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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是同文馆还是京师大学堂 各有什么历史地位

时间:2020-02-08 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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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是同文馆还是京师大学堂 各有什么历史地位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洋务派创建的最早的新式学堂是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创建之初旨在培养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之人的“译才”。随着西学东进的深入, 洋务派从实用出发, 出于维护封建统治之目的, 奏请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 学习天文、算学和西方制造技术。奕诘在同治五年的奏折中说“因西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 以及行船、行军, 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 讲求轮船各项, 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 即学习皮毛, 仍无裨于实用。”〔3〕但封建顽固派已习惯于封建愚昧的生活, 只习惯于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 他们无法忍受要俯首躬身向洋人请教, 去学一些畴人之事、技艺之末。因此, 在洋务派和封建顽固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洋务派最后占了上风。

1867 年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这表明, 洋务教育从重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逐渐进入更为重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文馆师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 陆续编译出几十种外国自然科学的书籍, 为以后其它学堂开设科学技术课程创造了条件。此后京师同文馆的课程又不断扩充, 许多自然科学的科目被纳入课程计划。算学馆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学生正式接受西洋近代自然科学的起始,同文馆于是由一个翻译学校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了。〔3〕(P192) 这种新式的洋务学堂,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若干特点, 其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对洋务教育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强调应以先进、科学的知识体系来造就和培养新式人才, 从而开启了近代中国学校改革的端绪。

1876 年, 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同文馆建立了新的八年制课程表, 从此, 同文馆有了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章程。前五年相当于中学教育, 后三年近似于大学程度。前三年主要侧重于外语学习, 后五年则重在科学知识的学习。八年课程安排如下: 首年: 认字写字, 浅解辞句, 讲解浅书; 二年: 讲解浅书, 待习文法,翻译句子; 三年: 讲各国地理, 读各国史略, 翻译选编; 四年: 数学启蒙, 代数学, 翻译公文;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 平三角, 弧三角, 练习译书; 六年: 讲求机器, 微积分, 航海测算, 练习译书; 七年: 讲求化学, 天文测算,《万国公法》, 练习译书; 八年: 天文测算, 地理, 金石,《富国策》, 练习译书。这些课程在实行过程中也有增减和变通。虽然在这套八年制课程中没有安排实用性极强的西医学课程, 但当时同文馆开设医学与生理课讲座已有四个年头。

从上述的课表可以看到, 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不仅已经正式列入学校的课程之中, 而且成为除外语以外最主要的教学内容。这标志着, 近代课程设置开始摆脱传统课程设置的偏狭、单一和陈旧的习常模式, 逐渐向西方先进的课程体系靠拢。它为学生较为系统地接受近代科学知识创造了条件。

从教育实践过程来看, 同文馆实行的是分年授课和班级授课制, 教学方法比较重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例如, 总教习丁韪良专门购置了打字机供学生练习打字之用, 还从美国引进了小型电报收发机, 教学生用莫氏电码收发报; 为加强自然科学教育, 专门设置装备了化学、物理实验室、天文台和博物馆, 作为学生实验和实习的场所。此外, 同文馆的学生还常受命随清政府的使团前往国外实习。通过对国外的考察, 增广了见闻, 促进了学业。译书是同文馆的师生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教习们不仅自己动手翻译, 而且还将翻译作为对学生进行外语训练, 提高其译述能力的重要途径。其中有代表性的译著: 丁韪良的《数学物理学》, 毕利干的《法国律例》; 编著: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格物入门》, 费理饬的《天文历书》等。这些书籍的翻译和编撰, 对于丰富教学内容、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文馆对学生有一整套的考试制度。分月课、季考、岁试和3 年一次的大考。月课在每月底, 季考在2、5、8、11 月, 岁试在年底。考试课以外语和西学课程—— 算学、格物、化学、天文、外国史略、测验算等为主。教习与同文馆主管部门, 根据学生考试的优劣, 决定奖惩。在京师同文馆的章程上, 就有这样的规定:“每届三年, 出臣衙门堂官自行考试一次,核实甄别, 按照旧例, 优者授为七、八、九品等官, 劣者分别降革, 留学, 俟考定等第将升降名生咨行吏部注册。其出七品官考取一等应授主事者, 旧例因鼓励学生起见, 准其遇缺即补, 。”〔4〕(P29- 35)

