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古里，秀美潢川，
潢川是中华黄姓的发源地，上海城市之父春申君黄歇故里，因潢河（淮河支流）穿城而过而得名，古称光州，民国二年改为潢川。
#读书破万卷#天下好书当与天下人共读之#明末清初，在金陵（今江苏南京）有位痴迷于读书、藏书，家中典籍宏富，名扬天下的藏书家，他叫黄虞谡。
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把好书与大家共享——
黄虞稷(1629-1691)，字俞邰。明代晋江（今泉州）人。从小受父亲熏陶，七岁能诗，且刻苦好学，嗜书成癖。他父亲黄居中 (1562-1644)，字明立，黄虞谡是其次子。黄居中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中举，授上海县教谕，迁南京国子监丞，遂定居金陵。后转黄平知州，他辞官不赴，从此在金陵一心锐意于藏书、读书与著述。
黄居中一生酷嗜典籍，为官前就经常四处借书阅读，每得异本，即使鼠咬残破，蠹鱼蛀蚀，也无不珍重携归，并亲手补缀、抄录；为官后他的俸禄多用于购书。到了晚年，他闭门谢客，精心阅读，铅椠丹黄，其治学精神十分感人。
黄居中一生藏书达六万余卷，为了收藏这些书籍，他在金陵建筑了“千顷斋”以庋之，其中以明人的著述最为齐备，上迄明代十六朝帝王大臣下至百姓文人诗文笔记，无不搜讨网罗。清代学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附录》载：“明立专勤学古，得异书必手自缮写，侨居金陵，年八十余，犹篝灯诵读，达旦不倦。古称老而好学，其无愧焉！”
随父亲定居金陵的黄虞谡，十六岁入县学，即博洽群书。父亲去世后，母亲对他的管理非常严格，要求他继承父业，刻苦研读，“汝宜引避，有先人遗书在，当尽读之，勿躁也。”黄虞谡谨遵母命，一边慎守先世藏书，整理先父遗藏，“晓夜孜孜，不忘雠勘”；一边广搜博采，多方亵集增益，使家藏增至八万余卷，且多善本。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大藏书家钱谦益的《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中载：“戊子之秋，余讼系金陵，方有采诗之役，从人借书。林古度曰，晋江黄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书甚富，贤而有文，盍假诸？余于是从仲子借书，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连钱谦益这样的大藏书家到黄虞谡家，都能读到他未曾见的明代书籍，可见黄家藏书之独特和丰富。
为了不断地增加藏书，黄虞稷在金陵四处搜讨，每见善本，常常不惜重价收购，每当听说亲朋好友间，有人得罕见之书或是善本，他一定设法借阅、抄录。
距离黄虞谡金陵“千顷斋”十余里的龙潭，有位著名藏书家叫丁雄飞，藏书两万余卷，黄虞稷就经常去丁家借读、抄录。两人很快成为挚友。他们二人还制定了借书的君子协约，作为相互借读对方藏书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每月十三丁至黄,二十六黄至丁。为日已定，先期不约。要务有妨则预辞。不入他友,恐涉应酬,兼妨检阅。到时果核六器,茶不计。午后饭,一荤一素,不及酒。逾额者，夺异书示罚。舆徒每名给钱三十文,不过三人。借书不得逾半月。还书不得托人转致。”
为了搞好关系，做好互借阅读，他们不惜失去其他的友情；互相到访时，还要招待对方，且还要给对方车夫的赏钱，真是一个标准的君子协定，这也充分说明他们是爱书的真君子。
二人在约定的日子里，他们彼此间总是尽出家藏本，谈书论学，互通有无，相互质疑问难，成就了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黄虞稷也从丁家抄录了许多秘本古籍，大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家藏。
更为无私可贵的是，黄虞稷还和明末清初官员、文学家、收藏家周亮工的儿子、藏书家周在浚，毫不保留，把自家多年收藏的珍本孤本拿出来共享，从各自家中精心挑选出唐宋秘本藏书九十六种，进行了详细校订，编写了《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一卷，刊刻发布，征求有实力的有识之士刊印出版。
此举，得到许多学者的积极响应，后来清代最早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通志堂经解》，首先收入了黄虞谡、周在浚提供的经部书籍。接着，官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及私刊《知不足斋丛书》中，都刊印了《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中的绝大部分珍籍。
他们的这一做法令人们对这两位藏书家侧目以视，使许多本来很有可能亡佚的珍本古书能够流传于世，对于中国文化的文献保存与传播有着重大的意义。
黄虞谡善于藏书，并利用家藏珍本，常与金陵的学者、名士、文人们交流交往，校书论学，赢得了金陵藏书界学术界的支持，纷纷对他开放自己的藏书，从而使他更视野了开阔，学到了更广博的知识。
周亮工在《倪母朱太夫人七秩序》中载：“吴门诸君子……乃闇公（即倪灿）与黄子俞邰、高子康生、陶子肃公、黄子友臣及予从子鹿峰，后先继起修社，事于秦淮，四方起而应之，皆通经博古之儒，以此致身公卿，著奇勋于中外，不可胜数。”由此可知，这一时期黄虞稷与这些金陵学人“修社”交流，持续了十多年。
家学渊源深厚的黄虞稷，深谙经籍目录之学，在父亲所编《千顷斋藏书目录》六卷的基础上，增益之编成了“所录明一代之书”之称的《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目录之富，体例之严，冠于明代以后诸家目录。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为：“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
#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黄虞谡在南京去世，时年6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