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浙江省主席张难先被指控贪污受贿，蒋介石特派宋美龄前往调查，没想到，竟然查到张难先的灵位和“为人民服务”的誓言。
当年4月，蒋介石去浙江巡视，并督促张难先报销宋美龄在浙江的旅行费用。
结果，张难先并没给蒋介石面子，他一边夸赞蒋介石是“为赴国难，节省开支”的领袖，一边把宋美龄的费用票据还给了蒋介石。
宋美龄得知此事后，很是窝火，她咬着牙狠狠地说：“张难先，等着瞧！”
世界上并不缺煽风点火之人。
就在宋美龄苦苦寻求报复之机时，蒋介石收到了一封举报信，披露张难先贪污受贿并修建别墅，而密告张难先的人，其实是张难先整顿吏制时裁撤下来的庸官。
宋美龄也不管写信的人是何意图，看到举报信，她开心极了 ，反复向蒋介石表示，要亲自去审查张难先的问题。于是，在蒋介石应允下，宋美龄带上孔令伟暗中去了杭州。
然而，宋美龄并未直接找张难先谈话，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
到达杭州后，宋美龄叫来驻守浙江的薛岳，让他带两个人先去查寻张难先的经济状况。
接受指令后，薛岳带着两位师长立即驱车赶往张难先的家。
当时正是午饭时间，张难先见来了客人，客人又自带了酒菜，所以与薛岳等人痛饮一番。
饭后，三人赖着不走，薛岳提出打麻将，二位师长自然明白上司的意思，故意大声说：“身上没带钱呀！”
薛岳微微一笑说：“在省主席家玩儿玩儿，还要你们破费吗？张主席，这个面子得给我吧？”
“情理之中，不过请三位稍等。”说完，张难先转身向后屋走去，过了好一会儿，张难先才返回。
薛岳笑道：“嫂夫人管钱太严了一点儿。”
“此话差矣，我是向老母借钱去了。老母去世多年，我在后屋焚香扣泣老母后，才取了40万冥币。”张难先满脸愧疚地说，边说边吩咐将麻将摆上桌，将40万冥币分成了4份。
见是冥币，两位师长脸色大变，一人大叫道：“太晦气了，这牌我不打了！”
说完起身就走，另一位也紧跟其后。
薛岳自然也没好气，就这样，三人悻悻离开。
出了张家门，薛岳直奔宋美龄住处做了汇报，然而，宋美龄却用讽刺的口吻说：“省府主席能这么穷？我不信，肯定有人提前走漏了消息。”
其实，宋美龄派出薛岳的同时，也派出孔令伟进行私访，得到的结果是：张难先不但没有受贿，而且将个人收入的一部分用来救济穷人，也没住省府的公房。
宋美龄感到，不查出点事情来，没办法跟蒋介石交代，于是，她决定亲自出马。
第二天，宋美龄带上孔令伟突然来到张府，却见张难先的住处院门斑驳、房屋破旧，门外也无卫兵把守。
当宋、孔二人走进屋内时，见一位穿着朴素的老太太忙着手中针线活儿。
此人正是张夫人，见来了客人，她丢下活计，热情招待访客。
正在这时，张难先回来了。
宋美龄一下尴尬了，本想趁张难先不在看个虚实，哪想被撞上了。
她只能打圆场说：“我们来杭州，顺便来看看嫂夫人。”说着，顺手将购买的礼品递了过去。
张难先怎能不知宋美龄的来意，他笑着说：“有一件事，请夫人一定转告蒋主席。”
宋美龄暗笑：“估计张难先的漏洞不少，求我办事呢！”
想到此，宋美龄便微笑说：“你是党国元老，蒋主席怎能找你麻烦？”
听罢此话，张难先扯开墙上一副山水画，露出写有“张难先之灵位”的牌子。
他指着灵位说：“我把它立在这里，是为了提醒自己，只要我活着，就要为民服务，如果做不到，立即自裁。”
这句话，无疑戳中了宋美龄的痛点，为了掩饰自己的惭愧，她赶紧找了个台阶离开了张家。
宋美龄一走，张难先大怒道：“老蒋如此对我，这个主席还有什么干头。夫人，收拾行李回老家！”
不过，张难先的归途并不顺利，蒋、宋二人居然令人假扮劫匪，劫了张难先乘坐的船，却只搜出了一些打包的旧衣服与20元钱。
这件事很快见于报端，宋美齢看了这则消息，不由慨叹：“张难先，真是一身正气的好官啊！”
“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张难先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誓言，他一生不畏强权、一心为公、服务于民的高尚品格，实在让人敬佩！
作者：哈哈
编辑：剩草
#人物#
1931年，浙江省主席张难先被指控贪污受贿，一气之下辞官回家，路遇土匪打劫，张难先告诉土匪船上没有他需要的东西。土匪怒目圆睁，不由分说一顿搜刮后，悄然下船，竟然跪送他三十里水路。
张难先，湖北沔阳人，早年因痛恨科举制度，宁愿一边学习新思想，一边开课授徒，也不参加乡试，考取功名。后来为了推行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他创立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梦幻Julia辛亥革命后，张难先曾先后出人琼崖各属委员、广东省要职、浙江省政府主席、湖北财政厅长等等多项重要职位。
无论官职如何变迁，张难先始终秉承自己的原则：清正廉洁、为人民服、正直不阿。他也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排挤和刁难。为此就曾惹恼过宋美龄和蒋介石。
1928年，宋美龄将陪同母亲游玩的10000多块钱的旅费，交到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张难先的手中，意思是让他给报销。意向清廉正直，又嫉恶如仇的张难先当然不肯为其报销这笔费用了。于是，宋美龄十分的恼怒，从此便耿耿于怀。
一次蒋介石公开训斥下属时，张难先竟当众质问蒋介石：“请问您家夫人在浙江的游玩旅费，应该由谁报销呢？”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非常尴尬，于是没好气的随口说：“谁用的谁报销”。
事后，宋美龄便更加记恨张难先。于是，她开始搜集张难先的罪状，准备好好收拾一下这个不知趣的硬骨头。
可是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张难先的把柄，正当宋美龄有些灰心的时候，一封举报信送到了宋美龄的手里，信中举报：张难先在任期间贪污受贿，数量可观。
宋美龄觉得这是一个及好的机会，于是，就派心腹孔令伟和薛岳到浙江实地考察，寻找证据伺机报这“一箭之仇”。
薛岳等人奉命前往张难先的家中假借拜访之名，进行实地考察，不料被张难先用40万元的冥币打发回去。
得知情况的宋美龄不死心，竟然亲自前往举报信中言之凿凿的张难先家的“豪华别墅”。一进门，宋美龄就傻眼了，虽然说家徒四壁有些为过，但也算得上一贫如洗，张难先的夫人还在亲自缝补衣服。
经过三番两次的突然造访后，刚正倔强的张难先决定辞官回家。当他携夫人乘坐一条小船激流而下时，突然被一伙土匪拦住了去路。土匪再确认了张难先的身份后，便要搜船打劫。