由于同文馆毕业生可以直接出任官职,这样就突破了传统教育相沿几百年的科举八股取士制度。这对清政府后来改革书院、建立新学制、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奠定了基础, 冲破了传统教育儒家独尊的一统天下, 使近代新式教育由此发轫。

三、京师同文馆对中国近代科技教育的积极影响

京师同文馆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首创性。它是中国学生正式接受西洋科学技术教育的肇始, 无论京师同文馆创建之初的动机如何, 毕竟它是第一次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学校教育中, 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为传统教育内容输入了科技教育的新鲜血液, 对传统的封建教育思想进行了挑战。它敲响了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丧钟, 标志着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兴起。

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时期即重视人伦的研究而不重视对自然界的探索, 中国古代也有关于“天”的命题, 如先秦讲“天人关系”, 汉代讲“天人感应”, 魏晋玄学讲“天道人事”, 宋明以后讲“天理人欲”。但这里的天主要不是指自然本体意义上的“天”, 而是带有迷信色彩和“上帝”意义的“天”, 主要是为了论证“人事”和“伦理”的合理性, 为封建教育和维护政治秩序提供依据或假托〔5〕(P2)。文化的主题“主要围绕人和自身、人和集体、人和社会的道德关系展开的,‘德’在其中占主导地位”〔6〕。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 有关价值观的主张虽然不尽一致, 但就总体而言, 崇尚义、德, 主张明善复初, 一直是价值观的主流〔7〕。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 教学自然是以传授治国安邦之术为主, 而轻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与学习, 讲纲常而不讲平等, 讲礼制而不讲法制。特别是汉武帝定儒家为一尊以后,学术思想呈现出奉天法古、回归原典、沉稳迂回而少变化的局面。科举制度更加剧了这种文化的偏枯性, 导致教育和教学形式的僵化,内容的单一贫乏, 自然科学知识长期被正统教育所排斥, 单纯为政治服务, 视学问为晋身之阶, 成为求学的唯一目的。教育方法也主要是记诵古代典籍词章, 叙述成说旧见, 教学的最高追求就是造就合乎封建道德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君子”或“贤人”。正因为这种传统的人文教育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 科技教育在当时对个人的迁升和荣利裨益不大, 因而得不到社会和学校的重视, 科技知识更多的是在民间生活和劳动实践中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得以传授。

