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迁徙路 决战决胜斩穷根——重庆“十三五”25.2万贫困群众易地扶贫搬迁纪实

黔江区李家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4月陕西、5月山西、6月宁夏……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脚步越过万水千山，深入易地扶贫搬迁村，强调靶向发力、巩固成果。

5年前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怎么扶”的问题做出了实施“五个一批”工程的重要决定，易地扶贫搬迁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5年来，发生在22个省区市、约1400个县近1000万人的大迁徙，宛如史诗，波澜壮阔。

山城重庆的25.2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亦是如此。这片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高山林立、沟壑纵横，散居在高寒深石山区的贫困群众，行路、吃水、上学、看病、安居、致富，无一不难，脱贫之路格外“难走”，易地扶贫搬迁无疑是挪穷窝、换穷业、斩穷根的一把利刃。

扶贫，是镌刻在重庆年轮上的深深烙印，是直辖时党中央交办给重庆的“四件大事”之一。20多年来，3000多万山城儿女与贫困的斗争旷日持久，最终踏出一条坚实的足迹，向着希望“迁徙”。

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之年，25.2万贫困群众全部搬迁入住，这是易地扶贫搬迁的“重庆答卷”。

积淀

山城重庆，人口众多，面积广阔，市情尤为特殊。距离主城都市区数百公里之遥的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分属于秦巴山、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这里山连着山，岭靠着岭，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贫困人口聚集，是全市脱贫攻坚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根据摸底调查，重庆60%以上的贫困群众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的高寒山区、深山峡谷和石漠化地区。在这些地方就地扶贫，投入极大效果却差，导致不少地区陷入“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始终难以摘除“穷”帽。

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山里的人们来说，大山既给他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资源，也成为了他们摆脱贫穷、迈向小康的一道天然屏障。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走出深山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对于依靠土地为生、缺乏一技之长的贫困群众而言，这个愿望何其艰难。

在黔江区金溪镇虎座山住了半辈子的村民游福琼的脑海里，“离开大山”的话题打小就被村里人挂在嘴边，但直到自己成了家，有了孩子，大家还生活在山上。

山里的收成“糊”不住一家人的生活。游福琼的丈夫下山打工，去过城里、甚至远走他乡，但不管走多远，山里的家都拴着他。而眼睛有疾病、视力不到0.2的游福琼只能在家守着孩子。

“山上雾满坡，路陡土地薄，辛辛苦苦忙到头，又缺吃来又缺喝。”大多数时候，游福琼要出去砍柴。“没得法，不砍就没有生火的。煤？你觉得运得上山吗？”她指着陡峭的山路反问记者。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既然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何不换个思路，帮助群众搬下山，开始新生活呢？

“根据测算，易地扶贫搬迁的人均基础设施投入为1.1万元，比就地扶贫节省30%-50%，并且挪了穷窝，从根本上斩断了穷根，其返贫率比就地扶贫要低不少。”易地扶贫搬迁的牵头部门、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因为集中，所以能够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实现扶贫资金的高效使用。

再者，易地扶贫搬迁的生态效应突出。资料显示，一个居住在高山地区的三口之家，每年砍柴量约7500公斤，这对环境大为不利。而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同样也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域，因此只有将群众迁出，才能降低地区人口容量，减轻生态环境功能压力，从根本上修复和改善生态功能。

此外，高山偏远地区亦是我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而通过搬迁，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周边集中和梯度转移，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

重庆是全国较早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的省市之一，早在就在城口县开始试点，并逐步扩大到14个国贫区县和4个市贫区县。

试点的效果十分显著。比如，巫山县官渡镇万梁村用1130万元实现了整体搬迁，其中建房580万元，街道硬化275万元，土地及荒山流转、供电、供水、排污145万元，其他方面130万元。而如果就地扶贫，万梁村到镇上有15公里路，按每公里60万元计算，仅实现道路通畅就要900万元，其他村级道路、人畜饮水、卫生室等建设费用亦不菲，很可能资金翻倍也打不住。

巫山县庙堂乡曾被称为“重庆第一穷乡”，648户农户大多散居在海拔1000-2400米的山上，生存条件恶劣，贫困和返贫现象突出。而实施整乡搬迁后，宅基地、土地栽植高寒经济林木，集中发展中药材，人口下山产业上山，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凸显。

日益清晰的路径、不断充实的内涵、在搬迁一线摸爬滚打探出来的实践经验——为重庆搬迁扶贫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或许正因如此，“十三五”期间尤其是7月以来，当中央决定实施“五个一批”精准脱贫工程后，我市迅速扛起历史使命、瞄准目标靶心、调整工作体制，吹响了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的冲锋号。

新篇

一个社会的温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底线”的刻度。

25.2万，这是重庆“十三五”期间需要易地扶贫搬迁的总人数，也是难啃的“硬骨头”。

一方面，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能搬的、愿搬的、可搬的都已经搬了，剩下的搬迁对象贫困程度之深、工作链条之长、实施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另一方面，脱贫攻坚进入了新时期，就搬迁工作而言，不仅仅是让群众换个居所，而是要帮助他们“换个活法”，以此带来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的大变化，需要逐户制定后续扶持方案；此外，此前搬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遗留问题，也需要在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予以解决，新账旧账叠加，更为搬迁扶贫工作增加了难度。

