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图书：《大美·中国女科学家》第一卷
大美·中国女科学家
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科协成立60周年之际，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出品，中国科协常委会女科技工作者专门委员会和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统筹策划出版了《大美·中国女科学家》系列丛书，以“图书+音频+视频”的方式呈现中国女科学家的风采。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
屠呦呦 浙江宁波人，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首席研究员。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科学贡献是发现具有独特结构的新化合物青蒿素，对疟疾有高效、速效作用。获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秋天，
诺贝尔奖的6个奖项依次公布。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
凭借“发现医治疟疾的新疗法”的贡献，
与制成阿维菌素的爱尔兰药学家威廉·坎贝尔
和日本有机化学家大村智
一起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屠呦呦（左3）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现场
这是中国人乃至华裔人士
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一奖项，
也是在中国本土从事研究的科学家
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类奖项。
在这一天之前，
屠呦呦的名字很少为“圈外人”所知。
但是毫无疑问，她成功发现青蒿素的实绩，
远远胜过任何光鲜的头衔与浮名。
这种可以有效对抗疟疾的灵药，
在问世之后的数十年里，
拯救了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的生命。
由于青蒿素在非洲治疗疟疾的神奇效果，
它被誉为“东方神药”。
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给屠呦呦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51年，
对中医萌生兴趣的屠呦呦在参加高考时，
第一志愿报考了北京医学院
（今天的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
并选择了药学专业。
读书期间，她很喜欢
植物分类学、本草学、植物化学等课程，
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经由现代生命科学的诠释，
带给了她看待中医的全新视角。
屠呦呦童年照
1955 年屠呦呦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卫计委下属的中医研究院
（今天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1959 年，她参加了卫生部
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药学知识。
这段学习经历使她深刻地认识到，
中医药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
在培训之余，她常到药材公司去，
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和炮制技术，
对药材真伪、质量鉴别、炮制方法等方面的知识都有了深入了解。
之后，
她又投身于卫生部下达的中药炮制研究工作，
参与编写了《中药炮制经验集成》一书。
这本书在 1978 年获得了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大会成果奖。
青年时代工作中的屠呦呦（右）
屠呦呦在中草药领域的知识积累，
很快在一项新的科研任务中大放异彩。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在热带地区很容易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
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介入越南战争，
能有效医治疟疾的药物在疟疾高发的战场上，
成为能决定战局走向的战略资源。
为了援助属于同一个阵营的北越，
中国着手开发全新的抗疟疾药物。
年轻的医者屠呦呦加入了
这场发生在特殊年代的攻关。
屠呦呦在做实验
1969年2月到4月，屠呦呦
系统收集整理了历代中医药典籍记载，
访问著名老中医得到的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材，并且调阅了大量民间秘方验方，
在汇集了内服药和外用药2000余方的基础上，
编写出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
这些药材涵盖了植物、动物、矿物等类别，
对它们的深入整理，
成为她接下来研究工作的依据。
从1970年1月到9月，
屠呦呦研究尝试了胡椒等若干种药材，
试图提取出对抗疟疾的有效成分。
后来，青蒿的乙醇提取物
在感染了疟疾的小鼠实验中，
获得了对疟原虫68％的抑制率。
但在1971年7月到8月的重复筛选中，
抑制率却极不稳定，分别是12%和40%，
实验进入了困境。
屠呦呦重温中医古籍，找到
保证青蒿提取物疗效的一大关键：低温制备。
屠呦呦指导药品制取
1972年，一场关于抗疟疾的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屠呦呦参加会议并报告了实验结果，
与会代表们都十分高兴，
要求她尽快将药品应用于临床，治疗人疟。
为了对提取物的安全性进行最后的确证，
屠呦呦决定“以身试药”，结果显示药品安全。
屠呦呦专心致志于工作
初战告捷，研究继续，
屠呦呦的科研组于1972年11月8日
从有效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青蒿的单一化合物
后面的实验则证实，
这种单体正是青蒿抗疟的有效成分。
1973年11月2日，
屠呦呦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专业会议上，
汇报了她的研究。
后来，这种有效单体被命名为“青蒿素”。
青蒿素问世之后，
屠呦呦仍然没有停止工作，
而是在进一步研究抗疟药。
1973年，她和自己的科研组
又研发出了青蒿素的第一个衍生物：
双氢青蒿素。
这个衍生物比青蒿素的抗疟疗效高10倍！
她和她的团队终于
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重任。
双氢青蒿素成品
当时间进入新世纪，
青蒿素和它的衍生物
在治疗疟疾方面的功效传遍了全球，
成为全球抗疟的一线药物。
欧美发达国家的医药企业研究人员
也不由得感叹：“多年来，
我们一直认为抗疟疾药物研究是最头疼的问题，
但中国人竟然用一种普通的小草就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