张难先平淡地说：“我没有钱，你们不必麻烦了。”
土匪头目扬言：“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为官这么多年，怎么可能没有钱？今天不但要打劫你的钱财，还要要你的命。”
“那如果你要是搜不出钱来呢？”张难先坚定地说。
“如果搜不出钱来，我情愿跪送你30里水路。”土匪说着朝身后挥了一下手。
十几个土匪模样的人蜂拥而上，将狭小的船只翻了个底朝天，只找到几件旧衣服和一捆书。不死心的土匪竟然连张难先的夫人都不放过，终于从夫人身上搜出了20块钱。
这下土匪头目一改此前的蛮横态度。吩咐十几个土匪立即跳下船，将张难先的船只重新推入水中，摆正船行的方向，自己竟然在岸边跪地目送张难先的船只远去。
后来，这一幕被当时的申报记者获悉，于是刊登在报纸上，宋美龄看到消息后，不觉得从内心敬佩起了张难先的为人。从此不但不再找他的麻烦，还多次在蒋介石的面前举荐张难先是个不可 多得的人才。
不久后，张难先被任命为湖北省财政厅长，重新在一方造福百姓。
无论是国民党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张难先始终坚持他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1949年，张难先以中南军委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了第 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后近，一直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直到1968年9月11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4岁。
在张难先的传奇一生中，他反清、反袁、反蒋而拥共，无论有什么样的境遇变迁，人民始终在他的心中是第 一位的，他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贯彻到底，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张难先被列为新中国以来，“荆楚英雄模范人物”之一，这是人民对他的肯定和褒奖。
“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张难先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誓言，他一生不畏强权、一心为公、服务于民的高尚品格，实在让人敬佩！
#人物#， #历史记忆#
1931年秋天，宋美龄带母亲到杭州游玩。为了让岳母玩好，蒋介石提前致电浙江省主席张难先，要求要把宋美龄及其母亲接待好。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时任浙江省主席张难先是辛亥元老，也是民国著名的“张青天”，解放后曾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张难先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却不理不睬，依旧按照原工作计划下乡考察去了。张难先不仅自己不陪还不允许省政府的其他官员陪同，宋美龄母女两人只好自己四处游玩。在临走前，宋美龄将此次在杭州的花销单据共计一万多大洋派人交给张难先，让浙江省政府买单，宋美龄想，不陪同就算了，单再不买就说不过去了吧？我堂堂第一夫人，想你张难先也不敢！
结果让宋美龄失望了，看到单据的张难先并没有同意报销，并将单据压了下来。下属提醒张难先，为了区区一万多块得罪宋美龄不值得，劝张难先报销了算了，张难先还是不置可否。
九一八事变后，张难先因通电蒋介石下野而被撤职，抗战开始后张难先回到老家湖北，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聘请张难先为国府顾问，可享受一级上将的待遇，可是张难先豪不领情。
电影《建国大业》中，冯玉祥白天提着灯笼去找蒋介石，并称因为暗无天日才在白天提灯笼，其实这个事的原型就是张难先。仙桃人张难先也因此被人称为“荆楚三怪”之一。
武汉解放前夕，驻守武汉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想要在逃跑前破坏武汉，为了家乡不受破坏，张难先大闹“剿总”司令部，白崇禧不得不赔礼道歉，并放弃了破坏武汉的计划。九省通衢的武汉也因此免遭破坏，并在解放后成为中南大区的首府。
1950年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武汉成立，张难先当选为副主席。副主席共有四位，其余的分别是邓子恢、叶剑英和程潜，由此可以看出张难先的地位有多高。
1968年9月，张难先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
图片依次为宋美龄、张难先及周总理接见张难先。
1940年6月，宜昌被日军攻陷后，蒋介石在10月任命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
陈诚这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于是去恩施带了大批文武官员。陈在人事上用了一些手腕，如对湖北的元老石瑛、张难先、李书城等礼遇周详。
为了表示招贤纳，调用了政治部如张家驹等十多位设计委员；调国府电讯总局长朱一成为湖北建设厅厅长；又任命张伯瑾为教育厅厅长，冯庸为军法执行分监，留美农学家戴松恩博士为农业改进所所长。还敦请马寅初先生到恩施讲学，为“新湖北”的建设装点门面。
一、陈诚在恩施标榜“禁赌”，看上去沿街抓赌雷厉风行，但对于恩施的头面人物却“逢场作戏”曲意保护。如国民党军风纪巡察团的大员王陆一麻将瘾很大，常在中央银行聚赌，王每战必胜，其秘诀是“输了奉陪，赢了就走”。抓赌的人对王陆一极力奉迎，颇得王的“好评”，王甚至还为抓赌人员作书作诗，以示关爱。
二、陈诚标榜“民主”，下马伊始就撤换了宜昌专员、恩宜师管区司令伍诚仁(黄埔一期)，只因伍是何应钦的人。
恩施的白色恐怖也愈演愈烈。特别是军统特务刘培初到了后，成立“青年训练班”，实施所谓感化教育，各处看守的政治犯统统交军统处理。
当时在恩施搞特务的，有刘培初(公开名义是六战区少将高参)、朱若愚(保安处第二科科长)均系军统分子，还有长官部参谋处二课的上校参谋张振国，是战区系统里的特务。
