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是个禀性多疑的人，他的用人策略可以用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来概括：“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待人不必信亦不必疑，过疑则失人，过信则自失。”
一直以来雍正与诸臣子之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雍正对臣子的监督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密，他通过密折制度来了解臣子们的一举一动。
密折制度其实早在顺治时期就有了，但几乎没怎么用过，到了康熙时期才逐渐普及，康熙曾经说：“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
康熙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因为明朝的皇帝为了了解下面的事情，往往派太监外出打听，但这些太监人品本来就不咋滴，仗着皇帝的势力为非作歹，胡言乱语，和外官勾结，蒙蔽皇帝，导致皇帝得不到真实的情形。
康熙则依靠密折来了解各地情况，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负责为康熙探听当地风土人情街谈巷议，搜集情报，将得来的情报秘密汇报给康熙。
密折制度的全面推行和强化者则是在雍正，雍正以勤治天下，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亲自过问，他对于情报的需求量很大，因此他特别偏爱密折制度。
雍正时期，有密折专奏之权的官员达到了数千人之多，比他康熙时期多出了十倍，可见雍正对密折制度的偏爱。
雍正对密折的偏爱，使得文武百官不得不格外重视这一制度，在雍正的鼓励下，凡是官员认为有参考价值的情况，无论事情是否为职责所在，均要写在密折中上奏。
因此密折不仅是官员们的一种权力，更成为忠于皇帝的责任和义务。密折制度的效果显得非常明显，有专折密奏之权的官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奏报频繁，这就使得地方上的事务无法歪曲和隐瞒。
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向雍正汇报情况的权力分散在大多数人手里，同一件事情可能有数件不同官员的密折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汇报和说明，这样既有助于皇帝全面了解事情，又可以防止有歪曲事实真相的奏折混淆视听。
就连雍正最宠信的人也会受到监视，比如被雍正授予“模范总督”的李卫，不管李卫在什么地方做官，雍正都要通过密折来了解他的情况。
比如在李卫担任云南盐驿道时，雍正听说李卫做事高调，毫无顾忌，不注意自己操守。于是雍正便密谕云南永北镇总兵马会伯给他汇报李卫的具体情况，并要求他要据实汇报，不可顾及情面。
马会伯很中肯的做出了汇报，他说：“李卫只是性格急躁，做事不免毛躁，但还是合乎礼法规矩，也很注意自己的操守。”
雍正还让不同的臣子间彼此互相监督，相互牵制，一方面可以约束其行为，另一方面雍正也可以深入了解臣子。
比如，雍正曾听说湖南藩台朱纲的口碑褒贬不一，于是让湖南巡抚王朝恩暗中访查其行为举止并据实汇报，而另一方面，雍正也命令朱纲调查王朝恩的“居心行事”。
雍正对所有政事几乎都要插手，做到事必躬亲，所以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的一切活动雍正几乎都知道。
在这种制度下，雍正年间的吏治确实面貌一新，一扫康熙末年的颓势，为乾隆六十年盛世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雍正在位期间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取消了人丁赋，在古代，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土地称税，人丁称赋。
赋对于多讲究多子多福的农民来说，是一笔颇为沉重的负担，因此历朝历代百姓为了逃赋，时常瞒报人口。
雍正即位后，取消了人头税，改为“摊丁入亩”，也就是将税摊入地亩，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一举措使大量没有土地的贫农获得了实际利益，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雍正在位期间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废除了贱籍，贱籍是从宋朝流传下来的，那时候分军籍、民籍和贱籍，民籍是指士农工商，贱籍则是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户口，不得从事其他行业，更不能读书科举，并且世代相传不得变更。
