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头条#
《我的父亲》（三十四）
我一直佩服父亲的胆量，做事不畏首畏尾，父亲说前怕狼后怕虎，是干不成大事的。父亲能躲过下放插队，最终安然无事，虽然一家人随他东躲西藏，担惊受怕，但在我小小的年纪里，父亲的形象从此高高大大。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文化大革命后期，不但学生插队农村，连工人、手工业者和无业人员也要下放农村。
1970年，父亲的大姐和小弟受上山下乡波及，他们都下放去了苏北农村。大姑妈和大姑父两个人，下放到了滨海八滩，称为半家户，小叔和婶婶全家下放到了大丰通商，称为全家户。他们在农村的广阔天地，背朝青天头朝黄土做了十年农民。
小叔家我和弟弟去过，是同二姑妈一起去的。一九七三年秋天，二姑妈回乡寻亲，没见到大姐和小弟，第二年他又回乡，特地去大丰探望了小弟。我清楚的记得，我们在大洋桥汽车站乘的6点10分的汽车，到江阴江边我们全部下车，然后乘轮渡摆渡过江，过了江到了对岸再上车，一来二去到达大丰县城已是夜晚。我们住在县委招待所，我还吃坏了肚子，半夜和弟弟出来找茅坑。第二天到了小叔家，说是家，其实就是茅草屋，四周的墙是芦苇上湖的泥巴，好多地方是漏空的，太阳光从一个个窟窿眼里射进来，在泥地上或桌子椅子上形成一个一个圆圈。家里樑是毛竹做的，门是芦菲门，窗是竹窗户，风一吹好像整个屋子都在嘎嘎作响。
环顾小叔家，四周空空荡荡，没有一件像模像样的家具，真是家徒四壁，想想冬季天寒地冻，想想夏天烈日酷暑，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啊。我不禁对父亲又心生敬意，要不是父亲敢作敢当，我们还不是和小叔家一样，甚至更差。
在大姑和小叔下放去苏北后不久，居委会和街办又来动员我家，动员父亲，估计是他们有任务，不管白天黑夜都会有人来做工作，不仅来家里，而且还到父母亲单位里。他们先是贴大红喜报，抬头就是上山下乡光荣。喜报一张接一张贴，纸张一张比一张大，到后来，见动员不起作用，鼓励也不起作用，父亲迟迟不去迁户口，他们的态度随之改变，笑脸变成了瞪眼，喜报变成了大字报，那白纸上的字由小变大，语气也越来越严厉，由人民内部矛盾就快上升为敌我矛盾了。门口墙上原先贴满的大红喜报渐渐的被大字报覆盖。父母亲单位的施压，份量也越来越重，母亲单位塑料五厂甚至下了逐客令，已不让母亲上班，他们给母亲发放了粪桶粪勺，都是自己厂里生产的，铁了心要母亲下乡了。那粪桶粪勺是塑料的，黑色，我印象深刻。
母亲开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父亲安慰她，不要慌张，不要怕，天无绝人之路，我自有打算和安排。其实父亲心里也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单位里也发出了最后通牒，他只是表面沉着而已。父亲叫来寄爷、费老师和大个子，他们一面喝着酒，一面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出逃，连夜就走。这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在送走客人后，母亲收拾了些衣物，打了个包裹，放在父亲补锅担的风箱上，将家里的户口簿，粮油供应证，煤球和商品供应证、粮票、布票和几十块钱尊装进一个小布包里，然后让我们兄妹三人早早睡觉。父亲将家里剩下的面粉和了水，在灶上做了些面衣饼，以备路上食用。下半夜，父母亲一个一个把我们叫起，我睡眼惺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想弄明白怎么回事，父亲做了个手势，不让发声，他怕惊动了四邻而误了事。父母亲像做贼的一样，蹑手蹑脚，不敢发出一点动静，小心奕奕地帮弟弟妹妹穿好衣服，出门时，连住在隔壁的奶奶和堂哥金才一家都不知道，那一年我9岁，刚上一年级，弟弟7岁，妹妹5岁。
＂父亲走在前面，母亲抱着妹妹走在后面，我搀着弟弟走在中间，我们一家五口，像游魂，似鬼魅，穿行在严冬午夜的陋巷。＂
后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事，藏钱财票证的包包在码头被偷，妈妈急的要跳河寻死；到了外公家因为地主成分第二天又被赶出门，一家五口第一夜大雪纷飞睡在猪舍屋里；父亲带着我们躲到山上金发家；户口簿失而复得，金才骑自行车送来；小姨父挑着弟弟妹妹到小姨家过年；遭爱宝白眼父亲补锅补贴金发家用；山穷水复冬去春来平安回家。这些我都在《上山下乡出逃记》中有描述，这里我就不再多说，总之，由于父亲的机智果敢和英明神勇，我们躲过了上山下乡的风头。
说到父亲的机智，还有一件不得不提，早年，他随妹妹去香港，在罗湖口岸，说好过了海关就在那里等，因为本港人士同访客走的是两条通道，结果，父亲过了海关，他直越过闸口，进入了地铁站，来到了月台上。妹妹出了关，左等右等不见父亲，又不敢随便乱走，怕父亲过来后见不到她而焦急，就这样一个在月台等，一个在关口等，等了好久，父亲等不住了，他灵机一动，就走向巡逻的警察，他不会广东话，直接用普通话寻求警察帮助，那警察看他提着大包小包，得知他父女俩走失后，让他不要着急，说你把你女儿和你自己的名字告诉我，我来帮你想办法，不过你站着别动，就在这里等。警察离开后不久，高音喇叭里就听到了呼喊妹妹的名字，说你的父亲在地铁月台上等你。妹妹见到父亲后，不但没有埋怨，还夸他真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