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苏辙是北宋文坛上并驾齐驱的一对好兄弟。苏轼比苏辙大两岁,兄弟俩小时候一起由父亲著名散文家苏洵亲自教读,哥哥敏于接受,弟弟沉静好学。兄弟俩在一起游玩,哥哥比弟弟胆大,碰到有山可登、有水可浮的地方,总是哥哥提起衣裳,走在前面。到苏轼二十一岁那年,父亲带着他俩出川,到京都汴京(河南开封)来应试。第二年兄弟俩同榜考中进士,仁宗皇帝读到他俩的“制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于是不久就声名震动四方。接着两人又一起奔母丧回四川。
终丧后再到汴京,苏轼要到凤翔(陕西凤翔)去做官,苏辙则必须留在汴京陪伴父亲。这是兄弟俩生平的第一次离别。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启程赴凤翔,苏辙送他到郑州,在郑州西门外分手。事后苏轼作了一首诗寄给弟弟,写当时的离别之情,其中有几句说:“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弟弟走了,哥哥连忙登上高坡,伫望弟弟的身影,只能看到他的黑色帽子,忽隐忽现,越去越远,想着他衣裳单薄,天气苦寒独自骑着一匹瘦马,踏着残月冷冷清清地回去,既是悬念不已,又是依依不舍。苏轼到凤翔后,兄弟俩按月互寄首诗,互通情况,倾诉离情,苏轼的以“雪泥鸿爪”为比喻的著名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就是这时期写的。
苏轼在凤翔三年任满回京,不久,他们的父亲苏洵逝世,兄弟俩又一起护丧归眉山。待到终丧以后,两人一同挈家眷重至汴京,这时苏轼已是三十四岁,苏辙也已是三十二岁了。苏轼兄弟重到汴京,正是宋神宗即位之初,当时富弼为宰相,王安石为副相(不久即为宰相),始行新法。苏轼兄弟俩政见相同,他们都反对变法。据《宋史》记载,先是熙宁三年(1070弟弟因为非议新法,被派到陈州(河南淮阳)去做学官(州学教授)。第二年哥哥又因为上神宗书议论政治触犯了王安石。王安石非常生气,叫御史谢景温在皇帝面前揭发苏轼的过失,他们尽力搜罗也没有找到苏轼的“罪证”。苏轼感到这样在朝中再也待不下去了,力求外任,神宗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派他出为杭州通判。从此以后,他们是“欲同千里行,奈此一官碍”(苏辙《次韵子瞻行至奉新见寄》,兄弟俩也就会少离多了。
苏辙在陈州做了三年学官,又调到齐州山东济南)任掌书记。苏轼在杭州任职三年期满,希望调到靠近弟弟的地方,于是被任命为密州山东诸城)知州。苏辙《超然台赋,序》记载此事说:“子瞻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其地介于淮海之间,风俗朴陋,四方宾客不至。”为了能和弟弟距离近些,苏轼宁愿离开天堂似的杭州来到这贫瘠的密州,可见他对弟弟的友爱之深了。他在由杭州到密州上任的途中,怀念他的弟弟作了一首《沁园春》,词的下阕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常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他想起当年和弟弟一起来到汴京,就像西晋的陆机、陆云两兄弟一起来到洛阳一样,不久就才名倾动当世,那会儿都还是翩翩少年呵。
兄弟俩自以为凭着胸中才能,笔下文章,帮助皇帝做一番事业,还会有什么困难。可是现在呢,朝廷上却另有一番政治气候,所以用不用决定于时势,进还是退则应该决定于自己,这会儿还是暂且袖手旁观,喝上几杯酒,优哉游哉地过完这一年再说吧。这些话表达了对弟弟的思念之情,也发泄了自己在政治上碰钉子以后的牢骚。苏轼本来是为了和弟弟近些才调来密州的,谁知道兄弟虽说都在山东,仍然没有机会见面。到熙宁九年(1076),苏轼已是四十一岁,和弟弟已有六七年不见了,中秋之夜,对月怀人,他写了一首绝妙的中秋词：
水调歌头
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问，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