面对困难，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不会被艰难困苦所吓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强调要弘扬愚公移山精神，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价值。而在新时代，我们就是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彻底搬掉贫困这座大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上有所率，下有所行。

8月，市委、市政府对标对表国家要求，印发《关于深化脱贫攻坚的意见》（渝委发〔〕27号）。

同年9月25日，市委常委会及时传达学习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议精神，强调全市要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更加注重解决好就业、增收、社保等长远生计问题，努力让搬迁户一步住上新房子、逐步过上好日子。

同年年底，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意见》（渝委办发〔〕57号），对标对表国家政策规定，对我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新进行了安排部署。

在工作体制方面，我市按照“市负总责、区县主体”的原则，在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并将市级第一牵头部门调整为市发改委，明确市发改委为总牵头部门，同时明确各市级部门的相关责任，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如何准确把握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的精神要领，如何将其内化于行，攻克这一历史性难题，确保25.2万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作为总牵头部门，市发改委经过细致调研后，给出的答案是：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统筹谋划、统筹部署、统筹推进。

“国家和市里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要点，可从‘人、钱、房’三个方面进行把握。”在一次培训会上，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如是表示。

“人”的方面，一是要注重选“人”的精准定向，搬迁对象必须为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迁出区域是“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方；二是要注重尊重“人”的主体意愿，与搬迁群众充分沟通确定搬迁方式、安置方式、后续扶持措施等，因人施策；三是要注重“人”的后续扶持，确保实现稳定脱贫。

“钱”的方面，要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的目标，需要统筹解决建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后续发展，需要的资金量巨大，初步估算需要150亿元以上。该负责人介绍：“通过争取国家政策，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国家专项建设基金、地方政府债券等资金后，市里也是积极想办法，落实建房差异化补助资金、加快推进地票复垦等为群众筹集建房资金。”如此一来，在各种政策用足的情况下，贫困户每户自筹资金1万元就可以建房了。通过多方筹集，资金难题可谓迎刃而解。

“房”的方面，人均建设面积不得超过25平方米，同时贫困户不得因建房大量负债，延缓脱贫甚至加剧贫困，即户均负债不得超过1万元或人均不得超过3000元。按照农村建房“一户一宅”“新建必须拆旧”的要求，须对旧房进行拆除复垦。

细之又细、严之又严、上下联动、协同作战，一个个严密周全的部署，搭建起重庆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框架和实施路径，为这项工作的推动奠定了基础。

践行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精准脱贫的难度大，原因在于每个贫困地区甚至每户贫困户都有自身的致贫原因，不能一概而论。易地扶贫搬迁亦是如此，如何在国家制定的总框架下走出一条因地制宜的搬迁扶贫路，是胜败之关键。

“和全国许多地方不同的是，重庆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不少贫困区县都是‘九分半水半分地’，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我们难以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安置。”上述负责人称，正因如此，我市在工作中提出在用地条件有限的地区鼓励建设5-10户“微型”集中安置点，有效应对这一困难。

另一方面，市发改委还一直强调，不能把易地扶贫搬迁简单作为解决当前住房保障的救急措施，而应从乡村发展的大局进行统筹谋划，与乡村振兴战略密切结合，引导群众有效向城区（镇）集中、向工业园区集中、向乡村旅游区集中、向农业基地集中、向农民新村集中，引导农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促进形成农村新风貌、新风尚。

一次次思想碰撞、一次次研判分析、一次次调研求证……思路愈发清晰、路径愈发明确，我市形成并遵循了“12543”的工作路径，持续深化易地扶贫搬迁。

“1”即尊重群众意愿，不搞“一刀切”。群众搬不搬，怎么搬，不能搞强制。我市坚持把“群众自愿”作为工作底线，在有条件的地区结合乡村规划建设和产业发展实际，依托原有集镇、社区、村落等进一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鼓励和引导搬迁户自愿选择集中安置。

“2”即守住“两条红线”，严格控制建房面积和大额负债。搬迁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不能因搬迁大额负债，更不能因搬迁致贫——在这一点上，我市明晰了资金来源渠道，除国家和地方的补助政策外，还积极推进宅基地复垦并加快地票交易，缓解群众建房资金压力。目前，全市完成农房整宗地收储1.8万户，兑付资金8亿余元，户均获得收储资金4.4万元以上。在此带动下全市已拆除旧房34477户、旧房处置率达96.17%。

“5”即推进“五个集中”，积极推进集中安置市级示范点建设，共落实市统筹资金1.15亿元支持安置规模30户以上的易地扶贫搬迁市级示范工程41个，计划安置搬迁1915户8717人。此外，市统筹资金按照总安置人口给予每人10000元后续发展资金、每人8000元给予随迁非建卡贫困人口建房补助。

“4”即建设“四好住房”，市发改委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全面开展农村住房安全等级鉴定工作的通知，对易地扶贫搬迁住房全面开展安全等级鉴定，确保住房质量安全。同时强化住房风貌管控，为农户建房提供参考。加强住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市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监督指导工作市级部门任务分工，进一步落实质量安全监管责任。

“3”即绘就“三美家园”。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我市积极完善搬迁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解决安置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需求，25.2万贫困群众均落实了后续发展措施。

“12543”路径指向鲜明、逻辑清晰、支撑有力，真切回答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搬、房屋如何建、收入怎么增”等易地扶贫搬迁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这个框架和路径之下，各区县不断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创新，确保搬迁群众能够搬得稳稳当当。

