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中学历史课本以及主流观点的影响，许多人一提到戊戌变法的失败，就会将它归结为以慈禧太后代表的顽固势力，对维新派的残酷打压。
在这种观点中，维新派与所谓的“守旧派”有清晰的立场界限和利益分野。因此，百日维新的失败，也被他们当作慈禧等人的原罪来看待。
但历史的真相从来不会如此黑白分明，康有为等人所鼓吹的维新变法，也并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场可以拯救中国的伟大革新。
因此，即使光绪帝韬光养晦到慈禧去世，维新变法也不见得就有成功的可能。
在过去，有一个普遍的错误认知，似乎光绪与慈禧两人水火不容。但真实情况是，光绪虽然不是慈禧的亲生骨肉，却是她已去世的妹妹的儿子，更在年幼时就被抱至宫中由慈禧亲自抚养。
在血缘关系与养育之情的双重作用下，直到戊戌变法中期，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颇为和睦。甚至可以说，戊戌变法之所以能进行，本身就是慈禧主动放权的结果。
我们过去所听说的帝后不和的说法，主要源于康有为的叙述，但随着学者们对清代宫廷史料的挖掘，和对外文史料的重新梳理，康的这种叙述，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早在光绪十三年，光绪就开始亲政。光绪十五年，慈禧更是主动归政光绪，取消垂帘。
因此，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等待慈禧去世，本身就没有丝毫必要性可言。至于后面帝后决裂，其实与康有为矫诏要“围园杀后”有关。
光绪本人的执政能力和战略远见，也因为种种原因而被人们所夸大了。
纵观光绪亲政的数年时间里，清朝所经历的两件大事分别是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而在这两件事上，光绪的应对都显得差强人意。
诚然，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主动挑起的结果。但如果放大细节，就会发现当时的光绪在对日开战的问题上，也有着极为亢奋的情绪。
一方面，这是在维护明清以来中国对朝鲜传统宗主国的权益，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这样一场大胜巩固自己的权威。
然而，将国运的兴衰置于一场并不如何靠谱的赌局上，这本就犯了为政者的大忌。
而如果说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日两国军力、战略上的差异所导致的，那么戊戌变法的失败就称得上是“非战之罪”了。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又称为“百日维新”，在这短短一百天的时间里，光绪都做了什么呢？废除八股、裁撤旧式衙门、官员，废六部堂官……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这一百天的时间里，光绪共下达一百多道变法诏令，这些诏令的涉及范围涵盖军事、政治、民政、赋税等多个领域。
可以想象，这些平均研究时间连一天都不到的变法诏令，让底下的官员百姓有多么的无所适从。从这一点上来讲，说各地官员不支持变法，墨守成规，其实忽略了变法活动本身的激进性。
慈禧与光绪之间矛盾的直接激化，则与他废六部堂官有关。
实事求是地讲，在没有准备好可以替代六部制度的前提下，光绪将六部堂官废弃，甚至更进一步将军机处架空，本就是一种处置不当。
而就在此时，慈禧甚至听说维新派要将伊藤博文请来担任变法顾问。当然，所谓请伊藤博文来华只是康有为等人的想法，但这也侧面说明了光绪有识人不明的问题。
另外，变法活动竟然是由康有为这样一位在行政上不靠谱的妄人主持，它的未来可想而知。
在维新变法中，我们可以经常看见诸多脑洞大开的想法，比如成立所谓“中日英美”四国联合政府，比如售卖新疆西藏换取改革经费等等。这些不靠谱的主张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被康有为上报光绪，甚至为了说服对方，康有为等人甚至还会肆意捏造事实，片面曲解各国变法政策。
统治者对变法一知半解，而实施者对其他国家变法运动的政策不加以改良，反而是生搬硬套的强行推进，这才是维新变法失败的最主观原因。
可以说，相比于他的先祖，“志大才疏”才是最符合光绪的真实评价。有这样一位不足以掌舵的指挥者在，想要通过一场由上及下的和平演变来救亡图存，几乎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