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版《三十六计》第12计——顺手牵羊
唐朝中期，各镇节度史拥兵自重，掌握军事、经济大权，丝毫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吴元济在父亲死后起兵叛乱。名将李想上疏自荐，愿征讨淮西，剿灭吴元济。
李愬到任后，为麻痹吴元济，故意放出风声：“朝廷派我来只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至于平乱，与我何干？”吴元济留心观察李愬的动静，见他确实毫无进攻意图，也就放下了戒心。实际上，李愬一直在思索攻打吴元济老巢蔡州的策略。李愬趁机擒获吴元济手下大将李佑后，对他礼遇有加。
李佑告诉李愬，吴元济的主力部队均部署在洄曲一带，防守蔡州城的都是些老弱残兵。这么看来，蔡州就是吴元济最大的软肋。所以，李愬决定直捣蔡州，活捉吴元济。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夜，李愬率领精兵抄小路直抵蔡州城边。守城士兵正在呼呼大睡，还未回过神来就被爬上城墙的精兵杀死。打开城门后，李愬率军静悄悄地进了城。当吴元济从睡梦中惊醒时，发现宅邸已被围困。李愬将吴元济一举抓获，装入囚车押往长安。驻扎在洄曲的董重质见大势已去，只得向李愬投降。这场精心谋划的胜利为安史之乱后被藩镇压制已久的中唐朝廷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读完这个故事，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文学大家都建议人们多读史书，生活中我们认为的顺手牵羊就是一个贬义词，而在这里，顺手牵羊指的是看准对方的弱点，然后加以利用，从而获取胜利。这是一种谋略，一种可以让自己转败为胜的大计。
孙子兵法 三十六计
第八计 暗度陈仓
战例
邓艾扎寨袭蜀
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兵三路人马，准备一举灭亡蜀国。邓艾、诸葛绪、钟会分路出发，魏军声势浩大，不久就占领蜀国好多地方。三路人马很快会师，力量更加强大。
剑阁形势险要，蜀国大将姜维带领大军在此低挡，魏军一时难以推进，钟会想要退兵。
邓艾建议由自己率兵从一条三四百年没人走的小路冲进去，直取蜀国成都，由钟会带兵随时策应。
钟会嘿嘿冷笑，觉得非全军覆灭不可。
邓艾召集将士们说明了情况，鼓舞了将士们的勇气和决心。
邓艾儿子邓中带领五千精兵，带了斧头、凿子走在最前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自己统率大军，准备了干粮、绳索，紧跟后面。
邓军一路披荆斩棘，花了二十多天，走了七百多里，扎下了七座营寨，前后接应，路上没碰到一个敌人，没有受到一点阻挡。
一天，来到一座悬崖前，崖下深不见底，很难过去，大家都倒抽一口冷气，只得掉头回去了。
“不行”！前方已经胜利在望，紧要关头，就是刀山火海也要跳也要上。邓艾命令大家把武器和身边东西从悬崖上扔下去，自己裹住一条毡毯，带头滚下崖去，将士们在邓艾带领下，鼓足勇气，纷纷效仿，两千多士兵在崖底集中起来，找到武器，直扑江油城，蜀军压根就没有防范，从睡梦中惊醒，只好树起白旗投降。
进而攻打绵竹，魏军人数太少，不免吃了败仗，将领邓中和师纂带兵回到大营。
邓艾厉声说：我们现在深入敌后，一后退便没有活路，你们给我再去攻打，打不赢，先砍了你们的脑袋。
这回将士们拼死命猛冲猛打，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打死打伤蜀军大半，魏军胜利占领了绵竹。蜀国皇帝刘禅平日昏庸无能，此时六神无主，只好投降。
邓艾英勇善战，不畏艰险，为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位名将。
1959年，抗日名将李宗仁向祖国捐献一批“珍贵文物”，周总理调故宫专家鉴定后却发现大部分是“冒牌货”，毛主席得知后为何却没有点破，还给了他一笔“巨款”？
1949年，经过三大战役后，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准备挥师南下渡过长江，直捣国民政府“老巢”南京。
当时蒋介石迫于压力，已退居幕后遥控指挥。台面上则由桂系大佬李宗仁担任“代总统”，负责收拾烂摊子。
眼看着，解放军攻势锐不可当，而蒋介石却多方刁难，李宗仁深感力不从心，同时担心蒋介石给他“穿小鞋”，于是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直接跑到了美国。