黔江区李家溪安置点，是全市唯一位于城郊工业园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规模为全市最大，共建设有28栋房屋，安置410户、1526人。去年下半年，随着安置点的完工，原本散居在黔江各座高山上的村民陆续搬进了新居。新房功能分区合理，厨房灶台贴着洁白的瓷砖，卫生间也用上了水冲式便槽，政府甚至还配套了热水器、燃气灶、宽带、沙发、床、柜子等。

安置点内，农贸市场、幼儿园、卫生院、健身设施等一应俱全。而安置点旁边则配套新建年产量2000万袋食用菌的工厂，让搬迁至此的群众可就近就业。前文所述的游福琼也在厂里找到了事做，“党的政策这么好，我一定要好好干。”

出台政策接地气，执行政策不走样，收官之年，遍布全市的253个安置点6万多套住房陆续迎来了它们各自的主人。

攻坚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尤其是对于啃下脱贫攻坚这块“硬骨头”而言，一路走来更非坦途。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政策执行落到基层，就衍生出了千千万万个问题。

首先是部分群众搬迁意愿不强的问题。一村干部对记者说，贫困群众大多居住在偏僻、高山地区，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生活技能有限，二次创业难，就地就业岗位少，加之传统农业、畜牧业难以形成产业，搬迁群众收入渠道就更单一，收入增长缓慢。同时，生产生活用地调整难，部分农户下山后无地可种，缺少基本的土地保障。此外，由于搬迁群众的加入，打破了原住居民的固有生活圈，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管理难度也增大。

如若不搬，就地扶贫如何？“唉，难度大！”他叹了一口气。村里200多户人散居在6平方公里的山上，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30来户人家，水、电、路等各项基础设施都要到位，谈何容易。记者坐着村干部的面包车上山，5公里平整的村级公路走完，余下半小时，全是坑洼不平的石块路，车行其上，像在“耍醉拳”，光是硬化这条路，就要500多万元。

如何动员群众搬迁？“一是给他们算账对比，二是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一月一走访’，及时掌握易搬群众的动态信息并建立反馈问题台账，逐项解决。”这名村干部告诉记者。

有了搬迁意愿之后，如何建房又成了矛盾的焦点。久居于深山的贫困群众，在建房之时宁愿借债，也要把房屋修大一些。“安得广厦千万间。”彭水县三义乡第一书记金辉坦言，把房屋建设得漂亮一点，这种想法本身并无问题，“但问题的关键是，易地扶贫搬迁为老百姓解决的是‘保障房’，人均面积不能超过25平方米，总面积也有要求，所以在怎么做通老百姓思想工作上，我们大费了一番唇舌。”

“好在政策也没有‘一刀切’，允许老百姓在前期建房符合标准的情况下，预留加层、浇筑接口，这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金辉告诉记者。

搬迁配套的“菜园地”也是一大困难。“老房有地路太远，新房路宽却没地。”曾经，搬迁农户普遍面临的难题是，搬迁后距离原有耕地、林地较远，生产极不方便。过去，在云阳县凤鸣镇锦屏村，由于山上到山下不通公路，山下的集中居住点没有土地，一些村民就扛着锄头到山上耕种，这样一来每天占用的时间非常多，对庄稼管护也不够到位，容易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解决之道，仍然是要严格落实‘五集中’。”市发改委地区振兴处处长缪为说，要将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三变”改革、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相关工作进行有机结合，确保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我市明确由市农业农村委牵头负责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制定集中安置点产业发展规划，逐户逐人落实后续发展措施，通过土地流转、农村“三变”改革、股份合作等增加搬迁群众收入，通过开发保洁员、护林员、公路养护、水利管护、治安巡逻等公益岗位帮助搬迁群众稳定就业，确保搬迁脱贫率达到100%。

最后则是群众的生活习惯问题。

“一开始完全住不惯，隔三差五就想回老家。”聊起刚搬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时的感受，性格爽朗的云阳县上坝乡贫困户王柱见直言。

去年，依托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王柱见一家从治安村搬迁到了石梁社区。对新的生活环境，王柱见“又爱又怕”，爱是因为看病、赶集确实方便；怕的是因为在老家生活了大半辈子，步入新生活摸不着头绪：电视机信号怎么调，水冲式马桶怎么用，菜到哪里买……

普通人眼里的生活琐事，在搬迁群众那里却可能成为决定“我要不要留下来”的大事。为了让搬迁群众安心，上坝乡工作人员想了不少办法：挨家挨户上门询问生活“痛点”；手把手教老人用电视机、热水器；逢年过节组织文化演出把大家凝聚起来……一点点、一桩桩、一件件，帮着搬迁群众逐步适应。

让王柱见再形容一下现在的生活，笑容爬上了他的嘴角：“日子安逸得很，就在这里安心养老。”

安居与乐业并重，安置与安心同在。一个个问题的妥善解决，打消了人们不愿搬、过不好、留不住的担忧——25.2万人顺利搬迁，一个不少！

圆梦

从巍巍武陵到悠悠秦巴，随着一栋栋崭新的民房拔地而起，搬进新居的贫困群众展开了笑颜。

初夏时节，从万州城区出发，沿途碧空如洗，绿意盎然。“一份水饺在这里吃，打包带走一份。”时值正午，记者来到熊家镇，只见村民谢昌成正在自家楼下的餐馆吃饭。

年逾五旬的谢昌成是熊家镇易地扶贫搬迁户，之前住在该镇松柏村六组，又偏又远，土坯房晴天透风、雨天漏水，交通也不方便。这几年，看着山下的村容村貌一年一个样，而自己还守着土坯房过日子，一年收入也仅有几千块钱，谢昌成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盼望着自己也能早一天搬下山去。