“贱民”社会地位极低，“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为时人所轻视，究其源流，大多是从事特殊行业者，进而相沿成习，例如福建、两广沿海沿江一带的渔民，不事农桑，以捕鱼养鸭为业，生活漂泊无常，吃住都在船上，被禁止上岸居住。
再比如有苏州府的丐户，世代成群结队的行乞，首领称为团头，也就是小说中所说的“丐帮”。
另外，还有历史上被治罪的官员后裔沦为“贱民”的，例如绍兴的“惰民”，据说是宋元时期获罪之人的后代，这些人男性世代捕蛙、卖汤，女性则做三姑六婆，贩卖珍珠。
雍正下令取消了贱籍，把原来的“贱民”编入民籍，因此他们也拥有了自己权利和社会地位。
雍正取消贱籍的举措，无论从观念还是从社会现实来说，都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雍正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康熙晚年已经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如果让这些问题继续恶化，恐怕清朝会亡的更早。
但是，雍正做得很好，没有让这些问题继续恶化。雍正为国家、为百姓做了很多实在的事情，他的努力也为后来的乾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乾隆坐享了60年的太平盛世。
虽然雍正在位时间比老爹康熙和儿子乾隆要短的多，但是他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治理国家上，雍正在位的是实打实的。
A股的修炼难度又加大了！
下跌还在继续：
欧美央行鹰派信号强化，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国际资金从股市流出。
俄乌局势持续升级，欧美与俄互相制裁，导致外资可能对中国资产的信心降低，开始抛售A股港股，避险情绪浓厚。
大量私募、固收+触及止损线，被动减仓形成踩踏。
不容易啊！
不过经过持续的调整，一些行业板块也显得不那么贵了。
如果真的还要继续下跌，就跌得彻底一些吧，未来的上涨空间才值得想象。
关于中概：
不知道有没有丐帮兄弟忍不住割肉了，今天盘中又极速拉升，真是杀人诛心！
我暂时还是没有建仓中概，下跌过程不接飞刀，等飞刀落地之后再去捡，会更安全一些。
已经被中概套牢的兄弟，根据自己的仓位和浮亏点数决定吧，如果参考其他行业，即使是一些多年不涨的周期股，风口一来也会起飞，那么中概股，会不会在未来也能复活呢？
现在大行情是不是到底了？大概率还没到底。
那么既然知道要跌，现在要清仓吗？
我也不准备清仓，因为还要跌多久多深我不知道，如果现在清仓止损，一旦踏空，损失更大。
既然是闲钱投资，仓位还不重，现在就控制好节奏等着更便宜的价格加仓就好了。
下跌过程是难熬的，但是回顾A股历史上历次大的回撤，不都涨回来了吗？
这次难道就不一样了？
今天场外组合我继续小额加仓（一千）缓解手痒。其余不动。
今天场内双箭转债上市，小赚一百多，中午可以加个鸡腿咯。
打新债要坚持，我从到现在中了十二个债了，全部上市后盈利卖出，算是市场给的额外福利吧。
会谈还在进行，周边局势复杂，国际金融暗战明斗已经开始，一起见证历史吧。
任凭风高浪大，挡不住我们崛起的进程。
若干年后回头看看，也是不错的谈资。
注：个人思路仅作交流，不构成投资建议。
雍正皇帝是个禀性多疑的人，他的用人策略可以用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来概括：“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待人不必信亦不必疑，过疑则失人，过信则自失。”
一直以来雍正与诸臣子之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雍正对臣子的监督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密，他通过密折制度来了解臣子们的一举一动。
密折制度其实早在顺治时期就有了，但几乎没怎么用过，到了康熙时期才逐渐普及，康熙曾经说：“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
康熙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因为明朝的皇帝为了了解下面的事情，往往派太监外出打听，但这些太监人品本来就不咋滴，仗着皇帝的势力为非作歹，胡言乱语，和外官勾结，蒙蔽皇帝，导致皇帝得不到真实的情形。
康熙则依靠密折来了解各地情况，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负责为康熙探听当地风土人情街谈巷议，搜集情报，将得来的情报秘密汇报给康熙。
密折制度的全面推行和强化者则是在雍正，雍正以勤治天下，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亲自过问，他对于情报的需求量很大，因此他特别偏爱密折制度。