陈诚在党政分会成立党政工作总队，以刘培初为总队长，训练大批鹰犬，黑网满布湖北各地。这班特务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巴东至三斗坪长江南北各水陆交通要隘及主要城镇遍设关卡，打着“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检查交通”的幌子，实际是捕杀进步人士，敲诈勒索钱财。
后来，陈诚迫于舆论，将党政工作总队撤销，而戴笠又任刘培初为湖北缉私处长，进一步加强了湖北的特务控制。
三、陈诚标榜“建设新湖北”。1940年，陈诚刚到恩施，就在城内大拆民房，以兵工兴修马路以壮观瞻。沿街居民扶老携幼请求免拆，陈不置理。两百多栋铺面房屋拆光了，政府并没有作出实际的安置。这些住户有的改营摊贩维持生活，有的流浪街头，无计可施。又依照
陈诚又在恩施北门外飞机场附近，修建了一道清江大桥。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花了二十多万个工日，才把这座公路桥造成，军民折腰伤以至死亡者甚多。
这座桥梁正桥全长不过一百二十公尺，宽九公尺，陈诚却自吹“新湖北最大的建设”。事后据六战区长官部参谋长郭忏透露:“清江大桥接近机场，桥工经费后由航空委员会负担。”所谓新湖北建设得到的也是名利双收。
四、陈诚在湖北搞了一套所谓“平价供应”以遏止通货膨胀的花样。1941年以后，蒋介石统治区物价飞涨，陈诚乘机以湖北省银行为垄断机构。
设立供应处，大肆搜刮农副产品，如粮食、棉花、食油、木油(制肥皂、蜡烛用)、木材以及大量布匹和日用百货。
设供销部、公共食堂(“民享社”)、招待所、建筑公司、运输公司以及纺纱、织布麻织、皂烛、陶瓷等小型轻工业，控制了湖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本来非常脆弱的经济命脉(包括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恩施城里的劳动人民，像关进集中营一样，终年进行强制性的劳动，连木匠、瓦工也难以自由谋生。
更残酷的是用官府势力，将各地农副产品勒令按低价卖给供应处。农民将他们自己生产的食油，翻山越岭送到湖北省银行的仓库，回家的时候，连一个钱也拿不到，远道而来的农民忍饥挨饿，死于旅途者有之。
而官府手里所掌握的物资，不仅可以予取予求，还可以借此投机倒把。这对湖北人民来说，谁也得不到“平价供应”的好处，却更加遭受了物价飞涨的苦难。
例如湖北食盐公司垄断食盐买，该公司直属于湖北财政厅，食盐专卖，却不是“平价”而是高价。他们借此大肆搜刮，给劳动人民又带来苛重的负担，盐价上涨，实质上是变相的人头税。
第六战区设有庞大的军粮机构，专在湖南滨湖地区采购军粮。后来又设川粮接运处于重庆，左右逢源。但蒋军士兵却食不果腹，饿得形如骷髅。老百姓也不得不以高价，从军政官僚手中购买他们盗卖出来的军米，卖出的军粮，斤两不足，又掺沙杂土，难以入口。
无官不商成了六战区的普遍风气。军、师所属的输送和担架部队都集中起来，贩运食盐、纸烟、纸张及日用百货，牟利均归主官中饱。
在陈诚统治湖北的三年里，鄂西、鄂北疟痢流行，军民大量死亡政府却熟视无睹。部队行军途中，常见暴尸，民房里也时见无人收殓的熏臭的尸体。
陈诚骂“汤恩伯在河南成了汤灾”，而他自己加在湖北人民头上的灾难和汤灾没什么两样。
上世纪代，湖北“怪人”在回家途中突然遭遇劫匪，便与其打了个赌，结果劫匪竟跪送他30里。
这位“怪人”名叫张难先，他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他“怪”就“怪”在异于常人。
1873年出生的张难先家境殷实，父亲对他寄予了厚望，希望他在官场上能有一番作为。而他也不负众望，充满了一腔奋斗的热血。
可是，清末的科举考场却令他大所失望，考生舞弊，考官不作为，他并没有顺应社会风气，而是愤然携白卷离开了考场。
后来，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服务于民国政府，任浙江省主席，坚守清廉。没想到宋美龄一行人来杭州游玩却要找他报销费用，他一气之下毅然辞官返乡。
就在返乡途中，他遭遇了强盗，将整只船劫了。强盗们太熟悉这艘船了，坐这船的大多都是有钱人，而且这些人都不会为一点财物用生命去反抗的。
这一次他们居然逮住了一个大官，于是威胁张难先把钱财交出来。谁知张难先脱口就说：“我没钱！”强盗们不信，张难先竟说：“你信不信，我都没有钱！”
这话惹恼了强盗，于是就信心百倍和张难先打赌：“如果搜出钱，就杀了你；搜不出，便跪送你30里。”
说完就开始翻动张难先的行礼，可是强盗们将他的行礼翻了个底朝天，却只有二十块钱和一些破烂衣裳。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大官却如此清廉，于是心甘情愿跪送了他30里。
张难先辞官返乡时，全城老百姓皆用清水明镜相送，这可是史无前例呀。
鲁迅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古老的国度经久不衰是因为有人一直支撑她走过浩浩荡荡的岁月，古老的国度历久弥新是因为有人一直为她注入新鲜的血液，这些人值得我们铭记。
对此，你是如何看的呢？
张难先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成立三个时期，一生反清、反袁、反蒋，却拥护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个爱国民主人士，张难先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用，1968年，他逝世于北京，享年94岁。
，张难先被选为了“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荆楚英雄模范人物！”
#读书笔记# #历史# 民国清官张难先
琼崖中山公学校证章，
质：银。
通高：2.8cm。
1926年，许侠夫、林基、陈公仁、罗文淹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托，在海口创办第一所共产主义学府～琼崖中山公学。9月11日开学，第一期共有100多个学生。第一期中又开了高中班三十多人，该公学设的课程有：政治、国文、算术课程。林基当教务主任兼英语教员，专职教员有许侠夫，冯骥（均为共产党员）並邀请社会进步名流张难先讲授政治课。主要内容是国民革命，新三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打倒土豪劣坤，共产主义人生观等。在党团组织学习周恩来同志编写的《入团须知》、《怎样当好支部书记》。旨在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与组织、领导能力。开学不久就建立了学生职员党支部组织。翁昭旺任书记与组织委员。彭文应任宣传委员，党员有冯骥，职员林正良，学生有韩均元、陈家起。琼崖中山公学校开始设在海口盐灶，当时称海口外滩。（德国领事馆）第二学期前因教室被德国领事馆收回，琼崖公学迁移府城陈氏祠堂与潘氏祠堂。迁移不久又增加几位教员：洪钟、黄鹤琴、张放。