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两年前，谢昌成一家终于住进了新房。“现在我们一家住上了近百平方米的大房子，客厅、厨房、卫生间样样俱全，镇上有医院、有学校，看病方便，孩子读书也方便，现在这日子是越过越有味儿。”谢昌成感慨地说，帮扶干部还把他介绍到当地一处工地打工，妻子也在场镇上的一家餐馆找到了工作，两人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块钱。

数百公里外的城口县高观镇，一排排院落干净整洁，一条条大路纵横交错，老人在河边晒着太阳，孩子在路上跑来跑去、嬉戏玩闹，街上经营店铺的、田间耕作的，一幅幅温馨的画面展现在眼前。

“从山上搬下来后，日子越过越滋润了!”高观镇村民孙翠明提起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就赞不绝口。

两年前，他家还住在离主公路较远的山上，由于地理条件不好，吃水用电通行都很困难。如今，新家里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电器设备一应俱全，还开办了“大巴山森林人家”，年收入可观，真正做到了荷包鼓起来。宽敞的房屋，明亮的大窗，无不在述说他当下的幸福。

搬迁之后，不少群众的生活和见识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拿锄头铿锵有力的双手，如今敲起键盘来也不失灵活麻利，在武隆区仙女山街道石梁子社区，60多岁的贫困户黄和良很适应现在的农家乐“老板”生活。

石梁子社区由4个村合并而成，地处“高山大箐石旮旯、红苕洋芋包谷粑、要想吃碗白米饭、除非坐月生娃娃”的高寒山区，而黄和良过去就住在山的边角。

在这样的条件下，有点想法的人都外出打工了，黄和良也想出去，但他背驼，有点残疾，无奈只好留在村里，在高山上的土地里种点红苕糊口。“那时住的是茅草屋，家里锅盘碗灶都不齐，相过几个对象，一看我这条件，都说考虑考虑，结果就没有音信了。”黄和良回忆，几十年里，邻居陆续结婚了，甚至邻居的小孩也结婚了，但他却始终是光棍一个，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

打了几十年光棍的黄和良，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人生际遇有时就是这么奇怪，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启动后，地处偏远的石梁子社区成为重点区域，而黄和良也成为了搬迁的“幸运儿”。

就这样，他从高山上搬到了黄家大湾安置点，这里条件相对较好。每到夏天，黄和良就把房子租给侄女黄静开餐馆，年收入约2万元。生活条件好了，周围人对他也高看一眼，侄儿媳妇给他介绍了对象，结果一眼相中，黄和良终于完成了30多年来的“夙愿”。

随着大量村民迁居下山，人与环境的资源争夺现象显著减少，生态环境正持续变好。

巫山县原庙堂乡位于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金丝猴、云豹和红豆杉、珙桐等国家珍稀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搬迁前农户燃料主要以柴禾为主，人兽争地矛盾突出，森林植被不同程度遭到破坏，野生动物保护压力巨大。而随着2000多名村民的出山，五里坡保护区管理的森林面积增加了一倍，达到了20万亩，一代一代“刀耕火种”留下的裸露的岩石、贫瘠的土地，也正在逐步恢复生态。根据科学考察，保护区拥有400多种野生动物、2800多种野生植物，其中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动植物就有79种。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将偏远地区群众迁出，既能从根本上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又能从根本上修复和改善这些地区的生态功能，实现了民生生态两相宜。

接力

脱贫致富奔小康，住进新房子只是第一步，让日子越过越好才是硬道理。发挥好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问题的作用，必须在解决好“怎么搬”的同时，解决好“搬后怎么办”，从而实现由“搬得出”向“稳得住”“能致富”转变。

在秀山县洪安镇溜沙村新寨组的道路旁，有一家小超市，金色的招牌上“波波副食品超市”几个字非常醒目，顾客进进出出，十分热闹。这是建卡贫困户杨再荣一家踏上脱贫致富之路的真实写照。

12月，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杨再荣一楼一底的新居正式建成入住。位于公路边的新房为他带来了新的谋生渠道——杨再荣的帮扶干部在经过反复调研后，建议他凭借自家新房位置好、门前人流量大的优势开一个超市。5月，杨再荣的“波波副食品超市”顺利开业，经过两年经营，超市现在一年的纯利润能达到5万元以上，与住在老屋相比，一家人的生活充满希望。

丰都县虎威镇五角丘集中安置点，是重庆“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市级示范工程，安置搬迁群众84户363人，其中建卡贫困户31户130人，占全镇易地扶贫搬迁建卡贫困人口的53%。

“搬出大山只是第一步，解决就业是关键。”虎威镇党委书记彭松涛说，虎威镇以提升搬迁群众自主发展能力、就业创业能力、稳定增收为首要任务，通过收集务工意愿、提供岗位信息、开展技能培训、引进县内外企业、建设扶贫车间等措施，助推搬迁户就业。“我现在在家门口的公司上班，每月能挣2600元钱，公司还为我们缴纳‘五险’，这比外出打零工有保障多了!”说起搬迁后的变化，贫困户熊顺发有些激动。

