向南过黄河向洛阳，再到西安，另一条路线如秦俑馆里所记载的：向西经井陉，过娘子关到太原，再向北到包头转至西安。
无论是哪条路都不可能短时间内回到咸阳，而在夏天要保证赵高、李斯为“篡党夺权”所要求的“秘不发丧”又保证尸体不腐烂，这样看来，秦始皇的尸骨其实是出不了河北省的，即使到了骊山，也只能做个衣冠冢。
而骊山上洪水严重，几乎每隔三年就会下一场暴雨，大开挖的地宫也不可能不顾积水而在秦始皇生前几十年就预修。但多数学者认为秦始皇陵就在骊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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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史记》记载外，考古研究者在出土文物刻字中发现了大量秦代地名，与湖北出土的云梦竹简、湖南出土的龙山竹简上的同代文字对照，它们符合秦代的书写习惯，确为秦代之物。而兵马俑身上秦代工匠所刻的文字和与秦始皇陵砖瓦上文字的相似性，也证明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史书上记载秦始皇6月封于沙丘，9月归葬咸阳，尸体腐烂是肯定的，所以历史上也有关于在归途的车队里放上鲍鱼“以乱其臭”的说法。
在对秦陵提出质疑之后，这位建筑学家们进而提出兵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而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的。秦宣太后，芈姓，楚国王族，后嫁于秦惠文王。
她在秦国统治了四十一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掌权治国的女国君，甚至有人称她为两千多年前的“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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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兵马俑不是秦始皇而是她的陪葬呢?陈景元认为历史上秦始皇曾经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展“三百丈”，但秦时的“三百丈”只有六百九十米米，所以在秦始皇陵封土之东近二公里的兵马俑，不可能被包囊在这一个“三百丈”的界址之中，因而也不可能成为秦始皇陵的一个组成部分?
雍州新丰县的县城，也就是今临潼县新丰镇的东北不远处，根据上述明确的方位和里程，很容易判断出秦宣太后陵，就在秦始皇陵的东侧偏南、距骊山山脚约两里处的西杨村、下和村一带，也就是人们现在所熟知的秦俑坑附近。
因此，如果按照这位专家的观点来看的话，那岂不是我们错了很多年?秦始皇陵兵马俑究竟是谁的?并无可靠证据，希望历史早日给我们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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