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连着下了几天雨。夏种的玉米和豆角，正在茁壮成长。
“端午节”就要到了。这几天，坐在故乡的屋檐下，又想起了我最爱的奶奶和外婆，回忆起我的童年，……新的记不住，旧的忘不掉，这也许是衰老的标志。
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和外婆的精心阿护下长大的。是奶奶和外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爱奶奶，我爱外婆。
我的奶奶姓谭，中等个子，花白的头发往脑后梳成一个发髻，穿着粗布大襟衣服，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女强人”。我没有见过爷爷的面，父亲9岁时，爷爷就病逝了。奶奶擦干了眼泪，义无反顾地勇敢地挑起了生活和生存的重担。奶奶养育有伯父、姑姑和父亲共三个子女。爷爷不在了，奶奶全力操持着全家的衣食住行。还要关照叔伯叔姑（其母亲不忍饥饿，离家出走）的衣食起居。另外还关心着二舅爷家拉科叔叔（其父母双亡）的生活。一个人管着三家人，纺线织布，缝衣做鞋，磨面（人推磨）做饭，“权力”不小，样样精通，真是操尽了心。
小时侯听奶奶说，爷爷在世时，祖业家底还算殷实。有二十多亩地，还开有药铺子和油仿，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不愁吃不愁穿。爷爷去世后，家境渐渐淒凉了。伯父开始抽大烟，父亲16岁时在齐家塞当学徒，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当时骗奶奶说父亲去外地做生意），三年多未回家。当“壮丁”一年多，父亲率队十多人，投靠了八路军，并参加了扶眉战役（现建有扶眉战役记念馆）和姚家沟战役等，升任为八路军连级文书。这些，奶奶全然不知。为寻找儿子，奶奶哭伤了眼睛。
家底败光了。土改、合作化运动开始了。家里的中药柜收归合作社，大柿树（占地四亩多，树冠数十米，树龄数百年，“文革”被炸毁）归南堡了，……我家“光荣”地加入了“贫农”的行列。这也为以后我们成长，“根正苗红”，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中产变无产，只抽一颗烟（邪片），只是奶奶持家，变得更加艰难，……
1957年六月，奶奶日夜盼望的我，降生了。一看是男丁长孙，奶奶高兴得小脚跑了起来，逢人就说。脸上的愁云消去了许多。过满月啦！奶奶特别兴奋，一大早起床，准备饭菜待客庆贺。奶奶去摇水了，摇水半途中辘轳的摇把突然断了，一桶水以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带着辘轳的摇臂高速旋转，冷不防把奶奶打倒在水井旁，顿时满脸是血，满地是牙。听到哭喊声，全家人都吓呆了，急忙七手八脚，把奶奶抬到郎中所医治。“乐及生悲”啊！中午吃饭，谁也不愿第一个伸筷子，欢庆的“家宴”变成静悄悄的“午饭”。我躺在襁褓中，奶奶躺在医院里。
半年后，奶奶的伤势好了。抱着我满院里转。奶奶少了几颗门牙，开始说话“漏气”了，吃饭也变慢了。由于营养不良，三岁的我身高还算正常，就是不会走路，奶奶抱着我，小脚已超过腿膝盖。父母亲也急了，带我去医院检查，一切正常查不出原因，只是偶尔肩膀支撑不住“发达”的大脑，总想睡觉。村上人“长舌妇”也开始议论，说我是“残废人”，长大也是个“拐子”，也有“好心人”劝母亲遗弃我，是奶奶尽力保护着我，“她要陪我慢慢长大”，谁也不敢在奶奶面前讲我的”坏话”。家里共九口人，烙的菜糠饦饦，要分成10份，奶奶给我“特殊待遇”，独占2份，由我先挑。谁也不敢“攀比”，气得我的堂姐只好干瞪眼。
三岁后，在奶奶的精心呵护下，我开始走路奔跑，“陪奶奶慢慢变老”。怀揣一毛钱，陪奶奶去“周公庙”逛庙会，四月十八，陪奶奶去跟“横水会”。1968年秋，我上小学五年级，已长高到1.5米，而我的奶奶，终积劳成疾，离我们而去。如今我已是身高1.8米、64岁的走南闯北的“老人”。也因1977年高考是村上首个大学生，而变成“著名人士”。每次回到家乡，我都要去奶奶的坟头上烧纸，告诉奶奶所发生的一切。
我有两个外婆。一个叫外婆，一个叫妗阿婆（母亲的妗子（舅妈））。母亲有两个娘家。一个是生母，一个是养母（舅妈）。我没有见过妗阿爷，也没见过外爷的模样。母亲说，外爷见过我，可我没有丝毫印象。原来外爷是在1957年七月，在我出生40天时去世的。
听母亲说，旧社会外爷家相当富有。家里开有磨仿，供村民磨面（自动水磨，以泉水的势能转换为动能，带动石磨转动），开有油仿给村民榨油，家中养着高骡大马，还种着山庄（在凤凰山麓开荒种地），生活达到或超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小康社会”。土改合作化运动开始了，舅家的祖产被分了，高骡大马被人不由分说就牵走了。外爷的房屋，也部分充公，变成合作社办公用房。眼巴巴望着自己辛劳大半辈子，置办的家业，化为乌有。特別是喜爱的家中“宝贝”———高骡大马看不到了，外爷想不通心痛了，外婆流泪了。从此，外爷茶饭不思，念念叨叨，神情恍惚，整天拍着胸口喊“心痛”，卧床不起。只大半年功天，外爷就含恨撒手走了。外爷得的什么病？是忧郁症？还是肝硬化或是胃癌？谁人也不知哪个也不晓。只有外婆满有把握地说，外爷是被“运动”气死的。舅家十几口人的重担，又压在外婆的肩膀上。
