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标志着苏联社会一个新的开始。“党的二十大的主要成果，是它开始了党去除污点并回归到列宁和我国其他优秀儿女曾为之奋斗的生活准则的过程。”与其模糊地说是苏共二十大开启了新的生活，不如更准确地说是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上作的秘密报告引起了苏联社会的心理震动和思想变化。“1956年春天到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成了全国某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
代表大会之后的时期开始被称为“解冻时期”。赫鲁晓夫说：
爱伦堡使用了“解冻”这个字眼。他认为斯大林去世后人们的生活开始解冻。这样来形容那个时期，我当时并不完全赞成。毫无疑问，出现了一些松动。如果用警察式的语言来表达，那么我们放松了控制，人们说话比原来自由了。然而我们身上是两种情感在斗争。一方面，这样的松动反映了我们国内新的情况，我们在往这方面努力。另一方面，我们当中有人根本不想解冻，他们责备说：假如斯大林活着，他是绝不会允许这样做的。反对解冻的声音清晰可闻。而爱伦堡在他的作品中善于十分准确地发现当前的倾向，对于奔驰的时代做出描述。我认为，他所用的字眼反映了现实情况，尽管我们当时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批判。
尽管秘密报告是作为内部文件传达的，但是，关于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批评的消息仍然不可避免地在苏联社会传播起来。“苏联人民第一次广泛地获得有关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的信息。至今小心隐瞒的事或在难得公布的材料中‘有限’通报的事，现在像洪流般涌向人们的意识，而他们早就想知道国家级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接见他们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由于信息来自于直接目击者及内部会议的参加者，因此它能被人相信。”
秘密报告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全方面的。文学、艺术、音乐等最先对秘密报告的影响作出了反应。剧院舞台上开始上演根据考涅楚克的剧本《翅膀》排练的话剧，其中一位女主人公囚禁归来。话剧结尾的歌曲里说，国家“张开了翅膀”。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生活象征的爵士乐也开始流行。作为苏联第一支爵士乐队的组建者和独唱演员的人民演员——乌乔索夫的唱片重新开始出售。文学、绘画和雕刻中的抽象主义流派重新盛行。
作为雕塑家的涅伊兹韦斯和诗人的叶夫图申科坚决支持抽象主义。另外，从1956年起，一些反映国内战争的电影《第四十一个》、《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共产党员》、《凭列宁的介绍信》、《列宁的故事》等开始放映。社会生活上的变化最显著地体现在青年身上。时髦的发式、服装、音乐、生活方式成为青年们关注的对象。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和大学生国际联欢节，对苏联青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苏联青年能够与自己的外国同龄人自由地接触。参加过联欢节的那一代人就说：“莫斯科联欢节的结果，不是‘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而是自由的西方和摆脱了斯大林主义束缚的苏联欧亚大陆的相互结识。”
如果说文学、艺术、音乐等仅仅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和超越，那还不至于引起苏联官方的警惕。但是，“解冻”在描述正面的理想的时候，其重点不是培塑人民对当下社会生活的信心，而是回到了对斯大林之前国家的过去的美化。“当时反映革命的过去的电影如一股洪流……在这些影片中……革命的——斯大林前的——时代本身……以非常浪漫化的形式呈现，那是自由的建设生活的时代（既是全民的，也是个人的），是可以怀念的时代。要是我在其中，在这些过着丰富多彩生活的人们中间多好。”
那时的人们很少有人会深思：“对过去的各种浪漫主义的理解包含的不仅仅是反抗当今生活的因循守旧，而且也与逃避当前现实问题、回到逝去的过去这一点相关。革命浪漫主义往往以反常的但又是合乎规律的方式带有反向的特点。‘解冻’的革命浪漫主义破坏了苏维埃政权几十年中积淀下来的不公正和不合理，同时又使二十大前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化为乌有。”于是，代表大会后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出现的对革命年代初期的浪漫激情的怀念，“不可避免地导致复活斯大林时期已被批驳的革命的虚无主义，好像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同情在赫鲁晓夫身上苏醒了”。
于是，党的机关本能地感到了惊恐：
