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个小女孩》一文中，季老这样自述：“我语不惊人，貌不压众，不过是普普通通，不修边幅，常常被人误认为是学校的老工人。”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可归结为一种无法用堂皇语言来言说的气质，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对于他笔下住南屋的田木匠家的三个小女孩来说，季老先生没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住在西屋的一位智慧老者而已。
季先生的散文中没有倚老卖老的老气，也没有名人式的卖弄。没有说教，更没有自夸自吹。我们读到的是轻松，是温情，甚至是带着苦涩味的幽默，一切都如山间清泉似的自然流露。
《老年十忌》是另一篇更为清醒更为谦虚的自我反省。而且这种反省，充满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真诚。
季先生承认他也说过谎话，因为非此不能生存，我想那应该是在那个残酷斗争年代备受折磨时的迫不得已。季先生的专业之一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他参透了西天诸佛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因而写下《辞“国宝”》一文，请求把“国宝”桂冠从他头顶上摘下来。他喜欢洗掉身上的泡沫，露出真面目的自由自在身，这是一种悟透人生后的率真之性。
“若我下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多一点，让我的自知之明少一点。”这几句挖苦式的话真是出于季先生的真心？它足以让人感到五味杂陈，在对生活的执着与冷嘲的背后，我们看到曾经的岁月也给这位善良、宽容的老人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
季羡林散文属“学者散文”一派，集史、识、才、情于一体，是当代“老生派”散文的代表之一。内地当代散文的创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过一次高峰，贡献最突出、影响最广泛的是一批老年作者。这批老年作者除了部分老作家之外，还有一部分是老学者，季羡林是其代表人物之一。
这些老学者不但学问扎实，而且人生经历坎坷跌宕。“文革”结束后，除了埋首学问之中，还开始了散文的创作，开始人生反思。内容虽多为自传、回忆一类，却并没有一味的怀旧，而是将自己对历史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或深情，或机趣，或平实地融入了进去。叙说多于讽刺，反思多于批判。而对语言的驾驭，基本上都已经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些老学者中，季先生的散文以用情深，用情真见长。《真话能走多远》里的这些文章，写的主要就是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良知与坚守。
季先生的文章让我们重新找到了对他人、对社会应有的爱和责任感。时代在变换，生活的主题也在变换。作为一个读者，即便是身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注重利益，讲究包装，甚至炒作、媚俗的年代，也不应该拒绝这个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也不能抛弃对人类共同良知和普世价值的尊重。
是的，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对物质生活津津乐道，对金钱追求永无止境。然而，在物质生活愈来愈优裕的同时，人们不应该反思，物质享受是我们对生活的全部需求吗？和谐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东方式的人间温情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吗？和谐的人情、人际关系从哪里来？它来自于人的相互信任，而要想取得别人的信任，就要从讲真话开始。
讲真话除了需要学识，更需要勇气。因为讲真话可能得罪别人，讲真话可能让别人觉得幼稚，但是真话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季先生是学术大家，是众所敬仰的名人，他的真话，朴实无华，和风细雨，娓娓而谈，滋润心田，所谓“大象无形”也！读这本书，是一种精神的放松和享受，也是净化心灵的过程。
(摘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李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