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清朝的一名公务员，他的级别是省部级。曾国藩事业很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注重修身，做到了“无欲品自高”。历代的贪官污吏，都是因为让贪欲害了。当公务员能够战胜自己的贪欲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曾国藩非常简朴，官服都破了，让道光皇帝过问了。曾国藩将自己的俸禄孝敬父母，给湘乡的子侄买了一些书。
在大清王朝，曾国藩能够得到重视，能够走上重要的岗位，因为他做出了不平凡的成就。曾国藩作为一个文人，带兵打仗剿灭了太平军，延续了清王朝的生命。不管是做什么工作，一定要有作为，如果无所事事，干不出成绩。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严格要求自己是公务员应该牢记的，当今社会更是面临着很多的诱惑。如果把握不住自己就会让自己陷入深渊。
“酷吏”曾国藩
自从咸丰三年元月曾国藩到长沙，短短半年间，就把满城文武都得罪了。
得罪文官，是因为他在行辕内设置了“审案局”。他的审案局类似于今天的“严打办”，专管治安案件，凡有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犯罪嫌疑人，统统属于“审案局”的承办范围。解到之后，只有三种处理办法：“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之，又轻则鞭之千百。”审案局并不尊重正常办案程序，即使已被州县立案、尚未就审的嫌疑人，也是“闻信即提来”，“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但一般“恶民”他要杀，“公务员”也不放过，“有上言胥吏贪恣，辄捕治斩之”。他自觉为民除害，问心无愧，即使“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而且“三月以来仅戮五十人，于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数”。这是一到四月的数据，而到七月底再统计，审案局共杀掉二百多人，势头越来越“猛烈”，可以媲美古代酷吏了。但是，案子就是钱，案子就是人情，曾大人把案子都拿去了，全省上下，自布政使以至知县的人情、案费就都不见了，人家能没意见吗？所以，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看不惯他（当时官绅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抗议）。巡抚骆秉章也不以为然，想要制止他。但是皇帝支持他，还鼓励他“务期根株净尽”，所以“未有以难也”。
越俎代庖的治安严打得罪了文官，恪遵职守的练勇治军则得罪了武将。曾国藩刚到省城，每月逢三逢八之日，就召集乡勇和标兵（巡抚、提督的亲兵）“会操”，亲自校阅。但只练了几次，对于借此提高标兵战术水平的可能性，曾国藩就感觉希望渺茫，“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但他还是不想放弃，希望通过弹劾和保举这两种非常手段，以示奖罚严明，提升士气。
去年太平军攻城，挖通地道，炸坍南城，协副将清德吓得摘掉顶戴，跑到市民家中躲藏，部下兵丁则四处逃窜，脱掉的号衣堆满街道。直到今年，这还是长沙市民茶余饭后的笑料。他和巡抚、提督关系好，所以未被革职，继续在军营里混日子。清德有养花的雅好，平日下乡剿匪，也不忘寻访奇花异草，每次都要带回满船的花木。每月五次的会操，他从未参加，天天在家里伺候花草。曾国藩要拿来祭刀的，此君自然是当仁不让。
塔齐布刚因去年守城有功被提拔为参将，今年则不仅会操一次不落，还遵命密捕了几个巨盗，和曾国藩甚为相得，早已是身在绿营心在湘军。他还带同部下诸殿元按照湘军的制度训练手下辰勇（当时勇源不止湘乡一处，湘乡以外勇丁，有少部分托管给提标军官管带），也颇有成效。曾国藩用来树榜样、立模范的，自然是这两位。
于是，六月十二日，他连上两折，分别参劾清德和保举塔齐布、诸殿元。折子里不管说好说歹，都是斩钉截铁的狠话：参折不但要求革职，还请求将其解交刑部，从重治罪；保折则请求破格超擢，并将塔、诸二人的未来表现一并担保——“如该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为了不让和清德共事已久的巡抚骆秉章从中阻挠，参折和湖广总督张亮基会衔上奏，保折则秘密上奏。折上，俱蒙批准：塔、诸分别赏给副将、守备衔；清德革职拿问，交督、抚讯明定拟。
骆秉章和清德料不到曾国藩下手如此狠辣，不声不响就告了黑状，但是天命难违，只好吃了这个哑巴亏。提督鲍起豹是清德的铁哥们，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于是，“驱曾运动”开始了。
来源：《战天京》
张敬辉担任伪满洲国总理的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给你想要的。