党的机关工作者都具有在警察国家中生活的长期经验，多年来这里不论是历史还是文学（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幌子下），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对可怕的现实情况作即使是模糊的影射。这些胆颤心惊的人，同反复琢磨那些新的、令人兴奋的书籍和文章的读者一样，都清楚地懂得，对过去的谴责常常包含着对当今的批评。要挡住这股洪流，为时已晚；但无论如何他们要把控制住。他们尤其担心，而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一旦要对那些曾经支持斯大林消灭无辜的牺牲者的人采取惩办错误的话，不管是采取开除出党的办法也罢，或者在更坏的情况下采取追究刑事责任的办法也罢，就会引起一连串的事情和行动，谁也无法预料会有怎样的结果。
作为始作俑者，赫鲁晓夫开始为他打开的“魔盒”感到害怕：
苏联领导层，其中也包括我，在决意迎接解冻的到来和有意识地去促进解冻的同时，也有点害怕解冻：可别因为解冻，一场春汛劈头盖脸地朝我们袭来，弄得我们穷于应付。事态的这种发展在任何政治问题中都是可能的。
朝我们袭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害怕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对于从领导层的角度看来不合时宜的情绪，我们遏制其发展蔓延，不然巨浪就会汹涌而来，冲毁一切。我们担心领导人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能，无法使变革的进程依然局限在苏维埃的航道之内。我们想解放人们的创造力，然而是要让新的创作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就像民间所说的：又想要，又扎手，妈妈也不准。就是这个情况。
于是，对“解冻”的害怕使赫鲁晓夫开始重新扎紧社会的“口袋”。1962年12月在与知识界的座谈会上，赫鲁晓夫严厉批评了涅伊兹韦斯内。“连粗话也用上了，我说他给自己起这个姓不是没有用意的。他的姓使我有些感到恼火。”即使是涅伊兹韦斯内后来表示要从抽象主义转到现实主义，赫鲁晓夫也不改他对抽象主义的蔑视。与此同时，开始强化对文学创作的书报检查制度。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一批作家的作品先后被以各种理由禁止在苏联国内出版。尼克松说：
在“解冻”时期，赫鲁晓夫容许文艺在表现形式上有更大的自由，但是他自己却保留着什么该批判、什么不该批判的决定权。斯大林时代的许多恐怖事件遭到了攻击，但那些延续到赫鲁晓夫时代的事件却不受攻击了。赫鲁晓夫严格实施文艺方面的规定，他知道要是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要防止其滚雪球似地不断扩大是很困难的。有一次，他对一批作家说，1956年如果匈牙利政府干脆打死几个挑起不满的作家，那场革命本来是可以制止的。他绷着脸，两眼盯着这些作家说，如果苏联发生类似的情况，“我是不会手软的。”
然而，当“解冻”已经渐渐演变成为一场“春汛”的时候，严厉的管制再也无法管控人们变化的心理。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社会开始广泛流行这样一则笑话。据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说，当赫鲁晓夫在共产党会议上发言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听众席中有人给他递了一张条子，问他，“当时你在那里？”赫鲁晓夫在扩音器里念了这张条子，并大声说，“这张条子是谁写的？请站出来！”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显然这个人不打算站出来。“好吧！”赫鲁晓夫决心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那时，我就在你现在呆的地方。”
这则笑话的流行证明了，人们对党的领导人的高尚和英勇的信任动摇了。“赫鲁晓夫报告以后，越来越多人认为，领导人想的首先是自私的利益。赫鲁晓夫的报告加强了厚颜无耻和不信任的情绪，强有力推动了苏联社会的道德和思想被侵蚀的进程。赫鲁晓夫的报告掺杂着使人气恼的真相和诬蔑诽谤，引起了社会上的慌乱不安。”
然而，“无论如何，二十大给社会一个极大的推动，它为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事实奠定了基础”。戈尔巴乔夫说：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行动。的确，他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少，主观的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问题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这是个便当而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算盘也是一目了然：他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刻就将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冻结起来，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亲信。
所有这一切都不错，然而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状态、其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码的法制。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