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机密，慎之又慎。”“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这是毛泽东两次为保密工作所作的题词。“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命，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翻开党的保密战线历史，革命先辈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演绎了多少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
李公馆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保密工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开始了。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时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1969年，毛泽东在回顾建党初期的往事时又说:“‘一大’是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召开的。”
“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就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议旧址纪念馆)。其实，党的“一大”最初是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召开的。负责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来上海开会的是李达和李汉俊。毛泽东、陈潭秋等数位代表接到通知后，于197月前抵达了学校。当时正值暑假，学校的师生都已经放假了。考虑到学校放假、陌生人进出学校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利于保密，于是李达、李汉俊决定转移会场，他们选定的第二个会场就是李书城的公馆。
当时的上海法租界多为国民党政治名流的居住地，李书城在法租界租了一幢小楼房，把家安在这里。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后，住进了哥哥的公馆。就这样，李书城的公馆成了李汉俊从事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19年初，李汉俊以李公馆为大本营，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建党筹备工作。
19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抵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在李公馆秘密会见。二人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李汉俊、李达等人反复磋商后，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并将原定的“一大”会址上海法租界内的一所女子学校改为李书城公馆。
中共“一大”会议进行到第7天晚，正当中共“一大”代表开始在李公馆举行第六次(闭幕)会议时，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场，随后匆匆离去。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敏感地意识到有问题，于是建议立即休会转移。会议被迫中止，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返回包围了会场。后来，“一大”代表们安全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继续开会直至胜利结束。党的“一大”会议三次转移会场体现了党对保密工作的重视。
在“一大”会议通过的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在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为了贯彻党的保密纪律，在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组织部下发的党员人数月统计表的名称是“同学调查表”，校名即地方党组织的名称，党员性别分别以男生、女生标注，党员类别则分“工读生”(工人党员)、“农科生”(农民党员)、“兵科生”(军队党员)、“文科生”(知识分子党员)等，另外还有“正式生”和“旁听生”等。
在党成立初期，由于反动军阀的镇压，党的活动长期处于地下状态，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侦察保卫组织。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这使得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陈延年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情侦保密机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虽然党中央事先得到零星情报，但缺乏核心层的决策情报;而且政变后，由于情报没能及时掌握，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未能及时转移而遭捕杀，组织机构被破坏殆尽。
南昌起义严守军事秘密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1927年7月24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动身去九江。临行前，他没有对邓颖超吐露一字。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一直到8月初，邓颖超在国民党的报纸看到了南昌起义的消息，才知道周恩来是去了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