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四一二事变，林基、彭文应、洪钟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海口被捕，之后琼崖中山公学被迫解散。
许侠夫（1901-1927），原名许声鹏，字秀南，海南省文昌人。原名声鹏，字秀南。19到马来亚做工。1925年回国后，考入暨南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海南，任中共琼崖地委组织部和宣传部长。“四.一二”政变后，建立革命武装，任文昌县委书记、琼崖工农革命军第五路军党代表。1927年12月在战斗中牺牲。
【老照片】1931年，蒋介石带着几个随从乘“美龄号”飞了趟老家，没想到制造出了杭州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
正值落花时节的杭州美丽依旧，蒋介石决定和夫人宋美龄回老家小住。届时，浙江省主席张难先率省府官员和驻军将领一大群，在机场列队欢迎。
半月后，蒋介石对当地大小官员开展了一次训话。然而没想到他正讲得起劲，坐在他旁边的张难先突然站起来就打断了他。
而接下来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张难先抓起一个包包就放在他面前直接说：“这是尊夫人一行半月来游玩的费用，共计13780元，您看如何处理？本省财政捉襟见肘，实在无能为力。”
蒋介石听后，窝了一肚子火，铁青着脸抛出一句：“谁开支，谁负责。”如此一来，宋美龄可不满意了，她不相信如此大省会没有钱，决定对省府内部来一次暗访，结果没有一个否定张难先的人。
但她还是不甘心，索性自己直接去了张家，最终发现张难先家家徒四壁，唯有中堂挂着一副山水画。掀起一看，竟是张难先事先为自己立下的灵位。
宋美龄此行啥也没查到，反而是看到张难先的灵位后，弹出了两颗感动的泪珠。
哪知，经历了这件事后，张难先愤怒不已，他说了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后，毅然辞去了官职，并用白纸写了一张告示，贴在省府的大门旁:"余主政浙江省主席三年来，处理公私事务不计其数。现已辞职回乡，若有对不起民众之事，请尽管唾骂……"
结果，街道两旁，家家户户门前摆着一张方桌，盛一盆清水，放一面明镜，站着全家老少，默默地望着张难先，眼里噙着泪水。
这是杭州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当官离任时百姓用清水明镜相送者，仅此一人。
@心言 说：从古至今，官员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都承担着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重要职能，掌管着国家各个部门的权力，为官者的一举一动都关乎江山社稷、国计民生。
所以，为官者誓要清正廉明、刚正不阿，这样才能使国家兴旺，才能深受人民爱戴。正如于谦在《入京》中写道：“清风两袖去朝天，免得闾阎话短长。”
对此，你是如何看的呢？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心言诉陌尘，欢迎关注。一张照片，一段尘封的往事。#423头条知识节##老照片##我要上头条#
盘点中国地理之城市
仙桃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直管市。原名沔阳县，1986年撤县建市，1994年被列为省直管市。是“1+8”武汉城市圈的重要成员之一。位于湖北省中部，汉江与东荆河之间，江汉平原腹地。地理坐标东经112°55′-113°49′、北纬30°04′-30°32′。东南与洪湖以东荆河南支为界，西南以东荆河主流与洪湖、监利为界，北面以江汉与天门、汉川为界，西邻潜江，东接武汉市蔡甸区，东北与汉川相邻，东南与武汉市汉南农场毗连。东西长约78千米，南北宽约35千米，总面积2538平方千米。总人口152.7万人。全市辖4个街道、15个镇。
仙桃拥有1500多年的建制历史，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闻名全国的体操之乡、文化之乡。仙桃钟灵毓秀，代不乏贤。有明清两代文武进士88人，辛亥革命志士177人，革命烈士2000余人。著名历史人物有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友谅，国史修编、嘉庆皇帝老师童承叙，两江总督、咸丰皇帝老师陆建瀛，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难先。
仙桃市地处江汉平原，湖泊星罗棋布，旧称水乡泽国。境内地势低平，海拔最高34.5米，最低21.5米。有汉江、东荆河、通顺河、通州河等天然河流6条，有排湖、鲫鱼湖、保丰湖等千亩以上的湖泊9个。境内平原洼地占总面积的80.93%；大致构成“八地半滩分半水”的格局。年均温16.3℃。年降水量1095～1 254毫米。矿藏有石榴石、白钛石、电气石、十字石、角闪石、锆石、金红石、煤、石膏、石油、天然气、岩盐。特产“三角帆”和“褶纹冠”河蚌、沙湖盐蛋、沙湖贝雕、经编毛毯等。有沙湖、越舟湖新石器时代遗址，有陈友谅故居、普佛寺、玄庙观等古迹。有沪渝高速公路、随岳高速公路、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318国道过境。铁路有汉宜铁路（设仙桃西站）、江汉平原货运铁路和汉宜线大福至仙桃城区支线。铁景点有仙桃梦里水乡、沔阳小镇、沙湖国家湿地公园、沔街、沔城。特产有仙桃香米、沔阳三腊、沔阳麻鸭、沔城莲藕、红庙萝卜、九珠皮蛋、郑场豆豉等。
1937年1月，陈诚向蒋介石告密，说何成濬在西安事变中和何应钦联系密切，蒋介石勃然大怒，不再重用何成濬。
1937年11月，蒋介石为了调整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关系，调湖北省主席黄绍竑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一职，蒋考虑起用湖北人士。开始，蒋以准备要退隐庐山多年的严重出任。因为严重是北伐名将，邓演达的挚友，在湖北素有威望。