逃到美国的李宗仁，虽然失去了以往的风光，但是作为领导过台儿庄战役的抗日名将，同时名义上还是民国“代总统”的他，在国民党和海外华侨中，仍然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因此，李宗仁的一举一动，依然会引起北京和台湾方面的关注。尤其是台湾方面，蒋介石对这位当年多次“逼宫”的桂系大佬非常不放心，经常有意无意的动用各种资源“挤压”李宗仁的发声空间。
在这种大背景下，旅居美国的李宗仁感到非常苦闷，同时人到晚年漂泊在外，他愈加思念自己的故乡，萌生了叶落归根回到祖国的想法。但是，考虑到自己曾经和我党的“风风雨雨”，内心又十分顾虑。
就在这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林黛了解了李宗仁想要回国的情况。林黛的父亲是程思远，当年李宗仁还是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时，程思远曾长期给李宗仁当秘书，两人关系非常好。
1958年，林黛从美国回香港探亲时，向父亲程思远谈到李宗仁在美国的情况，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习惯,总想回国。”
程思听后，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于是就和自己的“老上级”李宗仁”沟通联系。
不久后，李宗仁给程思远来信，托他帮助把自己收藏的一批“珍贵文物”捐献给祖国大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李宗仁此举的用意，说是为祖国捐献文物，其实就是向北京“探路”。
很快，李宗仁捐献文物的事情，就通过程思远传到了北京。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立刻做出安排，将这批“珍贵文物”运到了北京。
这批文物到了北京后，周总理又专门抽调故宫的文物专家进行了鉴定，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因为这批文物大部分是“冒牌货”，按照行业俗称就是“赝品”，市场上估价也就3000美元。
面对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周总理有点犯难，因为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曾专门交代，这批文物是他用11万美元买来的，如今面对这批“冒牌货”该如何处理呢？
经过慎重考虑，总理决定从财政中拨出3万美元给李宗仁，同时当即将情况报给毛主席。
然而毛主席得知后却做出一个让总理都想不到的决定：拨款12万美元”巨款”给李宗仁。
明明是一批“冒牌货”，市场价格也就值3000美元，那么毛主席为何没有”点破”，却反而做出如此的决定呢？
后来，毛主席这样笑着说：“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随后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按照程序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而且是现金，派人转交给李宗仁手中。
之后，周恩来向程思远说:“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
而远在美国的李宗仁，得知这个消息后，也非常激动，他感慨地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的。”
然而他并不知道，其实他所捐的那批”珍贵文物”是“冒牌货”。
1965年7月，李宗仁顺应大势，顶着压力，携带夫人乘坐飞机回到祖国，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热情欢迎。而曾经和他一起并列为“李白”的白崇禧，后来则在台湾郁郁寡欢，于1966年离奇并病逝于台北，让人不甚唏嘘。#历史冷知识#
得宝瑞应话宝应（二）
02
宝应很长时间有史无志，直到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才有第一部县志《宝应县志略》。后经历代修撰，方使今人有了系统、完整了解宝应历史的机会。
