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养所的日子里——我的大学作者|王富存小时候，我特别崇拜自己那些身怀绝技的小学老师们，我羡慕他们，热爱他们，并立志将来也象他们那样站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和解惑”，当一名人人尊敬的人民教师。于是我拼命地向他们学习，为了能学到他们的一技之长，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后来我果然如愿的考上了齐河师范。在这所学校里，我刻苦学习，苦练本领。学校把各类优秀的学生都分别成立了研究组，另派老师重点培养，其中文、音、体、美课四个研究组我都是成员，老师只好把活动时间错开安排，以避免时间发生冲突，我还兼任了学校版报的编辑（当时我才16岁）。师范毕业后，我终于园了自己多年的教师梦想。一直到1957年全国反右扩大化运动开始，在短短三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学到的知识，全派上了用场，因各种特长集于一身，把所在学校搞得有声有色。我很快就被调到县城（全县最大的学校）去任教，我也在学生中出现了无数崇拜者，他们都跟我是一个年龄段的，上课是师生，下课是兄弟姐妹，生活得可开心了。当时我脑子单纯得象张白纸，人情事故一点也不懂，政治上，我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谁学问大，就接近谁，谁有一技之长，就跟他交朋友，根本不在乎谁的家庭历史背景，也不知道真正的政治是什么……如果我生在70、80、90后，或许这都不算什么问题——————然而我的20岁却正是58年。神州大地一场反右扩大化的政治风暴很快就把我宝贵的政治生命稀里糊涂地断送、卷走了！真是：一场风暴来得急，是它夺我青春去，世事茫茫难自料，不知答案在哪里？
我因为拒不承认错误，态度属于“恶劣者”，结果被定为劳动教养处分，大概是上级领导考虑到我实在太年轻，或者沾了家庭贫农成分的光，在我的处分决定上批上了“保留公职”几个字，才决定了我几年以后还能继续回到教师队伍里的命运。宣布处分那天，我心里很轻松，而且态度出奇得平静，这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其实他们错了，在那些一生想升官发财的人们看来，我的光辉前程，黄金年华全断送了。多可惜呀！可在我看来，我一生的目标就是当一名教师，只要还允许我当教师，我并没有损失什么，只是暂时离开一段时间罢了。当我离开岗位收拾行李，带走平时用的京胡时，房东老大娘眼圈就发红了：“孩子，你要干什么去呀？还带着胡琴儿？”“带着吧，或许还有用！”我的回答带着的自信使在场的人都不解，有的甚至以为我疯了。
教养所设在山东淄川区内胶济铁路以南一片山区里，从王村车站下车，往南二三里路，就上了山坡，山坡的路还算宽敞，能跑开汽车，就是用碎石和沙子铺成的，如果穿布鞋，几里路鞋底就被磨透了，路旁就有打鞋掌的，我们同行的几个人，每人打了一双鞋掌，就又顺着山坡往南爬去，爬过一道山梁，又越过一条沟，“望山跑死马 ”，果然不差，从车站就看到眼前的宝山。直到傍晚时分，才爬到半山腰，只见有几座草房和砖房，混合座落在一片较平缓的斜坡上，那就是我们的住处。回头望去，漫山遍野的人正一队队、一撮撮，从工地收工回山吃晚饭。原来他们都是被送来教养的，眼前的形状使我的心不禁悲凉起来——难道我就要在这个地方和他们一起度过这段不知时日的时光？我们跟着领队，走进一座五间长的大屋子里，门朝东南，地上铺着铺草，零零星星摆着一堆堆行李。我们找了一段合适的地方，把行李放下来。在暗淡的灯光下，把被褥铺好，因为我太疲劳了，连晚饭也没吃一骨碌就躺下去。一夜好睡。天刚亮就被一阵哨声吵醒，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人操着胶东口音说起了怪话：“×养的，把我们充军到蒲松龄的故乡来了！”，原本寂静的宿舍里，突然间响起一阵笑声，据说那人原是个团参谋，到过朝鲜，因为好丢脆话，被打成右派，至今满不在乎，这不老毛病又犯了。我看到满屋全是些从来没见过面的陌生人，恍惚间我好象也变成《聊斋》中的人物，我丢掉了政治生命，也好象是死后变成了鬼。有大鬼、小鬼、老鬼，有哭丧着脸的鬼，有笑面鬼，有青面獠牙的鬼，有白面书生的鬼，在来的山路上还遇见不少烫着发的女鬼，跟《聊斋》不同的是丢了政治生命的鬼与阳间的人穿衣习惯不同，人把好衣服穿在外面，鬼把好衣服穿在里边，而且鬼们都不受阴间的阎王支配，仍受阳间的人来管。当然里面纪律很严，有专门制定的条例，其中一条就是不能随意单独到人间去，但允许家人去相聚，吃住有专门接待家人的招待所，能看到人间的一切，但“鸡犬之声想闻，老死不想往来”。因我是个棒小伙，被领导指定为十多个人的小组长（即中鬼），在建筑队里当壮工，干些搬砖和泥，供师父砌墙之类的零活，我有在这个小组内安排活的权利，自己愿意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真是“生当人中杰，死也成鬼雄”。