一手抓搬迁建房，一手抓后续扶持——如今，全市计划易地扶贫搬迁的25.2万人均落实了后续措施，其中：发展特色农林业5.9万人、发展劳务经济9万人、发展现代服务业2.2万人、资产收益扶贫0.7万人、社会保障兜底1.7万人、其他方式5.7万人。

昔日，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今日，一方水土富一方人。

距离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仅剩100多天，重庆“十三五”期间计划搬迁的25.2万贫困群众已全部入住。今年市发改委将携同相关部门，编制全市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实施方案，持续抓好后续产业、就业帮扶、旧房拆除复垦等工作。

“开弓没有回头箭，一鼓作气，顽强拼搏，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市发改委副主任米本家说。这份底气和决心，来自令人瞩目的成效——“十三五”期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市171.2万人摆脱贫困；来自历史性的新跨越——党和国家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全力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曙光在前，重任在肩。我们唯有保持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才能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愚公精神的当代传奇

——重庆下庄人在绝壁上凿出脱贫路

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空中俯瞰悬崖上的公路在大山中呈“之”字形蜿蜒（摄于4月13日）。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早就听说重庆市巫山县有一个靠修路脱贫的山村，我出生在太行山上，多次采访河南红旗渠，汶川地震时还曾六进汶川，走过太多的高山峡谷沟沟坎坎，对这次的采访信心满满。然而，5月24日，当我真正来到重庆巫山县下庄村时，着实还是吓了一跳。

下庄村位于巫山县小三峡的深处，整个村子被“锁”在由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巨大“天坑”之中，可谓与世隔绝。百余年来，靠着土肥水美的地质条件，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巴山蜀水造就了下庄，也困住了下庄。“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走一趟，眼花头又昏。”这是下庄村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打油诗，2000年以前，村里150多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大山，160多人没见过公路，360多人没见过电视，更别说高楼和汽车……闭塞的交通束缚了人们挣脱贫困和封闭的双手，阻挡着全村通向文明和富裕的脚步。

“要想富，先修路。”不甘“坐井观天”的下庄人产生了在悬崖上凿出一条路的念头。于是，从1997年起，7年时间，108人，前后6人牺牲，硬是开辟出8公里的羊肠小道。这条细细长长的小道，是下庄人的生存之路，百年闭塞的村子从此见到了“光”，打那天起，下庄修路致富的步子再也没停下来过。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1945年毛泽东写《愚公移山》，写的是一份深切的期盼，如今一群人用行动将期盼化为现实，续写了愚公精神的当代传奇。

下庄之梦：

一个走出大山、惠及子孙的梦想

人类不能没有梦想，就像不能没有太阳。一旦胸怀梦想，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太阳。而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个有梦想的民族。下庄人，用血肉之躯向大山宣战，只为圆一个世代的梦想。

20世纪90年代，大山里的老百姓脱贫，往往“靠着山脚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而在巫山县小三峡的深处，有一群人，他们怀揣走出大山、造福后代的梦想，开始用双手双脚在海拔110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天路。

他们是下庄人，也是当代愚公。

翻越两座山头，沿着悬崖边上的山路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下庄村。初至此，俨然到了一口“天井”之中，四周高山绝壁合围。村主任毛相林告诉记者，从“井口”到“井底”，垂直高度1100多米，而“井底”直径1.3公里，井口直径不到10公里。过去，全村4个社、96户人家、397人就住在“井底”。而连接外界的唯一一条“路”，是近70度山体上的三个大台阶和108道“之字拐”。村民们去巫山县城，要经由逼仄的古道翻越悬崖，一来一回至少4天。

凶险的地形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禁锢在了山底。下庄人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山沟沟里，仿佛被世界遗忘，被时代遗弃了，贫穷在心底焦灼。“山里的水果成熟了却运不出去，只能烂在地里；大量的药材无法销售出去，只能烧了火；成群的猪羊赶不出山，生了急病的村民抬到半路就咽了气；山外的姑娘打死也不往山里嫁，男人们只能打光棍……”毛相林说，许多人从生到死都没能走出大山一步。

外面的世界明明那么近，只隔着这一座山，外面的世界却又那么远，只有耳闻，从未目见。下庄人做梦都想看看山外的天空。

1997年，时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的毛相林在县里干部班培训时，看到了过去封闭落后的邻村，如今家家电灯亮、户户电视唱、幢幢洋楼起、路上汽车忙的景象，被深深地刺激了。难道下庄村注定要与世隔绝吗？难道下庄人要一辈子困在这“井底”穷下去吗？培训回来，毛相林坐在“井口”之上，望着远处的苍穹，不停地问自己。

这个被称为“毛矮子”的小个子男人，回想起当年入党时的誓言：我誓死忠于党忠于人民！“我用什么为人民办事？忠于党又能为党做些什么？”来自内心深处的发问，让毛相林起了一个念头——修路。

“我毛矮子虽然个头小，却不是无能之辈，我要修路，再难也要修，抠也要为子孙后代抠出一条路来！”中气十足的呐喊在山间回响，激荡起向贫穷和闭塞宣战的决心和勇气。

下庄村不是没有修过路，却一直都没能修成。毛相林的想法在村民中引发了不少质疑和反对，他便和驻村干部方四才一遍遍跟村民磨嘴皮算细账，“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如能前进一丈，绝不后退一尺。我们修不完还有儿子，儿子修不完还有孙子，总有能修完的一天。”

