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至少在不少内地公众眼中，您是很温和的，但现在不少人形容您是正面硬刚，很强硬。怎么看待大家观感上的这种变化？”
“您说大联盟内有过百名应届毕业生，有的虽与您政见不同，但仍可以担任组织发起人。怎么理解？”
“内地民众，尤其年轻人，应该怎样来关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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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央视新闻新媒体访谈栏目《相对论》首期开播，央视新闻记者庄胜春远程对话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疫情和“黑暴”“拉布”“揽炒”困扰下的香港，5日迎来了一个可能的新起点。“再出发大联盟”正式成立，66岁的梁振英，是总召集人之一。
“别人的孩子”记者：5月10日是母亲节，但香港还是出现了“黑暴”行动。我注意到一个媒体的标题：《他们的母亲知道他们这么过母亲节吗？》，感到揪心，不知您怎么看？
梁振英：过去大半年参加“黑暴”行动被警察拘捕的8000人里，有很多青少年。这些青少年里没有一个是在香港带头搞事的人的孩子，比如黎智英、戴耀廷、李柱铭他们的孩子。他们煽动的都是别人的孩子，受害的也是别人的孩子。
5月10日的母亲节，就像你说的，揪心。有些孩子由于被煽动、洗脑，参加这些违法活动被拘捕，有一天上法庭，很可能被判刑。他们的母亲以泪洗面。而黎智英的孩子却和母亲一起，比如吃自助餐、买鲜花送给母亲，李柱铭的孩子也一样，戴耀廷的孩子也一样。
我经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受害的、受罪的是别人的孩子？不是这些人的孩子？这一点确实要提出来，提醒年轻人和年轻人的父母警惕。
“不同政见”记者：您有一个表态：大联盟内有过百名应届毕业生，有的虽与您政见不同，但仍可以担任组织发起人。怎么理解？
梁振英：“大联盟”的意思是联合社会各方面人士，也要有各年龄层的代表人物。作为我们这样的社会团体，应该说是第一次有比例比较高的在校同学参与，还有刚毕业、在社会上工作不久的二十来岁年轻人参加。
有些年轻人参加的时候说，自己过去参加过“反修例”示威游行。我说，无所谓，这个也不犯法，香港基本法下，保障了香港市民表达意见的自由。我说，来，我们一起。我的想法是，和年轻人，和其他各年龄层的共同发起人一起商量，一起构思制订一些计划，让香港可以重新再出发。年轻人们也就很快答应参与了。
“大联盟”共同发起人共1545名，我看到年轻学生有100名，加上刚毕业离校不久的年轻人，我相信能占到“大联盟”共同发起人总数的近10%。
[视频] 梁振英：来，我们一起
Radicalization记者：从“修例风波”至今，年轻人都在风暴中心。最近，内地有一个关于年青一代的话题：奔涌吧，后浪。之前，一个在香港的年轻人给我发来一大段问题说，香港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善良正直的人，可即使有梦想有激情，也快被现实消磨到麻木。哪里的年轻人都有迷茫，她的字里行间尤其是。怎么让香港的“后浪”有奔涌的力量？
梁振英：刚才说绝大部分在香港参加违法“黑暴”行动的年轻人是被误导、洗脑的。我们做止暴制乱的工作时，必须重视怎么去应对。
洗脑，英语是radicalization：把一个人，主要是青少年，引导到一个很偏激的立场，然后鼓动他作出反社会行为。
在欧美的一些国家，误导的问题，洗脑的问题，主要针对宗教立场，或是种族矛盾；在香港则主要表现为将青少年激进化，让他们作出破坏社会治安，影响社会安定，甚至于伤害他人生命的举动。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的意见完全可以多元化，但表达意见必须守法。我们必须在青少年当中做好有关宣传教育。法律就是法律，必须遵守。
有些人的说法是，违法达义，正义、公义比法律更高：明明知道这个事是违法的，但为了正义，我们要去破坏法律，或者，有公义的法律我们才去遵守，没有公义的法律就不去遵守。但“公义”怎么界定？它完全是主观判断。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必须让社会，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回归到法治正轨上。
同为“后浪”记者：很多内地民众，包括年轻民众，对香港的情绪很复杂。乱局出现后，有关心，有愤怒，有失望。您有什么想跟内地民众，尤其年轻人说的吗？大家到底应该怎样来关心香港？
梁振英：首先我非常感谢内地同胞、内地年轻人对香港发展事态关注。从前回归到现在，内地的各个方面确实给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支持配合。
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我非常希望能在“反修例风波”过去之后，能够促进香港和内地年轻朋友之间的交流。
香港经济结构较单一。以GDP来算，很大的组成部分是贸易和相关的物流，另外就是金融，二者相加已经构成了香港GDP总数的约一半。而在香港念科学、工程的学生，很优秀。两天前我和大概六七个我们“大联盟”共同发起人中的应届毕业生座谈，其中一位学习机械工程的同学表示，很希望能参与到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中来。