京师同文馆的建立, 改变了传统的教育培养目标, 不再仅以培养官僚、统治者为目的, 主要是为了培养翻译、科技和军事方面的人才。京师同文馆的师生通过对西方科技知识的翻译, 使声、光、电、化、医等近代科学知识挤进了封建伦理盘踞几千年的知识天地中, 导致了教学内容的变化, 改变了传统的课程结构, 开近代中国学校课程改革的先例。它加速了中西文化的融合, 使中国向西方学习有了实际的内容, 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懂得西文、西艺的人才, 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京师同文馆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的科学启蒙性。由于中国不是近代科学的发源地, 也未直接经受过科学革命和科学文化的洗礼,近代以来, 自然科学不发达, 近代科学知识匮乏, 科学精神比较薄弱, 在思想观念中受封建迷信、感性经验的影响较深, 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流行着各种封建迷信现象, 反科学的传闻和某些有违常识的歪理邪说被许多人深信不疑, 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科学文化方面的修养。启蒙至少有两大要义: 一是高扬人性, 倡导思想解放, 鼓励人们大胆地去认识;二是传播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为自由思考、探索求新提供思想资源。京师同文馆从创建到发展, 其立意和追求固然与启蒙无涉, 但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文化知识一旦深入人心, 自然会使人远离愚蠢蒙昧而渐入理智之境, 启蒙之效果自然会不期而至。或许这种效果没有为京师同文馆的倡导和创办者所料及, 乃至有违他们的初衷, 但客观上确实等于在茫茫的黑夜和鲁钝守旧的清廷帝国, 点燃了启发愚蒙的一盏理性之灯。京师同文馆通过科技书籍的翻译, 向中国介绍和输入科技方面的知识, 并通过学校教育的渠道来加以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科学知识的价值和科学的精神。因此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在科学知识方面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张百熙中文名称: 张百熙 性别: 男 所属年代: 清代 民族: 汉族 生卒年: 1847—1907 生平简介张百熙(1847-1907),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早年担任过光绪侍读。历任工部、礼部、刑部、吏部尚书,1902-1904年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大学堂被占领和摧残,图书仪器荡然无存。学校关闭,师生流离。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经过积极筹划,1902年12月17日,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1951年前,北京大学即以12月17日为校庆纪念日. 光绪皇帝京 师 大 学 堂 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立,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之一。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光绪帝有意于维新图强,下诏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1896年刑部左侍郎上疏力言过去教育之道未尽,以致人才匮乏,提出在京师设大学堂。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重申此议。同年6月光绪下《明定国事诏》,宣布举办京师大学堂,"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上报,旋命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筹建校舍,于12月开学。大学堂章程计8章52节,对于办学总纲、课程、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经费等均有详细规定。其要点为:①京师大学堂不但为施行学校教育之机关,同时亦为全国之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学堂均统归大学堂管辖; ②明定大学、中学、小学三级制;③明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之教育原则;④明定普通学科与专门学科之内容;⑤注重仪器设备。按章程规定,专门学科应设格致、制造、农、工、商、兵、矿诸学,实际最初仅办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两堂,每堂不过十余人,性质仍同于旧式书院。 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校务停顿。1902年学堂恢复(京师同文馆1902年亦并入京师大学堂),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先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同年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派张亨嘉为第一任总监督,京师大学堂遂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19发展为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的大学。19始更名为北京大学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材料一在书(《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中国儒家的“三世

光绪皇帝即位时,年仅4岁。为了培养光绪皇帝治国理政的能力,慈禧太后给他请了两个状元老师,分别是翁同龢与孙家鼐。翁同龢的故事,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今天我们详细说一下孙家鼐的事情。

孙家鼐是安徽寿州人,字燮臣,生于1827年。孙家鼐出身书香世家,自幼饱读诗书。1856年,孙家鼐进京参加会试,不料名落孙山,让他大失所望。不过,他并没有泄气,而是更加勤奋地读书,准备下一次会试。顺便说一句,江苏才子翁同龢也在这一年参加了会试,并考取了状元。

1859年,孙家鼐再次进京参加会试,这次他发挥得相当好,不但通过了会试,还在殿试里取得了一甲第一名的好成绩,成为新科状元。

步入仕途后,孙家鼐历任翰林院修撰、内阁侍读等职。1864年,孙家鼐外放湖北学政。4年后的1868年,孙家鼐奉命在毓庆宫行走,与翁同龢一起教光绪皇帝读书。从此,孙家鼐有了万人羡慕的"帝师"身份。慈禧太后下令,将孙家鼐的故居进行扩建,还悬挂了"状元及第"的匾额。

"帝师"身份令人羡慕,但这份工作真心不好做。因为学生太特殊了,不能采取寻常的教学手段。偏偏光绪皇帝幼年时不喜欢读书(废话,谁喜欢读书呀),让孙家鼐和翁同龢头疼不已。如果是其他学生,老师早就一顿板子伺候了。可给孙家鼐、翁同龢吃了老虎胆子,他们也不敢对光绪皇帝动一个指头。