宝应早先的名人代表要算参加秦末大泽乡起义，汉高祖六年被封为堂邑侯（今南京六合）的东阳人（今宝应运西）陈婴，其曾孙女就是留有“金屋藏娇”“长门买赋”等典故的汉武帝皇后陈阿娇；其次是被汉高祖刘邦封为射阳侯的项伯，此公因楚汉“鸿门宴”中勇挫项庄、力保刘邦而大出风头；还有曾被中央电视台第4套节目《远方的家》誉为“奠定了一路一带格局”的“一路一带先驱”东汉匈奴中郎将臧旻（今宝应射阳湖镇）。《后汉书·臧洪传》记载：东郡太守臧洪和邑人陈容因反对董卓、袁绍的分封割据，而被袁绍同日杀害，人称“一日杀二烈士”，现射阳湖镇官巷口尚存清安徽布政使冯煦所题“臧陈旧址”石刻。东汉丞相门下督陈琳的墓在射阳湖镇，他作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的《饮马长城窟行》《为袁绍檄豫州文》等曾对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产生过深远影响。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亦对其有过非常精彩的描写。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中记载的南齐名将、大司马王敬则为临淮射阳人（今宝应射阳湖镇），他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提三十六计战术思想之人，他的女婿就是李白在《秋登宣城谢朓北楼》上临风所怀的宣城太守谢朓。明洪武年间的吏部主事陈晟，是明代中国第一次出使琉球王国（今日本冲绳）的使者和第一个研究琉球的学者。陶成为明初画坛巨匠，其所作的山水、花鸟和人物均气韵飘逸、意境悠远，所作《云中送别图卷》现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京剧鼻祖高朗亭是宝应人，他执掌徽班扬州三庆班红遍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清乾隆八十寿辰和其后的三庆、四喜、和春、春台等四大徽班进京时，三庆班均被誉为“京都第一”。清末京剧伶王程长庚、谭鑫培等人也都曾做过三庆班的班主。
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建于隋、兴于唐、盛于宋，而沿于元明清。也许是隋唐时远离中央，唐末五代和宋金时淮河两岸又处于战争状态等缘故，宝应长期未被科举青睐，直到明永乐十九年（14）殿试产生第一位进士高昭。此后明清两朝的490年间，宝应共考取进士54人、举人 202人、贡生502人，其中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榜眼季愈、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考中状元王式丹、嘉庆七年（1802年）考中探花朱士彦，使宝应县状元、榜眼、探花等科举三鼎甲俱全，以此可见明清以来宝应的学风之盛、书香之浓。宝应诗礼传家的书香和学风，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以文章名世、讲究操守的清官廉吏，如明陕西按察使仲本、云南布政司右参政朱应登、浙江巡按乔可聘，清吏部尚书朱士彦、福建巡抚王凯泰、安徽巡抚冯煦等等，皆因政绩非凡、清正廉明而留名青史。其中，朱应登还曾与李梦阳、徐祯卿等人一起被誉为“大明十才子”。明嘉靖年间九江知府朱曰藩任满归里时，船上仅“载图书数篇而已”。清乾隆年间的白水知县王希伊“三任白水，两袖清风”。
清道光年间曾历任三河、宝坻等县知县的刘宝楠，也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扬州学派的杰出代表，其著有《论语》研究指南的《论语正义》和记载宝应地理环境民生利病及历代名人事迹的《宝应图经》等20余种。《清代经学大师列传》还将其与扬州府通儒刘台拱、创建广经论的其子刘恭冕并誉为“宝应刘氏三世”。清康熙年间任国子监祭酒的刘师恕曾主编《康熙字典》、《三朝国史》等，康熙年间的翰林院侍读乔莱也曾撰修过《明史》，有“小朱子”之誉的翰林院编修王懋竑则著有《四库总目》《朱子文集注》等，清同治年间扬州学派的著名学者成蓉镜亦有《周易释文例》《尚书历谱》等传世，其他如明清两代首倡孟子“集义”、创孟子人格论的刘永澄，得朱子心传的朱泽沄，著《礼记训纂》的传注功臣朱彬，作《禹贡班义述》的中国禹贡学奠基人成孺，以及因《割圆密率捷法》闻名世界的知名数学家张肱等人也都以丰富的著述和卓越的建树彪炳史册。
1937年1月，陈诚向蒋介石告密，说何成濬在西安事变中和何应钦联系密切，蒋介石勃然大怒，不再重用何成濬。
1937年11月，蒋介石为了调整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关系，调湖北省主席黄绍竑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一职，蒋考虑起用湖北人士。开始，蒋以准备要退隐庐山多年的严重出任。因为严重是北伐名将，邓演达的挚友，在湖北素有威望。
严重深知蒋并无诚意，推辞说：“我离开湖北多年，当不了省主席重任”。
蒋介石说：“严先生如不愿当主席，那就还是由何雪竹（何成濬）来当主席，严先生主管民政和地方军事，石瑛、张难先诸先生共同负责实际工作。”严重不便再推辞。于是何成濬再度出任湖北省主席，严重任民政厅厅长兼保安处处长。