严重深知蒋并无诚意，推辞说：“我离开湖北多年，当不了省主席重任”。
蒋介石说：“严先生如不愿当主席，那就还是由何雪竹（何成濬）来当主席，严先生主管民政和地方军事，石瑛、张难先诸先生共同负责实际工作。”严重不便再推辞。于是何成濬再度出任湖北省主席，严重任民政厅厅长兼保安处处长。
1938年夏初，日军沿江进逼，武汉已成为前线。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湖北省府建设厅厅长石瑛有嫌隙，便借口湖北境内公路失修，不利于战事，在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上指责石瑛，并提议改组湖北省府。
蒋介石要何成濬再度担任湖北省主席本是一种策略，因为在抗战初期，“鄂人治鄂”呼声甚高，为了对付舆论，才抬出了何成濬。如今汪精卫提出改组湖北省府，正中蒋之下怀。于是，蒋介石“就汤下面”，再次改组了湖北省府，派自己的嫡系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何成濬这一任“主席”只当了一年多，便被蒋介石赶下了台。
1938年12月，汪精卫秘密离开重庆，发表“艳电”，公开投日，并积极收罗败类，筹划组织汉奸傀儡政府。蒋介石为了安抚何成濬，便让其担任“军法执行总监”一职。“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表面上是主管军法的最高机关，实际上是一个“闲散衙门”，“总监”一职是一个闲差。因为那时并不按所谓“军法”办事，一切唯蒋介石之命是从。
从1938年到1945年这七年中，何成濬始终守着“总监部”这个“清水衙门”，并未得到蒋的重用。其时，蒋介石每周在其“官邸”举行会议，军委会各部负责人均出席商讨军事大计。会中，何成濬多次提议均不为蒋尊重和采纳，使何极为尴尬。
稍后，蒋介石对何成濬的打击接踵而来。何的亲信、担任过湖北省府秘书长的杨揆一，投敌后担任了汪伪“伪湖北省省长”，蒋在报告此事的电报上亲笔批了六个大字：“交何成濬查办。”
杨揆一在武汉，何成濬在重庆，杨已投敌，叫何如何查办？！这显然是给何难堪。蒋介石、陈诚为了彻底搞垮何成濬，以“作战不力”的罪名，撤去何的老搭档、老部下徐源泉的军职，所部由陈诚收编，徐源泉本人也被扣押，由蒋亲批“交军法惩办”。
徐部是何成濬手里唯一的一点本钱，竟轻易被蒋、陈吃掉；这还不够，还要假他这位“军法执行总监”之手，对自己的心腹“军法惩办”。逼得何成濬只得乞求何应钦出面力保徐源泉，才保全了徐的性命。
1945年，何成濬眼看自己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已经无足轻重，便决心辞去“军法执行总监”一职，并建议撤销军法执行总监部，将军法业务归还军政部，设军法司主其事。蒋批准了何的请求。从此，何成濬脱下了军服，卸下了“陆军上将”的军衔，怀着怅惘的心情回到了汉口，在汉中胡同邻德里二号闲住，过着“无官一身轻”、貌似安闲而实际十分痛苦的生活。
1946年，湖北省参议会成立，何成濬凭借他多年在湖北地方上的许多旧关系，同时得到他的老部下徐源泉在经济上的支持，便大张旗鼓地“竞选”议长。
选举的前一天，徐源泉在汉口德明饭店举行盛大宴会，预祝何成濬当选议长。席间，徐源泉起立发言：“何先生是元老，是我们湖北人的家长。我们的家长回省竞选议长，是我们湖北人的大喜事，湖北同乡的光荣。我们一千个拥护，预祝何先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在徐源泉等人的帮助下，何成濬如愿当选议长，不过，他虽然当上了“议长”，但在省参议会中并不能为所欲为，为处理议会中各派系的关系而伤透脑筋，较之昔日“省主席”的滋味可差远了。
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撇开何成濬这位老行营主任不用，而任命程潜为“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已经表明了何的失宠。
之后各类“行营”撤销，蒋成立“华中剿总司令部”，又任命白崇禧为“总司令”，负责指挥华中地区的军政。按照蒋介石所谓“总体战”的体制，“剿总”的权力凌驾于地方政府和议会之上，何成濬仰承白崇禧的鼻息，这是何成濬所极不愿意的。
在“蒋桂战争”中，何成濬曾借刀杀人撵走了当时“北平政治分会主席”的白崇禧，两人结下宿怨，如今白崇禧掌握华中军政大权，根本不买何的账。何成濬预感到白崇禧之阴鸷可怕，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第一步以治病为由先逃上海，以静观时局之发展。
由上海移居香港。蒋介石几次派人去香港约请何去重庆，帮他支持西南残局。何成濬托词衰病，拒不赴召。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何成濬却厚着脸皮，奔赴台湾投靠，被任命为““资政”、“评议委员”等闲职。1961年，何成濬病死于台湾。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毛主席给身在武汉的李书城写了一封亲笔信：“李老先生，见信后速来京共商国家大事。”
毛主席为什么要亲自邀请李书城进京呢？这要从当年位于上海法租界的李公馆说起。
197月23日，位于如今的兴业路76号的李公馆门口，一位少妇一边悠闲地踱着步，一边警觉地观察着公馆周围的动静。
这是一幢临街的石库门房子，青色的砖墙，红色的窗棂，黑漆大门的门楣上，有拱形雕塑装饰。在公馆一楼客厅里，一群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年轻志士，正在意气风发地商议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一件将要彻底改变国家命运、并最终改变世界大格局的大事。
没错，这里正在召开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群年轻人，就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李汉俊等一大代表；在公馆门口望风的女子，就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而这个李公馆，就是李书城当年在上海的寓所 。
