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成安县年逾70岁的张振岭老汉一直在发愁，到底能不能收自家地里的玉米。原因是今年9月24日，由于张老汉以先割倒的方式收玉米时没有县里发的《秸秆放倒证》，就遭到镇政府负责“秸秆还田和禁烧”工作人员的打骂。（法制日报10月30日报道）
“秸秆放倒证”？哈，荒诞的现实总比中规中矩的想象来得触目惊心，行政机关的创造力在一次又一次规范行政行为的集中整顿与法规清理中居然可以一次又一次回潮甚至再创新高，实在是耐人寻味。在笔者看来，表面看似荒唐的“秸秆放倒证”，其背后的指向性却是异常明显甚至极其露骨：对政绩的疯狂追逐和对自我授权的惯性迷恋。
是的，农民的经营模式甚至劳作习惯是这样那样的不文明、不环保，“收割完玉米后就地放火焚烧的传统方式不但严重污染空气，也不利于土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但透过这些冠冕堂皇的叙述，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一政策的功利指向。按照成安县委的18号文件规定：“我县邯大线等7条主要公路沿线两侧各延伸1公里，为我县玉米秸秆还田示范区，必须实行秸秆直接还田”。 “主要公路沿线两侧各延伸1公里”这一区域界定使得当地政府的意图一览无遗：便于满足某些领导的“巡视”作业，更便于配合某些领导的政绩急性。
道路两边，在现实的语境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区域——从十年前的山西运城“假滴灌”，到我们见多了的耸立于道路两边的“小康示范楼”，再到明目张胆的“遮羞墙”……无处不在的路边工程所折射出来的是施政者在政策制定初始就急于表露出来的“让上级领导可以看到”的功利诉愿。而这种“把政绩摆在道路两边”的意图在习以为常的重复中被正常化了（在几个月前的央视《对话》节目中，某地方官员谈到“要力争几个月内改变该省绿化落后现状”时明确而大言不惭的提出“国道两旁八排树，省道两旁六排树…”的绿化新思路，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很不走运的是，张老汉的4亩玉米地距邯大线400多米，正好在示范区以内，就只能自认倒霉、自求多福了。
行政机关这种积极自我授权的冲动，其背后恐怕又一次无法逃掉利益驱使的怀疑：专门成立的“秸秆还田和禁烧”办公室又是一个可以安排富余干部的好去处，而统一印制的《秸秆放倒证》起码是要有工本费的吧？而据笔者观察，一跟公权力扯上关系，工本费的身价便也自然飙高无疑。有利益驱使，又无法配套有效的预设制约，行政自我授权的冲动便无法遏制，甚至是越遏制越激昂。
而惯于此道的官员们其实早已预先想好了抗辩的说辞，“放倒证只是指导村民秸杆还田的一种措施，不存在对村民强制的措施”，来自当地政府的解释似乎完美。是的，是行政指导，恐怕也只能以行政指导来辩解。但这个发放《秸秆放倒证》的行政主体又采取了怎样的“指导”行为呢？可曾看到一点建议，甚至是劝告的影子？没有！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也只会是“秸秆还田和禁烧指挥部”这一莫名其妙的名称之下肆意妄为的所谓“执法”，是大量具有强制甚至是威胁作用的行政行为以行政指导的名目大行其事。
看似荒唐的“秸秆放倒证”背后，是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的规避性吊诡，是法律监督乃至司法救济无法介入的无奈，更是行政强制行为处于失控状态的制度尴尬。
没有哪种权力愿意自己给自己预设牢笼，对公权力的限制乃至对统治者的驯化需要一次又一次对荒唐的揭露与讨伐，需要一点一滴或许微不足道的努力。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也只能是这些。（编辑：东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