1938年夏初，日军沿江进逼，武汉已成为前线。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湖北省府建设厅厅长石瑛有嫌隙，便借口湖北境内公路失修，不利于战事，在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上指责石瑛，并提议改组湖北省府。
蒋介石要何成濬再度担任湖北省主席本是一种策略，因为在抗战初期，“鄂人治鄂”呼声甚高，为了对付舆论，才抬出了何成濬。如今汪精卫提出改组湖北省府，正中蒋之下怀。于是，蒋介石“就汤下面”，再次改组了湖北省府，派自己的嫡系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何成濬这一任“主席”只当了一年多，便被蒋介石赶下了台。
1938年12月，汪精卫秘密离开重庆，发表“艳电”，公开投日，并积极收罗败类，筹划组织汉奸傀儡政府。蒋介石为了安抚何成濬，便让其担任“军法执行总监”一职。“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表面上是主管军法的最高机关，实际上是一个“闲散衙门”，“总监”一职是一个闲差。因为那时并不按所谓“军法”办事，一切唯蒋介石之命是从。
从1938年到1945年这七年中，何成濬始终守着“总监部”这个“清水衙门”，并未得到蒋的重用。其时，蒋介石每周在其“官邸”举行会议，军委会各部负责人均出席商讨军事大计。会中，何成濬多次提议均不为蒋尊重和采纳，使何极为尴尬。
稍后，蒋介石对何成濬的打击接踵而来。何的亲信、担任过湖北省府秘书长的杨揆一，投敌后担任了汪伪“伪湖北省省长”，蒋在报告此事的电报上亲笔批了六个大字：“交何成濬查办。”
杨揆一在武汉，何成濬在重庆，杨已投敌，叫何如何查办？！这显然是给何难堪。蒋介石、陈诚为了彻底搞垮何成濬，以“作战不力”的罪名，撤去何的老搭档、老部下徐源泉的军职，所部由陈诚收编，徐源泉本人也被扣押，由蒋亲批“交军法惩办”。
徐部是何成濬手里唯一的一点本钱，竟轻易被蒋、陈吃掉；这还不够，还要假他这位“军法执行总监”之手，对自己的心腹“军法惩办”。逼得何成濬只得乞求何应钦出面力保徐源泉，才保全了徐的性命。
1945年，何成濬眼看自己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已经无足轻重，便决心辞去“军法执行总监”一职，并建议撤销军法执行总监部，将军法业务归还军政部，设军法司主其事。蒋批准了何的请求。从此，何成濬脱下了军服，卸下了“陆军上将”的军衔，怀着怅惘的心情回到了汉口，在汉中胡同邻德里二号闲住，过着“无官一身轻”、貌似安闲而实际十分痛苦的生活。
1946年，湖北省参议会成立，何成濬凭借他多年在湖北地方上的许多旧关系，同时得到他的老部下徐源泉在经济上的支持，便大张旗鼓地“竞选”议长。
选举的前一天，徐源泉在汉口德明饭店举行盛大宴会，预祝何成濬当选议长。席间，徐源泉起立发言：“何先生是元老，是我们湖北人的家长。我们的家长回省竞选议长，是我们湖北人的大喜事，湖北同乡的光荣。我们一千个拥护，预祝何先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在徐源泉等人的帮助下，何成濬如愿当选议长，不过，他虽然当上了“议长”，但在省参议会中并不能为所欲为，为处理议会中各派系的关系而伤透脑筋，较之昔日“省主席”的滋味可差远了。
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撇开何成濬这位老行营主任不用，而任命程潜为“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已经表明了何的失宠。
之后各类“行营”撤销，蒋成立“华中剿总司令部”，又任命白崇禧为“总司令”，负责指挥华中地区的军政。按照蒋介石所谓“总体战”的体制，“剿总”的权力凌驾于地方政府和议会之上，何成濬仰承白崇禧的鼻息，这是何成濬所极不愿意的。
在“蒋桂战争”中，何成濬曾借刀杀人撵走了当时“北平政治分会主席”的白崇禧，两人结下宿怨，如今白崇禧掌握华中军政大权，根本不买何的账。何成濬预感到白崇禧之阴鸷可怕，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第一步以治病为由先逃上海，以静观时局之发展。
由上海移居香港。蒋介石几次派人去香港约请何去重庆，帮他支持西南残局。何成濬托词衰病，拒不赴召。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何成濬却厚着脸皮，奔赴台湾投靠，被任命为““资政”、“评议委员”等闲职。1961年，何成濬病死于台湾。
756年某天，唐玄宗发现上早朝的官员人数大幅减少，不到平常的十之一二。他急忙登上勤政楼宣布：“朕要御驾亲征，讨伐安禄山！”结果，听到皇帝表态的长安官民一脸麻木，竟然没有一个人相信唐玄宗的雄心。