村民们渐渐动了心。“修吧！”“我同意修！”“我也支持修！”……乡亲们纷纷高举手臂，一场征服自然挖掉穷根的战役，就在这些青筋暴突的庄稼汉手中，打响了。

这是愚公移山般的坚定与决绝。愚公感动“操蛇之神”和“天帝”而得助，而下庄人靠着自己的双手和身体，扑向大山，攀上万丈悬崖，向天要路。

下庄之气：

一派坚韧不屈、无所畏惧的气概

传说中的愚公率子孙移山，至死不悔；下庄人为修路而战，生生不息。世界上从未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历经五千年，无论浸泡在怎样的苦难当中，始终不怨天尤人。这，就是中华民族坚韧不屈、无惧无畏的气概。

1997年12月，鱼儿溪畔的龙水井处，白雪皑皑，阴冷的风在山间呼啸。“路我们自己修，就算蚂蚁啃骨头，也要在悬崖边上啃出一条路来！”随着毛相林的一声令下，下庄人炸响了第一个开山炮。

在绝壁上开出一条天路，远比想象得更加艰难。没有工具，他们就用最原始的方法：“土专家”放红绳，在半山腰荡着“秋千”勘测地形；村民腰系长绳，悬在空中钻炮眼，炸出个“立足之地”；用大锤、钢钎、簸箕等简单的农具开凿希望；白天劳作，晚上便宿在山洞里，以天地为席，与蛇鼠为伴……

某天夜里，一声尖叫划破宁静，原来一条蛇钻进了被子，两名修路的妇女被惊醒，她们下意识抓起蛇往外扔。幽暗的月光下，蛇坠下峡谷，可她们再也睡不着了，互相依偎坐到天明，无声的泪珠一颗颗滑过脸庞。

路，在悬崖上艰难地推进。即使尽可能做好了防护措施，意外还是发生了。

1999年的一天，黄会元像往常一样，用凿岩机开凿石头。或许是岩石太坚硬，刚钻了半米，机器就罢工了。他正准备过去看看情况，一块巨石从头上砸下来，来不及呼喊便被推进了万丈深渊。那一年，黄会元刚满36岁。

正在山上修路的袁孝恩等人，目睹了黄会元坠崖的全过程。他们怔了半晌后，齐刷刷地脱掉上衣，手持平常点炮用的香，朝着黄会元坠落的方向，一齐跪下，既是祈祷黄会元一路走好，也是祈求上苍保佑下庄人能够平安地修通公路。香烟袅袅，乌鸦哀啼，六个宛若雕塑的汉子，跪在崖边一动不动，坚毅的脸上满是悲恸。

黄会元出事的那天，恰逢巫山县领导进村看望修路的村民。刚走到村口，就听说出事了。他们赶到事发现场，站在悬崖边，手拉着手向下望，只见下面深谷乱石中有一点黄色，那是黄会元的安全帽。

意外并不是第一次发生。50多天前，26岁的沈庆富也在施工过程中不幸遇难。袁孝恩看到县里来干部，生怕不同意他们继续修路。“这条路才修了不到一半，这是死的第二个兄弟了，我们对不起他们，但是下庄村要想摆脱贫穷，这条路必须修啊。”说着，袁孝恩扑通一声跪在了时任县委书记王定顺跟前。王定顺一把将袁孝恩拉起来：“你们为子孙后代修路造福，下跪的应该是我们啊！”

路，还要不要继续修？如果继续，还会不会有人牺牲？接连两次的意外，让曾无比坚定要带大家修路脱贫致富的毛相林，第一次有了动摇。

“大家今天表个态，这路修还是不修？”在黄会元的灵堂前，毛相林内疚地问。

“修！”人群里第一个回答的，正是黄会元72岁的老父亲黄益坤。“儿子死了，我很心痛，但他死得光荣，他去了，还有孙子，只要下定决心，子子孙孙一条心，总有一天会摆脱贫困！”老人的话掷地有声，撼动着每一个下庄人的心。

“修！”“必须修！”“我也支持修！”……黄会元的灵堂前响起了一阵阵斩钉截铁的回答。

这样血淋淋的牺牲并没有在沈庆富、黄会元这里终止，陆续又有4人倒在修路的过程中。而灵堂前那一声声此起彼伏的“修”，早已成约定。

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不仅在于拥有有形的物质力量，更在于是否拥有无形的精神力量。经济的发达，可以为一个国家贴上强大的标签；而唯有精神的力量，可以让一个国家扛得起伟大的字眼。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下庄人修路，无异于上青天。尽管死伤众多，他们仍不放弃。为何？正是一种坚韧无畏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路，能不能修得好？没有人知道；这一搏是不是最后一搏？没有人能回答。可毛相林说，下庄人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就能成功。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

这就是下庄人的气概，他们置生死于度外，历尽艰难险阻，忍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明知力不能支而殊死搏击，直到最后一息。

下庄之魂：

一种家国至上、故土难离的情怀

8公里108人6条命，这不是一串简单的数字罗列，而是用7年时间积累起来的一份穷家难舍、故土难离的情感积淀，一份生计更新、未来重置的命运嬗变，一份几代人接棒守护、传承不息的家国情怀！