在香港，如果想在航空领域找工作的话，唯一能提出聘用的公司大概就是航空公司了，工作是在机场维修飞机。但如果想参与飞机的设计、制造、生产等方面的工作，那么香港肯定没有。
所以，我鼓励香港的年轻朋友多到内地走走看看，找机会。同样我也鼓励内地的青年朋友多来香港走走看看，毕竟香港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香港也可以给内地朋友提供学习、工作机会。
第一个活动记者：为什么大联盟第一个全港性活动是发口罩？
梁振英：香港对口罩非常关注。应该说在疫情一开始，我们全民戴口罩的意识就是走在全世界各城市前面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口罩短缺的问题在大众中造成较大困扰。现在，疫情虽有缓和，但我们必须有备无患。如果疫情出现第二波、第三波，怎么办？我们必须做到口罩供应有保障。
我们希望“大联盟”里有与口罩生产销售有关的工商业朋友，请他们来当“大联盟”的共同发起人。有一天我希望共同发起人能够坐在一起，算算账，对一对我们现在手上口罩的储备有多少？每天生产多少？能进口多少？每天需要多少？我们有一百多万学生，很快就要复课了。每个学生每天用一个口罩够不够？
如果我们有信心说未来口罩的供应是持续的，是足够的，我们希望能站出来，清楚地将这个结论告诉大家，让大家安心。
笑记者：国际社会对疫情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一些西方国家抛出“中国病毒论”。这会不会对香港造成影响？
梁振英：没有人相信西方国家这种论调。
香港这个地方信息量很大，整个信息系统很开放。美国总统身边有人经常讲“笑话”，翻来覆去地讲，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在这些问题上，香港没有人相信。
同时，西方国家的领袖在这些问题上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也影响到了他们在香港人中的声誉。
[视频] 梁振英笑嘲“中国病毒”论调
“散”“闷”“怨”“怕”记者：“香港再出发”的关键点是什么？
梁振英：我和董建华一起构思倡议成立“大联盟”时，就是几个月前，疫情刚刚发生而且还有持续的“黑暴”事件的时候，我们认为，当时的香港社会有点“散”。“散”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团结出了问题，有点各自为政。
还有“闷”，心理状态比较消极。
另外一个就是“怨”，“怨”的意思往往就是想问题或讲话的时候，有点互相埋怨，埋怨政府，埋怨社会等等。
最后一个就是“怕”，有些话该讲不敢讲，有些事情该做不敢做，自己把自己藏起来、躲起来。
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香港要团结。我们希望各个方面包括亲人朋友都团结起来。团结就有力量。然后，我们各个方面的企业家、专家等共同商量，找出一些可行的办法，尤其是短期有效的做法，一个一个解决香港面临的问题，这样就可以再出发。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名称有两个组成部分：
一个，“香港再出发”——我们有“再出发”的需要，因为现在的香港确实面临困局，我们要打破这个困局再出发。如何再出发？我们团结起来，把大家联合起来，搞“大联盟”我们就可以再出发。
我们希望尽快和“大联盟”不同方面的共同发起人商量，也听全社会的意见，制订些计划，一步一步往前走。
66岁记者：“修例风波”以来，您频频出现在聚光灯下，悬赏百万缉拿暴徒、社交媒体隔空喊话。之前，至少在不少内地公众眼中，您是很温和的，但现在不少人形容您是正面硬刚，很强硬。怎么看待大家观感上的这种变化？
梁振英：不同时期面对不同形势有不同的工作需要。
过去香港比较平和的时候，我个人的作风和讲话也是相对平和的。但是当事态发展到有人试图去捣乱这个社会的时候，我认为讲话就要比较针锋相对了：将一些问题比较坦率地点出来。怎么去应对，应该比较具体地说明白。
记者：针锋相对和理性表达，矛盾吗？
梁振英：我的出发点是理性，表述方式是针锋相对。我觉得这个做法还是比较有效的。
我们所谓的“建制派”往往比较温和，胆子比较小，讲话的时候吞吞吐吐。但我觉得过去几个月有些比较好的变化。我相信香港市民也需要一些意见领袖把问题说清楚，说明白。
[视频] 梁振英：香港市民需要意见领袖把问题说清楚
记者：您今年66岁了。最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梁振英：一直没想年龄的问题。自己的精力能够应付的话，希望能继续将各个方面、不同时期的工作做好。
我经常讲，我们整个国家也好，香港这个地方也好，有一些需要做、可以做、值得做的事情：
我们国家还在一个发展阶段，所以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不用说了；什么是可以做的？对我个人来说，需要做、我个人能力所及的，可以做；做出来有一定的成果，就值得做。
最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在香港和750万市民和特区政府一起，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两个困扰——一个是“黑暴”运动，另外一个是疫情带来的各个方面影响。
我相信在中央政府指导支持下，在特区政府的努力下，在香港市民的支持下，我们可以克服这些挑战。
[完整视频] 对话梁振英：香港 行尽了许多崎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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