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点讯 9月12日，由《扬子江文学评论》和《钟山》杂志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在南京举行，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汪兴国，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钟山》《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贾梦玮出席论坛。围绕“先锋之后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径”“青年写作中的乡村与城市”“当下文学中的历史与现实”等重大话题，来自全国高校、期刊界的知名青年批评家畅抒己见、砥砺思想，对当下青年写作做出了深刻的“在场”式观察。
“先锋”与“现实主义”互为表里
格非《褐色鸟群》、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莫言《球状闪电》、残雪《山上的小屋》、余华《现实一种》……上世纪80年代，一批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在叙事形式、语言实验、价值观念等方面掀起革命的先锋小说登上舞台，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事件。那么，在作为事件和思潮的先锋小说退场之后，今天的现实主义书写该如何看待先锋小说的文学遗产？
“我认为必须对‘先锋’的概念进行解放。”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说，“‘先锋’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事件，而首先是指对小说的技术解放、对语言本体的重视；其次，也是更本质性的，‘先锋’要回到它的字面含义，即敏锐抓住现实，更好表达现代经验中空前复杂的现实。著名作家徐则臣曾说，今天的好小说应该内在是先锋的，外在是现实主义的，这么说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一本扶贫攻坚题材小说——沈念《空山》令我印象极深。他用某乡村女教师的离奇死亡这样一个先锋意味浓重的叙事策略，串起了乡村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使人窥见扶贫攻坚工作及基层社会生态之复杂，揭示了精神扶贫的迫切性，是一部比较好的现实主义小说。但相反，也有一些小说打着形式实验的旗号书写光怪陆离的‘伪乡村’故事，最终只能陷入纯粹的炫技和审丑。”
《思南文学选刊》编辑方岩认为，先锋小说作品背后的美学体系起到了文学常识的普及作用，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他十分认同作家李洱的看法：“先锋小说激活了陈忠实的所有经验，没有先锋小说在前，哪有《白鹿原》在后？”在他看来，陈忠实正是通过大量借鉴潜意识、非理性、魔幻等现代主义手法，才那么深刻地展示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了人性的悲剧、人生的苦难。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颜炼军更关注先锋文学对语言本体的重视：作家面临的永恒难题正是先锋的要义，亦即通过改善语言和形式来呼应和锻造生活经验的“变”与“常”。他认为，有效的写作始终是先锋的，不仅探索新经验带来的刺激，最后也归结为语言形式的变革与更新，由此形成经典文本。“金宇澄《繁花》就是语言变革与新经验呈现相结合的典型；放眼当代诗歌，海子、多多、张枣等优秀诗人无不是以语言变革来回应现实之变，比如诗人西渡的《在硬卧车厢》，很好地把叙事技巧引到抒情诗里，记录下了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剧变。”颜炼军说。
新经验，新现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申霞艳慨叹，当今的小说越写越厚，可我们对人、对生活的情感是否也在这过程中顺便被稀释了？文学必须接受和新闻的比拼，新闻展示故事的经过，而小说必须呈现隐蔽其后的人的精神轨迹和灵魂，对生活进行再提纯。比如薛忆沩《空巢》写空巢老人遭遇电信诈骗，发出“救救老人”的呐喊，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讲述乡村少女的虚荣、迷失与堕落，两位作家都对新闻化的题材进行了很好的提纯，强有力地宣示了文学的“在场”。
去本质化的乡村与城市
“如今的乡村早已不是敲打‘城市文明病’的那根棍子，也不再代表着一种遥远的乡愁式的想象。换言之，我们无法设想任何一种本质化的乡村或者城市，如果要寻找所谓当代中国故事，就必须从当下中国的真实出发——这种真实可能无比粗糙，但它充满着左奔右突的活力和各种各样的潜能。”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大先说。他补充，当面对如此迅捷变化的现实的时候，文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提炼出这个时代的“语法”，发现时代的精神，以及发掘文学新人。