张景辉积极开展“出粮出莲”，大肆收集粮食，数量逐年增加。1940年征粮720万吨，1945年增加到950万吨。1940年直接运往日本的粮食为200万吨，1945年为500万吨。
为了表示对日本主子的忠诚，他不仅主张要什么就给什么，而且主张要多给一点，多多益善。以1943年为例，伪总务长武部若造原计划生产粮食720万吨，但张景辉说:“今年是丰年，可望丰收。”必须增加粮食出口数量。”因此，今年的“装载量”增加了30万吨，达到750万吨。
农民们走投无路，彼此反目成仇。各省、县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层层组织‘出负荷’督查班、农村搜查部队。在林甸，发生了农民不交粮，被日本副官打伤，房子和柴火被烧毁的严重事件。
这些问题，在伪满洲国国务院和总督会议上也有讨论。张景辉看见关东军参谋长井村信和第四节营长黑河大佐坐着，怕他们听到这些话后生气，便突然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喊大叫地说:“别下去了，他妈，不管谁，出不来装，拉出来给我死!”官员们不知所措，一时间站在那里不说话。
伪满洲国国务院炮制了《主要粮食管理法》、《农产品交易市场法》、《粮食管理法》等一系列反动法律，严格控制群众口粮。这是世界上罕见的定量配给。
1943年7月，奉天为成人7公斤，青少年4公斤，儿童2公斤。鞍山成人供应6公斤半，抚顺只供应6公斤。哈尔滨的供应量更少。4月份只给了5公斤，5月份5.5公斤，6月份2.5公斤，因为增加了白面。
在黑市的影响下，粮食价格飞涨:一公斤黑市玉米的价格是配给价格的五倍;高粒米的口粮价格是10美分一斤，黑市价格是1.3元。人们吃的是用橡子面蒸的“满洲馒头”，喝的是用豆饼渣煮的“粥”。
关东军第四师长肖伟也这样说:“日本每个家庭都有士兵，牺牲了很多。与日本联合的伪满洲国吃得少一些。多出20%的粮食根本不算什么。”
张景辉接着说:“作为一个农民，我知道田里发生了什么。在这样一个满洲国的大国，人们没有理由因为缺乏食物而死亡。
仅1942年1月至5月，双城、佳木斯等市、县就有346人因无饭吃而被迫自杀。
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金钱的需要，常敬辉毫不含糊。1932年，伪满洲国刚成立时，东北地区的税收是1.7亿元的假币。张景辉上台后，她想尽办法欺骗人民，向人民征税。
据清远县太平川村一个伪长记事，他经手的税种，有土地税、人头税、兽税、车轮税。此外，还收取保甲费、联盟费、门户费、阿玛苏拜祭费、狗品牌费、养鸡养鸭养猪等各种费用。经过这一番漫长的初步换算，当时老百姓平均每年要拿三百斤以上的粮税。
1937年伪满洲国税收3亿元(含垄断收入)，到1944年增至11亿元(含垄断收入)。
二是掠夺中国劳动力，让东北人民无偿为关东军劳动，称为“无偿劳动”。当时，老百姓普遍认为，谁上了‘方公’，谁登上了湘乡台，容易走回来就难了，活着回来的人屈指可数。
起初，劳工被用来建造煤矿和水力发电站。随后，关东军实施“北方振兴计划”，全面整顿军事工程，征召大量劳工。张女士 《国家勤劳公务员法》规定，18岁至45岁的男性都有义务从事劳动者工作。突然之间，工人从省到市、县，从市、县到区、乡。那些不遵守规定的人被逮捕和惩罚。
关东军每年至少需要50万工人，有时多达100万。1942年，为执行关东军的“特训”计划，临时紧急征募劳工240万人。一时很难招到这么多的人，于是他们就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城市里捕捉“浮浪”，把一些在街上做生意、游手好闲的人当作扰乱社会秩序的“浮浪”，押送到东西边境去搞军事建设。
他们平均每天工作12或13个小时，有时多达15或16个小时。他们住在黑暗、潮湿的棚子或地下地窖里，由于缺乏食物和衣服以及传染病的流行而死得非常高。在一些地方，因为死人太多，死人被堆成一堆，拉到车里，埋在集体坟墓里。
人们对这种可怕的奴役感到愤怒。关东军一听，就问张景辉。张景辉说:‘满洲有很多苦力。不用担心你想要多少苦力就有多少苦力……”
当张敬辉回答时，日本人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大声喊道:“满洲人很多。他们死了也没关系。”
日本殖民统治者崇拜常景辉，赞扬他对日本人的“忠诚”。1944年，日本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时，曾任关东军司令的魅族对松本说:“此时，只有张庆惠还在支持日本，为日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好像是为了证明这一点，1945年4月，常敬辉最后一次去日本给日本送米和盐的时候，她拍着胸脯向铃木关丸首相保证:“请不要担心，只要有我，满洲国的一切都会很容易。”
早安！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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