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女子偷偷写“求救信”寄出，写清人贩子的姓名，居然不被立案。
1989年，怀孕五个多月的王祥会被拐卖。从贵州到湖南，最终去了河北唐山孟家峪村。像许多被拐卖的妇女一样，她被困在一座山中，无法出去，她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罗丽芬，出生于1967年。
在这个陌生的村子里，没有人能理解她，王祥会这个名字也不再被提起。她发了几封求助信，被家人收到并报了警——但她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生了两个儿子后，她不再去寻求帮助和逃避，忙着“谋生”养活孩子。
61岁的王祥会是贵州龙里县三元镇安邦寨人。但这只存在于她自己的故事里。1989年，她以4200元的价格被卖到唐山孟家峪村的郭家后，就没有人再叫她了。现在的身份证上，她叫罗丽芬，56岁，籍贯河北唐山滦县。
，得知母亲被拐卖后，儿子小武开始在贵州寻找亲人。
秋天，小武带着王祥会坐火车38个小时回到了贵州老家。
20多年来，她的前夫，小武的生父已经再婚多年。
叔叔告诉他们，30年来王祥会冒着挨打挨骂的危险秘密寄出的“求助信”，其实都是他家人收到的。“既然收到了求救信，为什么没人来？”小武最反感的是，她妈妈明明在信里写了拐卖她的人贩子的名字，警察却没有抓到人。
“他们在河北滦县孟家峪村把我卖了...我想回家见我的父母...你俩跟我拿个背包把孩子背回家……”直到，王祥会再次回到家乡，四哥把这封1993年收到的信还给了她。
这不是她写的第一封“求救信”——早在刚到孟家峪村不久，她就试着用铅笔尖给家里写信。她把信递给路过的拖车司机，请他帮忙递出去。拖拉机手转过头，把信递给了买家郭嘉。王祥会受到他们的威胁。“再写就把肚子里的孩子杀了，把你卖到北方更偏僻的地方去！”
铅笔尖被搜出来后，她无意中在炕上的缝隙里捡到了一支“油笔”。“我想上帝在帮我写一封信。”此时，王祥会笑了，她成功地发出了一封求救信——王祥会发出的唯一一封信被保存了下来。
王祥会一直保守着被拐卖的秘密。直到，小武名义上的“父亲”糖尿病住院，正在读高中的小武被叫到医院照顾。王祥会知道后非常生气，并要求他回到学校。“那不是你父亲。你给他端屎端尿？”
知道真相后，小武想过报警抓人贩子，但他当年只是个高中生。他担心一旦被调查，这个地方再也待不下去了，他和他妈妈的安全都成问题。另外，考虑到弟弟才十几岁，小武放弃了报警。
对于王祥会来说，在生下小儿子后，她几乎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接受被绑架的现实，并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她收到一封来自贵州的信，是她侄子写的。他告诉王祥会，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她想回去，但又不能走——小武才14岁，孩子刚刚8岁。她放不下孩子，也凑不出车费。郭家人甚至拿不出100块钱送她回家。
，未满18岁的小儿子在唐山一家钢铁厂工作时意外身亡，王祥会和买家之间唯一的纽带也随之断裂。
小儿子死后，王祥会离开她生活了24年的村庄后，带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罗丽芬的身份证、户口本和与买方的结婚证。
1994年，郭氏家族为在当地办了一张身份证，取名为“罗丽芬”。
弟弟死后，小武曾带着母亲回贵州龙里县找警方，又去河北滦县公安局，试图归罪人贩子，但得到的答复是“此案已过诉讼时效，不予立案。”
5月，王祥会到龙里县公安局报案。警方以报案时间距离案发已超过为由，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
小武和王祥会都不能接受“追诉时效已过”的理由。在家里人的故事中，王祥会的父亲向派出所报了案。但接待她的民警表示，“没有证据证明那段时间有报案记录。”
，记者采访了失踪时的三元镇派出所所长李。报道称，李承认，他确实接到了家人的举报。“报案就报案了，属于打拐办，不属于派出所。”李说，接到报案后，他向县公安局打拐办报了案，其他情况他不清楚。2月，记者再次向李询问此事，李表示“不知道，记不清了。”
2月，小武带着母亲到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咨询。小武觉得既然家属已经报案，公安机关也没有立案侦查，属于“应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况，不应该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11月，龙里县公安局再次回复:根据案发时间和我国刑法“从旧到轻”的原则，本案适用“1979年刑法”。“79刑法”中没有“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规定，因此很难适用新刑法“不受追诉期限限制”。
在龙里县城的广场上，小武曾经远远地看到过一瘸一拐的亲生父亲。“他独自生活。我不想抓住他不放。我不想再被绑在一起。我怕他拖累我妈。”
二十多年来，她在异乡备受排斥，她不想让小武继续经历这种孤独。“这里(唐山)没有亲人，只有我们的母亲和妈妈。我死了，我的孩子孤身一人。回去(贵州)有亲人，能有说话的地方，落叶归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