1882年出生于湖北潜江的李书城，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追随孙中山与黄兴，是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之一。他当过黄兴的参谋长，做过孙中山的军事秘书，参与指挥了武昌起义、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党元老。
19，李书城的胞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国，开始在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此举得到李书城的赞同和支持。
当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急需一个安全稳定的活动场所，李书城就利用国民党元老的特殊政治声望，把自己的寓所变成了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中心，掩护了年轻的共产党人开展了大量革命工作。毛主席后来形象地把这里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
抗战期间，李书城一边积极主战，一边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方支援抗战。抗战胜利后，中共南方局派李汉俊之子李声簧回武汉重建党组织。李声簧住在李书城家中，在伯父的支持和保护下，重建了党的交通站，收集并传递了大量情报。
1949年，武汉解放在即。李书城穿越封锁线，亲自去拜会了陈毅和刘伯承，看到了解放区的繁荣景象。返回武汉后，他不顾反动派的恐吓，多次在大会上公开宣传解放区的大好形势。
解放军渡江前夕，李书城按照陈毅、刘伯承的指示，组织“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开展反搬迁、反破坏工作，为解放军入城做前期准备。
当时，白崇禧扬言，要炸毁张公堤、水厂、电厂和交通设施，李书城知道后心急如焚。为保住武汉，他和张难先硬闯华中“剿总”总部，边气愤地用手杖击地，边厉声质问白崇禧：“你是要把老百姓往死里逼吗？你真要炸，就先把我和难先炸死！”
迫于李书城等的强力阻止，白崇禧不得不做出不炸毁、不破坏的表态，武汉免遭劫难。
1949年5月，解放军顺利接管武汉，李书城出任武汉军管会高级参议。后来，应毛主席亲自邀请，他赴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10月1日，李书城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经周恩来提名，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长。
青山常在，岁月有痕。每一个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功劳的先辈们，党不会忘记，国家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参考资料：《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李书城》人民网
《辛亥元勋李书城：“中共一大”在他家召开》中国文明网
#头条历史##李书城#
七十载九女墩纪念碑
武昌东湖风景区，有九女墩纪念碑。
一九五二年，董必武，何香凝，张难先，郭沫若书写了九女墩纪念碑四方的碑文。如今，我们历历可读。
蒼松翠柏，凄凄芳草，临水栈道，伴衬墩碑。九女墩纪念碑，显得更加庄重。
像张难先这样耿直的清官在民国时期简直堪称稀有！
别人不敢拒绝大佬黄金荣，他敢；别人都去“舔”杜月笙，他不去；
宋美龄来到自己的辖区游玩，众多官员远接高迎，偏偏他就不去！
更是拿出宋美龄花费的单据当面找蒋介石“报销”。
甚至大庭广众下大骂白崇禧是个败类！
看了张难先的故事，最后只得出一个字：爽！
民国清流张难先，不理杜月笙不给蒋介石面子，痛斥白崇禧：败类
#民国人物#
慈禧杀谭嗣同这件事，让清朝提早灭亡了十年。
大家可能都知道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首，戊戌变法之后，被慈禧在北京菜市口砍头。
但是当时得意洋洋的慈禧，并没有去打听谭嗣同的背景，这才让大清彻彻底底的亡了。
谭嗣同是北京人，官二代出身，这个身份，看起来非常平凡，毕竟从明清两代到今天，随便在北京砸一块砖，就能砸到几个官二代富二代。
不平凡的，是他年少时游学的经历，他的人脉，就是在这个时候结交下来的。
谭嗣同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时，看到清政府腐朽不堪，就想着推翻清政府，于是他成年后，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等多个秘密组织，还主办了《湘报》。
很快，谭嗣同就成了两湖革命党的总盟主，串联大江南北的会党、清军、士绅，门生故旧，遍布两湖，就连同期的孙中山和兴中会，跟他一比，就像在过家家。
就连远在北京深宫的光绪帝，都听说过谭嗣同的名声，屡次下诏写信，想要见他。
谭嗣同本来是一向反对帝制和满清异族统治的，但光绪帝情真意切地给他写信，谭嗣同心中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义气冲动，毅然进京，同光绪一见如故。
光绪也十分看重他，授予四品军机处章京的高官，眼看着谭嗣同这位天字第一号大反贼就要成功了，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囚禁光绪，杀害谭嗣同。
这下子算是捅了马蜂窝了，慈禧老佛爷，您杀人之前就不打听打听这个人是谁么？
谭嗣同被杀掉之后，他的门生故旧终于认清了清政府的卑鄙无耻，于是一拥而上，补上了最后一脚，把清朝这栋摇摇欲坠的破房子踹塌了。
让我们历数谭嗣同的好友和徒弟。
第一个是唐才常，他是谭嗣同的好友，谭死后，他接管两湖，把洋务派、清流、革命派、维新派等各路人马，整合了一下，组建“中国国会”，发动自立军起义。
第二个是吴禄贞，他是谭嗣同的徒弟，这位辛亥革命时策动北方大起义，保住了山西起义成功，策划滦州起义，还夺走了石家庄方面送往武昌清军的物资。
第三个是毕永年，他是谭嗣同的好友，谭死后，他率领一帮哥老会骨干，加入了兴中会，拥立孙中山当兴中会和洪门的总会长，逼迫原兴中会会长杨衢云下台，扶持孙中山上位。
第四个是谭嗣同的徒弟黄兴，他先是组建华兴会，后来与孙中山兴中会合作，组成同盟会，拥戴孙中山当会长，自己则始终为中国革命阵营的二把手，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
