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过犹不及。如果“唯以问题识天下”，群情激愤中，任“问题焦虑症”裹挟成极端情绪，固化为狭隘认识，演变为偏执思想，将人人变成易燃易爆品；如果“只让问题遮望眼”，心灰意冷间，让“问题悲观症”驱逐社会自信心，抵消发展正能量，吞噬我们的幸福感，“问题意识”本身就也成了问题。
今天的中国，发展很快，矛盾高发，问题不少。我们固然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但也不能期望万年之事、朝夕解决。将问题拖成历史问题诚不可取，毕其功于一役也绝不现实。任何时候不能忘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各种问题，不切实际的空头支票，超越阶段的夸张口号，或是“一招就灵”的万能良药，不是天真幼稚，就是轻浮狂躁。
历史无非就是问题的消亡和解决，现实也无非是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一年一度的春运最为典型，一个多月34亿人次出行，而人均拥有的铁路，还不到一根香烟长度。现代化的速度提升了，过程却无法压缩，再加上不断增大的人口规模、水涨船高的期待诉求，都使问题的存在有客观性、必然性，问题的解决有复杂性、长期性。
希望找到一个总开关，按一下就解决所有问题，肯定是空想。但在充满纠结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问题的细节里，倒确实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被遮盖的意义就会一目了然。比如，农民工问题。过去十几年里，2.6亿农民相继进城，接近俄罗斯和日本人口的总和。他们的生活要在短时间内超越“绿皮车、编织袋”阶段，子女教育与就业，自身医疗与住房，十几年积累的问题要一下解决，即便是奥林匹克山上的希腊诸神，恐怕也无能为力。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消化问题同样需要时间。用辩证法的方式考量社会进程，才能还原事件的真实意义。
解决问题的愿望迫切，可以理解，更应该重视。不过，如果能多点“过程意识”，会更有利于看到主流、形成共识。比如教育公平。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占三分之一强。异地高考理应破冰，可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开闸放水，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翻番，也无法满足如此激增的就读需求。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不正是在这样的日拱一卒中，才逐渐逼近问题的最终解决？
抽象的价值，存留在理论之中；具体的公正，则需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像喊喊口号那样简单。医疗改革既需协调利益魔方，更需面对海量刚需和分布不均的现实；收入分配改革“分好蛋糕”理念明确，具体调整却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知易行难，在当前中国，尤其如此。不存在一种简单化的理念，可以立竿见影搞定所有“中国式问题”。30多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正是从哲学层面上理清了问题与过程的关系，才摒弃了急于求成的冒进，拒绝了休克疗法的诱惑，找到了正确的逻辑和顺序。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有时候，我们的确感到被问题“追着走”、“推着走”。这可以理解，转型期中国问题一大堆，公众和舆论更加敏感，未来的改革之路肯定也充满挑战。但也要看到，正是在对问题的不断突围中，国家社会得到了实质性改善。既有“问题意识”，也有“过程意识”，才能让改革者有更多回圜余地，才会对未来更有信心。
8.有“权利意识”，也要有“法治观念”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二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当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曾让人们充满好奇，那么今天，“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口头禅。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意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一元钱”官司的较真，厘清的是社会是非观念；“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时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在极短时期内高涨的权利意识，也呈现出某种“初级阶段”特征。正如《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的，“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权利，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导致公众权利意识强与社会责任意识弱并存这一现象的存在”。飞机航班延误，冲上跑道拦飞机；发生医患纠纷，把棺材花圈抬到医院；网上讨论辩论，动辄粗口相向，乃至暴力威胁……一些人为了维护个人权益，无视他人权益，罔顾公共利益，甚至更进一步，把他人权益、公共利益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走岔道的极端方式，将“权利意识”异化为“交相害”而非“交相利”的行为，让人遗憾，也发人深思：权利的风帆如何行进，才能抵达文明的彼岸？
“在一个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权利，其唯一的来由是法律。”法学家杰里米·边沁的结论一针见血。“权利意识”的伸张，离不开“法治观念”护航。在法律的条款中去寻找依据，权利的主张才能水到渠成；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进，权利的实现才能顺理成章。反之，把“权利”当作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认为有了利益诉求，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去冲撞底线、挑战规则、突破边界，整个社会又如何做到和谐运转？
一个成熟的社会，有许多不言自明的遵循：在高速公路开车，尽管车是自己的，但是不能超速行驶；在城市里盖房子，尽管土地使用权是自己的，但依然要服从市政规划。这些常识的背后，是对个人权利的清醒认知——没有什么权利是绝对的。任何个人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不得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惟其如此，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人的权利才能得到维护，社会的福利才会趋于最大化。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一边是权利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惯性思维，一边是法治观念尚未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其间的落差，很容易造成社会生活的失序。没有对公共规则的遵从，我行我素的自由，就会导致“组团式过马路”的乱象；缺乏对法律程序的敬畏，对化工项目的异议，很可能演变成行为失控的骚乱。那种只问结果不计手段、“以错纠错”式维权，看似“高效有力”，却会让更多人不讲文明、不守规矩。在这个意义上，权利如果不能正确行使，不仅不能成为法治进程的铺路石，反而可能变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任何社会行为一旦脱离法治视野，便不可能带来公共福利的实质增进，也难有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今天，如果说，“权利意识”的启蒙我们已经完成，那么“法治观念”的启蒙还在路上。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深层原因所在。既要“权利意识”，也要“法治观念”，二者彼此砥砺、相互促进，才能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使“权利意识”成为构建现代公民人格、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