不过，自己总是找重活干，不然，你别看那些拿瓦刀的，挑水的，说不定就是在人间是处一级的领导或者什么大干部，只有在星期天或假日，他们脱掉外衣，你看到，他们满身的尼子料子，才知道他们个个不凡，如果他们向领队告你一状，就够你喝一壶的，轻得挨批评，重则撤掉你的组长。其实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相处得也很融洽，大多数并不愁眉苦脸的。尤其是那些未婚的年轻人，一个人吃饱了一家人不饿，不时地唱起电影歌曲：“九九那个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去把军来参”……有人还吹起了笛子，于是我也拉起了京胡，一定弦先来了一段西皮小开门。那时还没有样板戏，只听得有人喊“好手音”，大概拉京剧懂局的都知道这手音的重要，一群人围了上来，弄得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我不会拉，才学着拉”“你才学着拉？也得几年的工夫了。”“来段追韩信吧，简单的”——接着就做起了萧何跑城的架式，“要不就来段借东风”，又做起了诸葛亮捋髯摇羽毛扇的动作，原来是个好俊秀的老头！其实他好唱青衣花旦，梅派的汾河湾，霸王别姬的一段南梆子都是他的绝唱，与戏台上的唱的丝毫不差，我勉强保了他们唱了几段，就把京胡交给他们，原来都是好拉好唱的高手，从此，他们就成了我不花任何学费得来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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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所，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作家、音乐家、画家、学者、法官、演员，什么人才都有，电影李二嫂改嫁中当李七的演员吴X就曾住在我们隔壁。如果你是个好学的人，时时刻刻就会遇到你需要的老师。你不仅能学到文学艺术，还能学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些在工地上干活的浑身满是泥土的人，马列水平了得！在政治学习中，他们的小组发言，简直就是一篇高水平的论文！你有什么问题向他们求教，他都回答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是他们帮我既学了知识又学会了做人。有的出口成章，博古通今，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随时随地就长了学问……所以我在这里，不仅不感到寂寞和痛苦，反而感觉是一种机遇，文化生活十分丰富，有自己的电影、京剧、豫剧、吕剧团，都是教养人员，所以四十年后，在我平反昭雪以后在家乡担任中学校长后，我就经常将自己这段不平凡的生活表述为“我的大学”。23岁那年，我终于又回到了我日思夜想的教师岗位。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原来的学校，已变得面目全非，不少老师无法维持生活，领导正动员老师下放回家。我也随着下放的人流，到教育局报名，但是没被批准，当时中央有指示，58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不属于下放之列。我向地区教育局领导说明了我的实际困难，地区教育局最后批准我转回原籍任教，原以为今生我这个教师是当不成了，谁知“眼前本无路，天开又一门”。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学校正在重新走向正规，各单位正大兴争抢能力强的老师之风，做为一个又年轻，又具备多种特长的老师，在乡间无疑成了凤毛麟角，在一所小学干了一年多，我很快就被提拔到公社住地（县重点校）任教，担任高年级的三班数学，音体美课并负责全校的文体活动，虽然课程重了些，但我不怕累，反而认为在这样的学校里是如鱼得水，我的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在各顶工作中，出尽了风头。那年召开全县教师会议，我所参加的公社教师篮球代表队获得了全县篮球冠军。春节又在学校村驻地帮村里搞文艺，导演了几台颇受群众欢迎的文娱节目，我既当化妆师又是琴师，于是我又在我的家乡展露出头角。这段平静而又美好的时光一直持续到了1966年那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
(注：作者，山东禹城人，生前系一名省级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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