第五个是刘静庵，同样是谭嗣同的徒弟，他创立日知会，连后来的宋教仁都要跟在他屁股后面，日知会后来演变为策动武昌起义的文学社。
第六个是焦舜卿，谭死后，他愤懑不已，鼓动儿子从事革命事业。
他儿子名为焦达峰，创立了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并且光复了辛亥革命第二个独立省份湖南，保住了独立的湖北的大后方，进而刺激了其他省份闻风而动、清廷土崩瓦解。
谭嗣同其他的朋友和徒弟，更有蔡锷、张难先、杨昌济等人。
如果谭嗣同不死，这些革命者和革命组织可能压根不会存在，而他们不存在，那么中国革命阵营至少损失三分之二的力量。
谭嗣同是何等池中神龙，康有为明白，梁启超明白，光绪帝也明白，然而慈禧并不明白。
慈禧杀了谭嗣同，她倒是痛快了，却让整个清朝跟她陪葬。
作者：明珑
编辑：剩草
#文化#
人生不过两条，
自私自利学和珅（这是多数权势者的榜样）见利忘义欺上压下。
天下为公学包拯海瑞张难先彭德怀……一心为公甘愿孤独脱离社会主流甘愿清贫。
真正达到高层级的人是类似华盛顿毛泽东似的人物，看到垃圾糟粕不是躲避而是去清除去改变而不是只知逐利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12月15日
1955年4月7日
刘少奇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复信，强调监督的重要性。信中指出：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正能量#
＂武汉红色印记“（15）＂童眼中的东湖绿道“（4）万流一是东湖建设的拓荒带头人
#武汉头条# #荆楚网# ＃长江网# #中国摄影# #中国摄影圈＃ ＃湖北旅游＃
东湖有今天的美景，离不开党的领导和东湖历代职工的长期艰苦奋斗。在东湖发展史上，曾有过三个黄金建设时期，第一个是建国初期的拓荒时期，第二个是1979年以后的赶西湖时期，第三个是以后的与西湖比美时期。
我曾读过楚天都市报作者/编辑邵慧芬写的”东湖拓荒者万流一”文章，那篇文章记述了的万流一在拓荒时期的事迹，为我留下了难忘印象。
万流一是湖北汉阳人(1907～1978年),，1941年参加革命，建国后曾任武汉市园林局副局长、东湖管理处处长。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东湖除了“海光农圃”“教会医院“和“中正亭”（亦即湖光阁），其它一片破败，湖山荒芜，根本不成景观。
说“海光农圃”必谈周苍柏（1888～1970）。周苍柏，武汉人，中国现代著名银行家、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1945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1949年武汉解放后，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的他主动将位于东湖西北岸边、周氏家族近二十年的私家园林约400亩“海光农圃”捐赠给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当时更名为“东湖公园”，即现在的听涛景区可竹轩一带，而不是听涛景区，更不是88平方公里的东湖。
所谓“海光农圆”,名为“农圆”,实际上只有三、四十名农工,种了点水稻、梨树,开了一间粉坊。湖面水域被渔霸占着。帝国主义为了进行文化侵略,在东湖的西北岸办了一个教会医院,强占了一大片土地。国破山河碎。那时的东湖,除了所谓的“湖光阁”、医院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建筑,没有任何风景点。道路崎岖难行,非常荒凉孤野。那时,东潮沿湖的劳动人民仅有的只是极少数的破船和茅草棚,有的连茅草棚也没有,一年四季栖身破舟,生活十分贫苦。群众说,那时的东湖是“免子不拉屎”的地方,更没有游人到此。
“萧瑟秋风今又是,換了人间。”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了,东湖也随之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十分关怀人民的文化生活和娱乐休息。一九五O年,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决定,将东湖周边至五里地区辟为风景区,并成立了东湖风景区建设委员会,开始兴建东湖风景区。
那时的万流一带着干部和工人，在海光农圃安营扎寨，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早出晚归风餐露宿，用沾满泥巴的双脚丈量东湖每一寸土地，在阳光照亮的山山水水之间构想未来风景的蓝图，从许多老农那里收集到极为丰富的东湖传说。为东湖风景后来的构成提供了规划依据，也给他们那批拓荒者带来了无穷的精神动力。
建国初期，国家财政非常困难，那时的头等大事是国计民生，绝非风景园林建设，所以万流一想了很多办法争取领导支持，从中央到地方有很多领导先后给他批拨了建设专款。除此以外，万流一非常懂得借用文化的力量来促成东湖文化的彰显。他多次邀请社会名流和有识之士泛舟东湖，集思广益，广纳善言，诸如可竹轩、听涛轩、沧浪亭、行吟阁、长天楼、水云乡等景点，就是万流一时代的智慧结晶。万流一先后邀请到董必武、宋庆龄、朱德、何香凝、郭沫若、张难先等人为东湖景点赋诗题词，成为东湖文化近现代部分精彩华丽的灿烂篇章。特别是朱德的题词为东湖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曾问摄友/万流一的女婿吴克平(江汉大学副教授)，百度介绍万流一骨灰葬在九峰革命烈士陵园，并没说骨灰撒在东湖呵？吴老师对我说:岳父万流一一生挚爱东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东湖，他生前有”骨灰播撒东湖”的遗嘱，因此子女在他逝世十年之际（1988年3月24日）将其安放在九峰革命烈士陵园的骨灰取回，遵其遗愿，报告东湖管理局，经同意并提供了游船，亲属乘游船绕东湖一周，将其骨灰撒在了东湖。