外婆家住岐山董家台村，东距“周公庙”2.5千米。外婆养育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三个舅舅为大。母亲排列老五，像小孩过家家一样，过继给妗阿婆（无子女）两年，并由“董”姓改为“杨”姓，后又回到生母身边。
小时侯，我对外婆没有多大印象，但外婆特别爱我，每次去外婆家，她总是拿最好的“吃货”给我，还给我做洋芋搅团，并用山杏招待我。外婆是舅家的“顶梁柱”，全力操持着全家十几口人的生活，有多难啊！“文革”中，外婆害怕“割资本主义尾巴”，每年偷偷在地窖中喂两头大肥猪（农家饲养，纯土猪，无添加剂），由父亲和我在夜里悄悄地拉到横水供销社（是邻县地点）去卖。排了大半天队，生猪0.47元/斤，一头大肥猪只能卖50多元钱。一年有百达拉元收入，可贴补家用。外婆还养十几只鸡卖鸡蛋，再买油称盐。
而后，三个舅舅分家过了。
大舅身材高大，当农村的“厨子”，做一手好饭，喜欢秦腔戏。方园几公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要请大舅主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一桌饭可得0.5元的劳务费。只在1970年深秋，舅妈在娘家的缝纫机上缝衣服，突发脑溢去世了。40多岁的大舅再未续弦，一个人把七个孩子（三男四女）拉扯养大。我上大学时，大舅来给我送行，并捐款5元。2000年秋，大舅在碎（小）女儿家门口跟会，看秦腔戏，突发脑溢血去世。大舅辛劳一辈子，活了七十多岁。
我最喜欢二舅。一是外婆跟着二舅过。二是每年春节给二舅拜年，二舅会发二毛“压岁钱”。更重要的二舅是老共产党员，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有他赴朝参战的骑兵照片和搪瓷纪念茶缸为证。部队退伍转业去当铁路工人，在一次施工中腰部受伤，回到家乡“修理地球”——做山庄稼。在我的心目中，二舅真正是“模范共产党员”，“敢打硬仗的好战士”。二舅当过生产队长，带领社员们战天斗地，修水库，种果园。二舅乐于助人，哪家亲戚有困难，就有二舅的身影。三年“自然灾害”时，听说碎姨妈家缺食，趁黑夜拉着两口袋粮食（约300斤），行走十几里路送过去。1972年，我家盖房，二舅领着我们上山割荆条，回来打耙子建房。1978年，我家遭洪灾，房屋需要搬迁，二舅又来帮忙。到了联产承包后，二舅和三舅也不远十里，牵着牲畜给我家耕地种麦。就连我上大学，二舅捐款5元（相当于现在1000元），我也铭记在心。并在工作以后，多次偿还这特殊的“舅舅外甥情”。二舅活了84岁，一生勤劳，为国为民，高风亮节，美德永存。
三舅个头不大，头脑机灵，为人吝啬。年轻时做过小裁缝，帮村上人缝制衣服，制作帽子。六十年代，缝一身衣服（来料加工）5元钱（上装3元，裤子2元，帽子1.2元）。“文革”中黄军帽比较流行，我让外婆跟三舅说，给我仿制一顶黄军帽，以便我能跟上“时代”。我也向三舅要过，三舅迟迟不肯答应。我想是不是三舅担心违反“军纪”，罚款受“处分”。“文革”结束了，我也长大了。向三舅要“仿军帽”的事，也渐渐地忘去。
我没有给三舅“记恨”，工作后每当我回家探亲时，先去舅舅家，一视同仁，买同样的礼当（大肉、茶叶、香烟和点心（糕点）），去拜见舅舅，并给数百元慰问金。但很少在三舅家吃饭。今年我去看望三舅，三舅95岁了，视力减退了，已不大认识我了。耳朵也有点背（聋），讲话也不大应答。只是86岁舅妈，才勉强认出，是南京外甥看他舅来啦。
我和外婆吵过一次“架”。上二年级了，星期天去看外婆，外婆叫我去同春家，给她推磨拉玉米糁子。我当时对外婆说，“我是亲戚，给亲戚不吃臊子面，还叫亲戚推磨哩！”
“乖孙子，推完磨，外婆给你擀臊子面！”
“先吃臊子面，后推磨！”我与外婆吵了起来。
我不大情愿地抱起了磨棍，沿着磨道顺时钟开始推磨。一个多小时，约30斤玉米推完了。外婆麻利地用筛子和簸箕，边旋边簸，劳动成果出来了——半斗多的黄灿灿的玉米糁子。
外婆又去厨房忙开了。一小时后，外婆端着香喷喷的臊子面来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外婆默默地兑现了对外孙的“承诺”。
在我们记忆中，这是流着眼泪，吃的外婆做得最香的臊子面。
时光荏苒，奶奶和外婆——家庭的“总管”顶梁柱，已驾鹤西游50多年。但愿奶奶和外婆在天国，尽享安然。您们的孙辈们，正秉承着您们的美德，在人生大道上驰骋着！
……
我爱奶奶，我爱外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