雍正时期，有密折专奏之权的官员达到了数千人之多，比他康熙时期多出了十倍，可见雍正对密折制度的偏爱。
雍正对密折的偏爱，使得文武百官不得不格外重视这一制度，在雍正的鼓励下，凡是官员认为有参考价值的情况，无论事情是否为职责所在，均要写在密折中上奏。
因此密折不仅是官员们的一种权力，更成为忠于皇帝的责任和义务。密折制度的效果显得非常明显，有专折密奏之权的官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奏报频繁，这就使得地方上的事务无法歪曲和隐瞒。
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向雍正汇报情况的权力分散在大多数人手里，同一件事情可能有数件不同官员的密折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汇报和说明，这样既有助于皇帝全面了解事情，又可以防止有歪曲事实真相的奏折混淆视听。
就连雍正最宠信的人也会受到监视，比如被雍正授予“模范总督”的李卫，不管李卫在什么地方做官，雍正都要通过密折来了解他的情况。
比如在李卫担任云南盐驿道时，雍正听说李卫做事高调，毫无顾忌，不注意自己操守。于是雍正便密谕云南永北镇总兵马会伯给他汇报李卫的具体情况，并要求他要据实汇报，不可顾及情面。
马会伯很中肯的做出了汇报，他说：“李卫只是性格急躁，做事不免毛躁，但还是合乎礼法规矩，也很注意自己的操守。”
雍正还让不同的臣子间彼此互相监督，相互牵制，一方面可以约束其行为，另一方面雍正也可以深入了解臣子。
比如，雍正曾听说湖南藩台朱纲的口碑褒贬不一，于是让湖南巡抚王朝恩暗中访查其行为举止并据实汇报，而另一方面，雍正也命令朱纲调查王朝恩的“居心行事”。
雍正对所有政事几乎都要插手，做到事必躬亲，所以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的一切活动雍正几乎都知道。
在这种制度下，雍正年间的吏治确实面貌一新，一扫康熙末年的颓势，为乾隆六十年盛世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雍正在位期间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取消了人丁赋，在古代，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土地称税，人丁称赋。
赋对于多讲究多子多福的农民来说，是一笔颇为沉重的负担，因此历朝历代百姓为了逃赋，时常瞒报人口。
雍正即位后，取消了人头税，改为“摊丁入亩”，也就是将税摊入地亩，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一举措使大量没有土地的贫农获得了实际利益，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雍正在位期间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废除了贱籍，贱籍是从宋朝流传下来的，那时候分军籍、民籍和贱籍，民籍是指士农工商，贱籍则是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户口，不得从事其他行业，更不能读书科举，并且世代相传不得变更。
“贱民”社会地位极低，“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为时人所轻视，究其源流，大多是从事特殊行业者，进而相沿成习，例如福建、两广沿海沿江一带的渔民，不事农桑，以捕鱼养鸭为业，生活漂泊无常，吃住都在船上，被禁止上岸居住。
再比如有苏州府的丐户，世代成群结队的行乞，首领称为团头，也就是小说中所说的“丐帮”。
另外，还有历史上被治罪的官员后裔沦为“贱民”的，例如绍兴的“惰民”，据说是宋元时期获罪之人的后代，这些人男性世代捕蛙、卖汤，女性则做三姑六婆，贩卖珍珠。
雍正下令取消了贱籍，把原来的“贱民”编入民籍，因此他们也拥有了自己权利和社会地位。
雍正取消贱籍的举措，无论从观念还是从社会现实来说，都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雍正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康熙晚年已经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如果让这些问题继续恶化，恐怕清朝会亡的更早。
但是，雍正做得很好，没有让这些问题继续恶化。雍正为国家、为百姓做了很多实在的事情，他的努力也为后来的乾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乾隆坐享了60年的太平盛世。
虽然雍正在位时间比老爹康熙和儿子乾隆要短的多，但是他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治理国家上，雍正在位的是实打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