如今，当年万流一带头拓荒的东湖，他和他的同伴建成的听涛景区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公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成开放的磨山景区、吹笛景区、白马景区和名扬世界的东湖绿道，已实现了朱老总当年的＂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強““东湖一定可以建设成劳动人民十分喜爱的风景区和文化区“的夙愿。我们漫步在一年四季景色分明的美丽东湖，享受自然人文的旖旎风光，我们不应该忘记拓荒带头人万流一。在东湖，应为万流一立铜像或纪念馆，将东湖的发展过程向人们展示，让当年的艰苦奋斗的拓荒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图1至3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东湖（翻拍）。图4至7是东湖发展记录的片段。图8/9是可竹轩和今天秀美的东湖（童汉芳摄）。
（本文引用了邵慧芬/任平和东湖总体规划中的相关资料，在此特向相关作者致以诚挚的感谢！）
童汉芳于.4.29. 稿
《百年何氏名人录 33》 何燏时
何燏时
字：燮候
生于：1878年
卒于：1961年
浙江省诸暨县人
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1898年清政府选派学生留日，何燏时以优异成绩入选。到日本后，他先进预备学校学日语。
1899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
1902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
1905年7月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规大学毕业第一人。
1906年春自日本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调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
1907年他奉命到日本考察大学制度，筹划图书设备及校舍建筑事宜，考察数月后回国，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即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
1909年建成京师大学堂德胜门外新校舍。
19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经、法政、文、格致（理科）、工、农、商等7科，由此初具大学规模。
19秋天，教育部为减省经费，几次要停办北京大学，欲将之并入天津北洋大学，何燏时携全校师生反对。为此给大总统呈文：
“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唯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
基于何燏时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与社会舆论的压力，裁并北大的意图被打消。由此，与教育总长发生龃龉介蒂，并不满袁世凯独裁，遂萌退意，于191月辞职。
何燏时任职京师大学堂和出掌北大时，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规大学的关键时期，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风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学校的保全，皆与有力焉。而且以校长之力，延揽众多人才到北大任教。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及沈尹默，皆是此时揽入北大。
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其旧友郑孝胥、罗振玉欲罗致何燏时出任伪教育部长，然而为其所拒。
“七七事变”后，何燏时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
1939年，周恩来到浙江视察时，互叙世谊，晤谈甚欢。时因积极抗日，被推举为浙东游击区人民代表，两次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45年1月，在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参议会副议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因追随共产党，被国民党拘捕，经好友营救，始得脱险。脱险后避居杭州，又被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绑架入狱，迫于各种压力，当局才予释放。
解放战争期间，保持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系。
1949年5月杭州解放。9月21日，作为“特别邀请人士”赴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他与黄琪翔、张难先等代表提出“请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义电告联合国大会，郑重声明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提案。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认为，何燏时与黄琪翔、张难先的提案恰逢其时，应交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并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之政府，应由政府发出声明，否认伪国民党政府所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
9月30日，何燏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下午，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共和国建成后，何燏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
1961年4月21日，在杭州逝世，终年8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