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记得,她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某杂志社工作时开始小说创作,那时见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总是激动异常。彼时她因工作关系,不时与印刷设备和工人打交道,深知铅字排版校对的不易,于是愈发珍惜字纸。“书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是很神圣的东西。”王安忆有个诗人朋友是云南景颇族,深山里长大,去到镇上读小学前,一直以为字纸是上天的赐予。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写小说,根本不可能有经济收益的考虑。”王安忆记得,那时候投稿给报刊,资深作者能有千字十二元的收入,像她这样的新人,写一千字赚到六块钱就谢天谢地了。即便报酬低,但那时读者众,创作环境也安静少吵嚷,故写作时仍兴趣盎然。
不过,王安忆觉得字纸这类神圣对象,在互联网出现和自从网络媒体兴起后,渐渐失去意趣。在讲座和研讨会上,她常被问及对于网络作家的看法,她笑言自己从不上网,因此并不了解如今网络的纷纭景状,唯有从朋友处零碎听到些关于网络作家靠点击率求生的传闻。
作家迎合营销
“写作如果太依赖点击量,还会像之前那样愉悦吗?”王安忆忍不住这样问。如今的写作,在网络粉丝的追捧以及媒体和出版商营销的介入下,成为某种“表演”,某种对流行时尚的迎合,和某种热闹的缺乏耐心的娱乐方式。
她说现在的读者去书店或书展,很少有耐心读过书再决定买抑或不买,而是“直接奔某一本书去”,“好像受到某种暗示”。六年前,王安忆去剑桥大学参加现代文学研讨会,期间与一美国作家闲聊,那人很羡慕她,说她的女性身份和社会主义生活背景,“足够写一本畅销书”。王安忆还记得,那次研讨会上一位女作家谈到自己的出版经历,说她的意大利游记手稿遭出版社编辑抱怨,原因很简单,“因为写到第六页还没谈到吃”。
在这样多少有些浮躁急切的环境里,作者如何保持中立写作,读者如何找到合适读物,甚至小说诗文如何重拾二十年前荣光,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学在当下,或该试图成为一种需要,一种知己(王安忆对于读者和写作者关系的定义)间沟通的方式,而不是粉丝间口水仗的发酵地,或猎奇和滥情等审美畸趣的培养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