那么苦，难道没想过彻底搬走？

“搬走岂不是要挤占别人的地？如今下庄500口人500张嘴就是500个生计难题。”毛相林摇摇头，“我们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更不能给国家增负担。”

“你看这地这么肥，粮食长得这么好。如果搬走，这片土地就荒了。”毛相林一边说着，一边用锄头在自家地里挖出了5只圆溜溜的洋芋。这些年，下庄村不乏因为打工、升学等原因搬进城镇居住的村民，距离田地远了，便将它常年撂荒、闲置。看着大片的良田被七高八低的荒草覆盖，毛相林很是心疼，“祖祖辈辈的汗水、心血都留在了这里。若荒废，地虽在，但却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大山深处是下庄人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因此，搬家还是移山，下庄人毫不犹疑地选择像愚公般移山，硬生生在山中凿出一条路。

，整整7年时间，在毛相林的带领下，下庄村的“愚公”们终于在绝壁上“抠”出了一条8公里长、2米宽的机耕道。下庄通路了，几代人的梦想终成现实。

激动之余，毛相林开始为下庄的发展操心。“老支书临终前，心里挂念的就是下庄的未来。”毛相林说，“如今路通了，但我手中那根脱贫致富的‘接力棒’依旧滚烫。”

戴着贫困村帽子的下庄村让身为党员干部的毛相林难受又自责：“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必须想办法摘帽，跟上脱贫步伐，才不辜负党和政府的关心，不辜负老支书的嘱托！”

下庄村是整个乡里唯一一个低山村，相比其他村气候条件更好。传统的苞谷、红薯、洋芋“三大坨”不施肥不打药，不仅长得好，吃起来也香。从前没有路，吃不掉的红薯就只能喂猪。如今有了路，下庄人再也不用面对粮食、水果吃不掉也卖不掉的窘境。

“看到别人日子越过越红火哪有不眼热的。”打听到曲尺乡柑橘种得好、双龙镇钱家坝的西瓜供不应求，毛相林心动不已，和村干部一起乔装打扮成跑买卖的客商，见缝插针“刺探情报”、偷师学艺、打听销路。“一次不行跑两次，脚板磨起了泡，就套双袜子再出门。”看着村里逐渐挂果的片片田地，毛相林又浑身充满了干劲。

近几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毛相林带领村民“抱团儿”建立合作社，不再满足一家一户零散种植，开始把果蔬种植产业化。“运输和销售都不用操心，直接有专门的货车来拉，我们只管把地种好，剩下就等着数钱儿。”下庄人的勤劳有了用武之地，生活就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庄村率先在全县完成整村脱贫。现今，下庄村共种植柑橘650亩，辅以几百亩的西瓜、小麦、脆李、南瓜。村里还配套开设了厂房，加工麻油和麦子面条，使下庄村形成以瓜果为主，多种产业共同发展的农业产业格局。现在的下庄人均年收入在1.2万元左右，是修路前人均300元年收入的40倍。

毛相林知道，下庄要谋发展，还需要后代年轻人接棒守护。但教育资源的匮乏，让下庄留不住那些为让孩子接受更好教育而搬到县城的村民。

下庄村唯一的小学最初是由保管室改造的，条件简陋，房顶雨天漏雨，滴湿了桌面，无法学习不说，还严重威胁着学生的生命安全。毛相林急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啊！”便号召全村人一起将学校重新翻修加固，多方助力下终于修成了如今崭新的砖房校舍。

“他对下一代的教育特别用心。”如今竹贤乡小学下庄教学点唯一的教师张泽燕这样评价毛相林，“每学期期中、期末考试都要来监考，还要给学生们讲政治课，作为一名村干部，太特别了，没见过他这样的。”

通路以后，全村有36人外出上小学、132人外出上中学，29人考上了大学。看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大山，到城里，到大城市，彻彻底底通过上学改变命运，高兴之余，毛相林对下庄村的教育也有着新期待，“希望随着下庄的发展，更多的年轻人能看到希望，愿意回来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家乡的面貌。慢慢来吧，问题会逐步解决，一切都还需要时间。”

心之所愿，无所不至。一代代下庄人执着地守护着他们的精神家园，倾尽所有让故土一点点变得更好，他们身上映现出的，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故土难离、家国至上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根脉。

下庄之心：

一颗脱贫致富、向往美好的初心

光阴弹指过，未染是初心。前，理想是生存，下庄人与自然抗争劈山修路，努力实现脱贫清零任务。后的今天，理想是幸福，是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途中，精神再升华、力量再爆发、发展再跨越，在创新发展中继续闪光。

下庄人是闲不住的，这是一群虽然吃饱了饭，还要为梦想“追风逐日”的人。

，毛相林再次扛起修路大旗，带领村民用半年时间将机耕道升级成了3米宽的碎石路，车子能进村了。在县委县政府支持下道路完成了硬化加固，并加装了护栏。如今从下庄出发到县城，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不等不靠，幸福要自己造。”正如下庄村村口竖着的这条标语，下庄人正凭借着这股精神，一鼓作气大踏步向致富路、小康路、幸福路迈进。

离开下庄前的那天清晨，记者与毛相林相约重走那条印满下庄人初心的“下庄古道”，看到特意换上运动鞋的记者，穿着皮鞋的毛相林提前打起了“预防针”，“我们走到哪算哪，不能走了就回来。”