就在前不久，大唐名将哥舒翰率领的大军被安禄山叛军歼灭，长安的屏障潼关失守。当天，便有将士跑回长安想要把消息报给唐玄宗。然而，皇帝并未召见他们，而是直接派人去增援潼关。
或许，此时的唐玄宗早已预感到哥舒翰和他的大军已经凶多吉少了，但他却不想做直面逆境的猛士，而是选择了“掩耳盗铃”。
唐朝有个燃放“平安火”的制度，即边关每天黄昏时都要点燃烽火报告平安。这就像是个闹钟，只不过带来的不是紧张和焦虑，而是一份放松舒适的安全感。
然而，直到日色渐暗的傍晚，唐玄宗也没能看到“平安火”。很显然，一座陷落的雄关上，再也不会有人燃起报平安的烽火了。
潼关不仅仅是一座至关重要的屏障，更是大唐京畿官民最后的心理防线。随着它的失陷，人心也迅速崩塌了。河东、华阴、冯翊等郡的防御使纷纷弃城逃亡，守军也随之作鸟兽散。转瞬之间，长安就沦为了一座孤城，而这样一座孤城，能在安禄山犀利的兵锋前幸存吗？
相似的局面史上也曾有过。3，在匈奴名将刘曜的围困下，西晋长安城中爆发饥荒，贵为天子的晋愍帝连饭都吃不上了。无奈之下，他只得开城投降，做了亡国之君。
刘曜对战俘晋愍帝极尽侮辱之能事。在出去狩猎的时候，刘曜让他穿上军装手持长戟，充当开路的仪仗队；办酒席的时候，则让他穿着仆役的衣服给自己倒酒、刷杯子。
更可怕的是，刘曜连上个厕所都没落下晋愍帝，竟让他在一旁端着马桶盖，使晋朝旧臣们闻之无不痛哭流涕。百般折磨之后，晋愍帝终究也没能逃过一死。
前辈的悲剧耳熟能详，敌人又近在咫尺，唐玄宗怕了。次日一早，他就急忙召集众宰相开会讨论对策。“山地作战之王”高仙芝和“横行青海夜带刀”的哥舒翰都栽了，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结果，权相杨国忠在危难时刻站了出来，为唐玄宗成功分忧。他提出了一个皇帝想说又不能直说的建议：跑吧，往四川跑！天府之国，物产丰饶，还是易守难攻的大后方！
更重要的是，杨国忠早有准备。他本就遥领剑南节度使，安禄山一举起反旗，他就密令自己的副手崔圆在剑南道暗中囤积物资，以备不测。眼下长安难保，他当初“机智”的布置算是派上了用场。
唐玄宗对杨国忠的预先布置很满意，对杨国忠站出来给自己台阶下的行为更满意。但身为皇帝，他想逃并不容易。一旦朝野得知皇帝要抛弃首都逃亡，必会引发很多麻烦，更不用说消息走漏后叛军还可能追击自己。
因此，逃亡行动势必不能有太多的人参与，而且必须要设法瞒住广大长安官民，秘密开展。于是，唐玄宗等人就煞费苦心，准备用影帝般的演技对长安朝野展开一场欺诈作战。
首先，杨国忠出面在兴庆宫召集百官，假惺惺地向大家问计，问完之后还表示：“十年前就有人警告安禄山要反，可怎么说皇上都不信。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不能算是宰相的错啊。”
一番推卸责任的话语，让百官感觉唐玄宗君臣产生了嫌隙，但杨国忠实际上是与皇帝紧紧绑在一起的，是逃亡行动的真正“队友”。随后，便如本文开头那一幕，唐玄宗“现身说法”，打着御驾亲征的招牌稳定人心。
放完“烟幕”，唐玄宗让京兆尹魏方进担任御史大夫兼置顿使，而后让崔光远接任京兆尹，并让宦官边令诚管理宫中钥匙。置顿使自然是负责逃亡时的食宿保障工作，而崔光远和边令诚则成了用来掩人耳目的弃子。
唐玄宗还派人带着诏书到剑南道，借口儿子颍王李璬要担任剑南节度使，要求做好接待准备。就在这天下午，唐玄宗悄悄离开了兴庆宫，搬到去了玄武门附近。
兴庆宫在长安城东，一举一动都很容易惊动附近的市民。而玄武门邻近长安城北的禁苑，从这里离开更为隐蔽。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是北衙禁军的驻地，想要平安地逃到四川，没有保镖怎么行呢？
到了晚上，唐玄宗让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召集禁军，发放丰厚的赏赐，并选出了900多匹好马。这样，逃亡途中的保镖队伍有了，交通工具也有了。
一夜过去，天刚蒙蒙亮，唐玄宗便骑着马，带着心爱的杨贵妃等人和亲信、禁军，悄然离开禁苑西门延秋门，向着西边逃去。只有接近权力中心的人才得以知晓这个秘密，其他皇亲国戚、文武朝臣以及广大的长安市民们，就这样被无情抛弃了。
唐玄宗等人的逃亡计划充分考虑到了路线的隐秘、时机的巧妙、沿途的安全乃至到达后的接待工作，其中的欺骗工作更是精妙。直到第二天凌晨有人入宫早朝时，到了宫门口仍能听到宫中报时的滴漏声，卫兵们依然站着岗，可谓是把大家瞒到了底。
这一事迹用作三十六计之一“瞒天过海”的经典案例，丝毫不亚于薛仁贵瞒过唐太宗的故事，只不过唐玄宗等人瞒过的“天”是长安官民，更是天下人心。当长安人从骗局中惊醒时，天下人也都将看清唐玄宗的真面目，人心的离散更加无可避免。
#古史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