对刘大先的观点，《文艺报》记者行超表示认同：“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文学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充满符号和景观的城市文学，那些一眼看上去不太像城市文学的文学，反而可能是好的城市文学。”理想的城市生活书写在哪里？行超分享了两部外国女性作家的作品，一部是“90后”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聊天记录》，作家凭此书收获了“社交媒体时代的塞林格”的美誉。在书中，主人公表达出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对中产阶级生活的不屑，历经波折的感情生活和成长历程，她最终走出了漂浮在“自我认知”和“现实”之间的空间，并感悟到“要明白生活你需要先经历它。你不能总是做一个分析的人”。还有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行超认为，作品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维度是，它讲述了一个出身于以色列底层街区的女孩如何通过自我奋斗、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女作家；但当她衣锦还乡，她仍然是那个被父母呵斥、在父权制结构中地位低下的女性——这种身份的撕裂感在现代化进程中构成了一个洞窥时代的侧面。
无论是书写乡村还是城市，都需要作家们“深潜”于时代和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钟山》副主编何同彬回忆起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7月“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会上，铁凝谈到了柳青《创业史》中梁生宝的账单，认为恰恰是一份小小的账单帮助读者们触摸到了那个时代的肌体，那么，今天我们的作家还有没有能力替农民这样算出一笔一笔的细账呢？铁凝由此指出：“作家们在面对乡村时，往往轻率地展开想象和抒情，但只有当我们对精神和心灵所据以出发和形成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具有深刻而准确的认识时，我们的想象才是有力的而不是粗暴的，我们的情感才是真切的而不是虚浮的。”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写道，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不间断的对话。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历史小说作家房伟认为，好的历史小说是一个民族表达自己的心灵史、阐述自己的历史谱系、塑造自己的主体地位和地缘想象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当下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双向互动的复杂历史语境中，如何彰显自己的中国想象和“四个自信”，以及自己的中国想象能不能对其他民族和国家产生文化上的吸引和共鸣，并最终达成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房伟的历史小说《猎舌师》曾被电影界人士誉为“美食版的《潜伏》”，小说将中日厨师以美食为纽带产生的情感碰撞，置于国恨家仇的宏阔背景下进行展现，既呼应了当代稀缺的匠人精神，也表达了一种鲜明的民族认同。
中国作协创研部岳雯认为，写历史是为了照亮现实，好的历史书写应该是“贴己”的。“曾有同行问我：你真的觉得“90后”作家周恺的历史小说《苔》写得好吗？你认为青年写作者真的有必要继续书写革命历史吗？我承认我被问住了。但后来想了想，我仍然觉得《苔》是一部好作品。在耳熟能详的宏大历史、家族叙事之外，他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对四川方言文学的发展，以及展现了在军阀混战年代成为‘国之异乡’的四川，如何在革命进程中不断地被迫开放自己，和外界发生碰撞、交流的过程，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的叙事对当下仍是有效的。”岳雯欣赏的另一部历史小说，是香港作家闻人悦阅的《琥珀》。在她看来，《琥珀》表现出了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视角：她放弃了中原中心的惯性思维和血缘、民族所框定的身份认同，表现出了打破差异与区隔的努力，主人公的绝大部分光彩也正来自他们“试图建立通道的努力”。岳雯认为，只有这种能够为今天提供一种想象性解决的空间的历史小说，才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小说。
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沈杏培看来，对“道德现实”的书写是历史与现实书写不可逾越的维度，作家流露出的善恶伦理观亦影响着社会意识的发展。然而，在对近年来长篇小说的善恶景观进行分析时他发现，“无用的好人”与“盈余的恶棍”构成了小说中对比鲜明的道德形象。例如，《活着之上》中的聂志远在“高蹈的精神坚守”和“好的现实生活”之间进行了无奈的妥协；《篡改的命》中进城青年汪长尺饱受着强权人物的欺凌和城市的资本逻辑的碾压。与之相反，黄孝阳《人间值得》却塑造了一个“作恶，并且有能力对恶进行思辨”的人物形象，间接流露出“恶可以青云直上”的冷酷逻辑。如何看待当代文学中的善恶景观？沈杏培提醒，小说应当建构起一种“抗恶伦理”：“当我们思考小说中的善与恶时，并非简单演绎善恶的哲学意义，而是试图经由小说去正视、检讨善恶在现实生存层面的形态、走向，并对其结构性、普遍性的问题提出纠偏。如何存善抗恶，如何建立有效的抗恶伦理，不仅是小说家面临的文学命题，也是关乎社会正义和伦理道德建构的重要议题。”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