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年夏，兵祸长安，自知不敌的吕布把董卓的头颅往马鞍上一系，就带着数百骑兵匆匆赶到清锁门外，对司徒王允说：“司徒，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显然，吕布是想带着王允一起逃，可是王允却说：
“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期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侍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
王允说得是大义凛然，可这一切，如果不是他自己处理失当，又怎会是如此局面呢？
说起来，都是痛啊！[流泪]
是年四月，司徒王允和吕布联合将董卓斩于宫门之外！
董卓一死，王允辅政，汉献帝刘协终于摆脱了“傀儡”的身份，自然是欢心不已，想到自己终于可以摆脱束缚，大干一场，甚至于中兴汉室时，浑身就充满了力量。这是多么好的机遇期啊！
除汉献帝外，长安百姓也是欣喜异常，“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
可是，谁能想到，还没高兴太久，新的祸患就来临了！
虽然董卓已死，但其势力——西凉军，依然存在。如何处理这股军事力量，依然考验着司徒王允的政治水平。理论上说，为祸京师的主要是董卓，而不是他的手下。考虑到政局的稳定，最好的方案就是对西凉军进行政治安抚，以使其放弃反抗朝廷。这样做于国于家于民都有好处，毕竟属于是“和平过渡”；稍差一点的方案是将其手下一并诛杀，但这样做一来手里要有兵，压得住，二来速度要快，以防夜长梦多。然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王允却陷入了犹豫不决之中，以致于错过良机。
起初，吕布建议王允“尽杀董卓部曲”。不过，王允却不同意，说：“此辈无罪，不可”。吕布一看，既然你不同意，那你肯定是想“安抚”他们，那就给他们点好处，“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吕布一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他也不管了。
后来，王允又和仆射士孙瑞商量，准备赦免董卓手下，但不久，他又自我怀疑：“……赦之，恐适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再后来，又有人建议他将西凉军解散，他也没同意。
这几个方案在王允的脑子里转来转去，但他却始终未拿定主意。时间就这样被一点一点的浪费掉。
另一边，面对朝廷的长期“不表态”，西凉军的将领们也犯嘀咕：“朝廷这是几个意思啊？”
好奇害死猫，瞎想害死人！
终于，这些将领们受不了了，聚在一起商量对策：“蔡伯喈（音‘结’）但以董公厚尚从坐；今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耳”。
“伯階”是东汉末著名史学家、高阳候蔡邕的字。董卓死后，蔡邕曾在王允身旁就座，并且不合适宜的“惊叹”了一声。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却被王允认定蔡邕同情董卓，感恩他生前对自己的恩惠。于是，蔡邕被抓入了大牢。蔡邕本来就没那个意思，自然是要辩解，并愿意“黥首刖足”以谢罪！但，王允还是不依不饶地杀了他。西凉的将领们以蔡邕的遭遇自比，实际上是想说，王允无容人之量，即便妥协，也难逃杀身之祸！
此后不久，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被吕布诛杀，更是加剧了这些将领们的担忧。
又过了不久，董卓手下大将李傕外出征战归来，也觉得事态严重，但是造反毕竟是“大逆不道”，就“遣使诣长安求赦”。可惜，王允却不同意：“一岁不可再赦”——看来，王允是铁了心要治他们的罪。
面对如此情势，李傕就琢磨，既然朝廷不愿意赦免，那咱们就自行解散，“间行归乡里”吧？恰在此际，有个“十分欠揍”，名叫“贾诩”的讨虏校尉就劝说大家：“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震惊]
贾诩的意思其实就是造反，众将一听，确实是这个理，那就反了吧！于是，李傕“等然之，乃相与结盟，率军数千，晨夜西行”。
西凉军叛乱的消息传来，王允当时就慌了，又安排原西凉将领胡文才、杨整东出关，去赦免他们。但，为时已晚，西凉叛军未听“征招”，直奔长安而来，抵达长安时，各路叛军汇合，足有十万之众！
长安攻防战一触即发！
长安曾是大汉首辅，防御严密，叛军们一连攻了十天，都拿不下来。正当王允、吕布等人暗自庆幸之时，吕布军中却发生了叛乱。吕布即要战外，又要“安内”，自感无力支撑，眼看长安城无法坚守，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一跑了之，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头一幕。吕布本想拉着王允一块跑，但却被王允拒绝。
不久，长安被叛军攻陷。长安陷落，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吏民死者万馀人，狼籍满道”——要不，笔者怎么会说贾诩“欠揍”呢？
再后来，王允连同其一家老小，尽数为叛军斩杀……
……
王允为大汉铲除董卓，造福一方，但却在处理西凉军的问题上优柔寡断而断送性命，想来也是可悲可叹啊！
不过，再看人家吕布，也确实是有一手，逃跑之时都不忘带上董卓的头颅，以向关东军证实自己的“成就”，也真是难为他了……[捂脸]
哎，这历史，怎不令人痛心呢？
（参考：《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