怎么办呢?孙家鼐发明了一个办法,做内省录,将光绪皇帝每天的不良表现记在小册子上,拿给慈禧太后看,请慈禧太后出马管教。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管束得相当严厉,动辄打骂罚跪。这样三番几次后,光绪皇帝终于"收敛"不少,肯读书了。

成为"帝师"后,孙家鼐的仕途变得更加顺利。此后,他历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工部尚书、顺天府尹、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清朝不设丞相,大学士被视为丞相。孙家鼐这就算是"拜相"了。

孙家鼐是受过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比较"守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不了新思潮、新观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于日本之手。这件事让国人震动不已。孙家鼐也在其中。痛定思痛,孙家鼐开始思索变法图强,主张向欧美国家学习,成为了一名"维新派"。

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没有地方办公。孙家鼐为他提供了馆舍,还加入了北京强学会。

比较而言,孙家鼐属于比较温和的维新派。他在主张向欧美国家学习的同时,坚持"中国以礼教为建邦之本,纲常名义,万古常新"观念,将变法当作维护清朝统治的一种工具。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下令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孙家鼐奉命担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负责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工作。

在筹办期间,孙家鼐对康有为和梁启超起草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进行了修改,减少了文科课程,理科课程则原封未动。后来,孙家鼐又建议京师大学堂开设中西医学专业。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

遗憾的是,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被慈禧太后中断了。慈禧太后杀掉了戊戌变法"六君子",下令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并罢免、辞退翁同龢等一批维新派官员。孙家鼐因为属于维新派中的温和人士,没有受到处罚,依然在朝廷里供职。

孙家鼐对政局很失望,称病乞罢,回乡探亲。当时,孙家鼐已经年满71岁了。

孙家鼐回乡后,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一天夜里,孙家鼐身穿普通衣服外出访问朋友,回来时遇到寿州都司率领的巡查队伍。为了表示礼让,孙家鼐背对他们,面朝墙而立,结果反而惹起都司的怀疑。都司怀疑孙家鼐是一名形迹可疑的窃贼,便将他带走。在经过"状元府"门前时,孙家鼐请求敲开大门,请一位担保。守门人王兴见了孙家鼐,大吃一惊,将都司痛斥了一顿。

第二天,寿州知州、总兵带着都司前来"状元府"请罪。孙家鼐没有怪罪都司,还称赞他忠于职守,建议提拔重用。这件事,很快在寿州当地传为佳话。

参考资料:

《清史稿·孙家鼐传》等 (1)达尔文进化论。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4分)

(2)《孔子改制考》的出版;冲击了传统儒学思想。封建守旧势力强大。(4分)

(3)变革中国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器物);思想文化。(6分)

(4)民族危机、专制统治、阶级关系;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西方文化。(6分)

试题分析:(1)本题主要考察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准确识记能力,比较容易。根据所学知识和材料可知,康有为“三世说”明显受到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从材料“要达到所谓的“太平世”,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就必须先对“据乱世”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升平世””可以得出康有为实现“太平世”的理想的方式。

(2)本题主要考察对材料的理解分析能力。从材料“(在《孔子改制考》出版后)他曾向皇帝奏称,“康有为才华甚富,学术不端,所著《孔子改制考》最为荒谬””可以看出孙家鼐对康有为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根据所学知识可知,这一变化说明了封建守旧势力是维新变法的最大阻力。

(3)本题主要考察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思想、政治领域的重大事件。根据所学知识,甲午中日战争后“在文化自觉上又上一层次”的主要表现:变革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前期(1840~19),中国知识精英向西方学习的另外两个层次:科学技术(器物);思想文化。

(4)本题考查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和西学东渐,题目中已经给出答案的方向。根据所学知识,概括影响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寻求救国道路的政治因素是民族危机、专制统治、阶级关系;经济因素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文化因素是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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