眼前的山路，被密林覆盖，时隐时现，时断时续，蜿蜒看不见头。

记者小心翼翼，面对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的情形，手脚并用，几次都差点摔跤。不时低头望去，总能惊出一身冷汗。而前头领路的毛相林，则一路背着手，落脚极快，丝毫不曾犹豫，还总忙着把荆棘枝杈扒拉到两边，清出一条道来。

一公里山路，我们竟走了一个小时，才仅仅到达第1个“大台阶”。毛相林说，“要想翻过这座山头，还需要再爬过3个这样的台阶。”此时的记者早已大汗淋漓，心慌到捂着胸口说不出话。

这样崎岖难行的山路，毛相林从前一年要走不下百次。只为能够将山外的繁华带进山里，将山里的希望带到山外。

回到山下，记者走在如今平坦干净的新路上，已随处可见在田间埋头苦干的下庄人，不少村民家门口停着各式摩托车、小皮卡，还有邻村村民开着摩托专门拉着小鸡仔、小鹅仔来往穿梭叫卖。下庄村已然一派忙碌景象。

记者见到村民刘恒玉时，70岁的他正和妻子在田里翻弄着一块红薯地。“这么大岁数了整天干农活累不累？”刘恒玉想都不想就回答：“当年修路都过来了，还有比那更苦更累的吗？”牺牲在修路过程中的沈庆富正是刘恒玉的女婿。说到女婿，刘恒玉突然哽咽：“如今女婿的牺牲换来了乡亲们的好日子，值了！”

刘恒玉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一着急甚至有些口吃，但讲起自己的收成时，分外流畅，刘恒玉指着远处一片柑橘林，喜滋滋地说，“那一片都是我的地。我的10亩柑橘，去年收入2万多元。明年是柑橘盛产期，收成还能比去年翻倍。”

在下庄村，64岁的五保户张胜生同另外3户一同安置在了一栋3层楼的“五保户”安置房居住，通过“集中居住、独立生活”的模式，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张胜生告别了过去的破旧窝棚搬进了新房，一间近40平方米的房子里有着独立厨房和卫生间。“这房子好哩，啥都有。”张胜生兴奋地带着记者展示屋里的摆设，别人送的电视机，别人送的柜子……还隆重介绍了一台自己花了500元在县城买的洗衣机。“我是享了国家政策的福，一年补贴7000多元，自己还种了2亩地，一年能收800斤麦子。日子有吃有穿，好过得很。”张胜生笑呵呵地说。

干净平坦的水泥路通村入户，仿若一条清晰的“血脉”，构建起全村内畅外联的发展新格局，路宽了平了，日子好起来了，老百姓的心敞亮了，但毛相林的心却依然没有放下。

与毛相林交谈时，总是觉得这是个温和腼腆的普通农民。然而谈到要不要退休，62岁的毛相林言语间透出不一般的硬气，“现在还不能退，我还有事没做完。”面对记者追问的目光，毛相林沉吟了片刻，郑重地说，他计划在带领全村人奔更高水平的小康：人均年收入达到2.5万元。全村目前达到这个水平的大概只有20%，离毛相林心中的“小康”还有着不小距离。

盘活山里的“不动产”，发展生态文旅是毛相林的新梦想。“我们这儿抬头即是景，发展旅游业再应该不过了。”可是，农房改造需要资金，村民们没看到效益，都担心这是“赔本生意”。于是，毛相林身先士卒，带头改造自家房屋，办起了村里第一家农家民宿。每年红叶节期间，毛相林的农家民宿平均每天能接待上百名客人，短短一个月，就为他带来上万元收入。

有了毛相林带头“吃螃蟹”，一些胆大的村民也跃跃欲试，村民们逐渐尝到了旅游业带来的甜头，发展乡村旅游业的热情空前高涨。，县里投入资金，帮助下庄村实施民宿改造计划，建成了19栋34户风貌统一的乡村民宿，还有65栋79户尚在建设中。特别的是，当下每家每户的外墙都是裸露的青砖色，问及此，毛相林说，“已和上级申请了，争取明年村里给统一刷上赭黄色，看起来会更漂亮、更有乡村风味。”

“即使我们不出去，也要让顾客自己走进来。”下一步，毛相林要将下庄的产业发展注入文化因子，提升内涵和品质，吸引更多的技术、资源向下庄流动，“目前我们与巫山县博物馆合作建设的‘下庄精神陈列馆’已初具雏形，未来我们还将着重打造‘下庄古道’‘桃花源’等旅游景点，吸引更多游客来寻访这条‘天路’。”这群质朴的村民憧憬着美好新生活，他们要用自己的双手，继续修出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采访结束了，离开下庄的那一刻，毛相林和众多闻讯前来的村民执意要将我们送出大山。渐行渐远，透过车窗，乡亲们的身影和大山融汇成一体，挺拔有力。山风有情，我的眼睛不觉湿润了。

此时此刻，再问“精神”是什么？对下庄人来说，就是世代追逐着的走出大山、惠及子孙的梦想，是凝结着的坚韧不屈、无所畏惧的气概，是饱含着的家国至上、故土难离的情怀，更是坚守着的那份脱贫致富、向往美好的初心。正是这样的下庄精神，换来了峭壁变通途，撑起了巍巍大山的脊梁。 光明日报记者 郑晋鸣（原载《光明日报》7月4日1版）

来源：重庆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