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眼光仅盯着青春少女的叛逆行为，那《伯德小姐》（Lady Bird ）这部电影真的没什么可看的，因为发生在我们周遭的叛逆事件也并不少，甚至比“伯德小姐”的还要“精彩”。表面上本片是在讲叛逆故事，但引导观众关注“叛逆”背后的原因似乎才是它的真正意图和价值所在。这个“原因”就是影片开始不久便提到了的“恐惧”：“我们恐惧无法逃避过去，我们恐惧未来将带给我们什么，我们恐惧无法进入想进的大学，我们恐惧不能被爱，不被赞美，不能成功。”再结合本片想想，确实，伯德小姐的种种叛逆行为无不与她的恐惧心理有关，或许，恐惧才是所有青春期孩子行为叛逆的根源。当然，本片之所以能获如此高的关注度，除了女主表演精湛和上述认识到的“原因”外，还在于它涉及了当今世界诸多值得关注的主题，比如贫穷、种族、同性、堕胎、歧视、失业、恐怖主义等等。接下来，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伯德小姐”行为背后的具体原因。
担心贫穷出身影响她的前途。所以她一开始就担心自己的出生地萨克拉门托给她带来贫穷的印记。事实上，正是贫穷成为了她母亲阻止她上加州之外大学的理由，即便她声称靠申请奖学金和打工来实现理想，但她也无法说服自己的母亲。在她看来，无法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就无法让自己摆脱贫穷、去除贫穷的印记。她当然知道母亲为何要反对，毕竟父母年事已高，她当然也知道母亲冷嘲热讽只是希望她能体贴一点、懂事一点。然而，为了理想，她公开宣称自己并不“完美”：需要更多；甚至不惜以死抗争。
害怕天主教学校的影响，为了理想，她独力抗争。她就读的是个天主教主办的学校，最有可能是继续上天主教大学，而目前学校对她也是朝着这个目标引导的，这让她感到恐惧。大致有如下几件事，可看出她是如何抵制宗教的影响的。
抵制被形成刻板印象。修女应当是她就读中学的负责人，对她还是比较友善的，她对修女的印象也不错，但当修女找她谈话，认为她有表演天赋，认为她应该参加音乐剧表演时，她故意说自己最喜欢的是参加数学奥林匹克，其实，她最不擅长就是数学。从她后来还是参加了这个音乐剧来看，她此前跟修女的对话明显是想抵制修女对她形成的刻板印象。她不想在修女这儿留下一幅很顺从的模样，这样会让她离理想更远，毕竟修女的“评估”对她申请大学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虽然她没指望依靠学校的推荐来申请理想中的大学，但学业导师的一番话仍然让她害怕，她感觉命运由别人掌控着。如果没有按照学校的意愿继续申请天主教大学，那么她也得不到其他大学面试的机会，而在学业导师那儿，这就是她必须认清的“现实”。虽然她也在为自己的理想作了二手准备，但万一“现实”无法改变呢？所以，情感投资便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只可惜，她对那个叫丹尼的外校男生的感情遭到了欺骗。我们不好以更功利的想法来揣度她的初恋，毕竟是一份纯美的情感付出，但客观上是对她所在学校管理制度的一种反抗，因为她的学校显然是不允许男女生过于亲昵的。如果说第一次是无意识的，那么，第二次，她主动追求那个叫凯尔的男生就是对自己宗教性质学校的一种嘲讽了，而嘲讽的目的显然是一种反抗。虽然这种反抗未必会让她得到更好的推荐，但她也决不会对别人强加她的“现实”举手投降。这是她个性使然，其实也是她自由精神的体现，也与她自命为Ladybird的真义所在。
为了对抗学校不合理的推荐制度，她必须做出更出格的行为。为此，她不惜牺牲朋友，背叛自己，甚至越过做人的底线，只为认识那个叫珍娜的女孩。因为珍娜穿了个超短裙就被修女指责了，扬言要对她进行重新“评估”，显然，评估具有威胁性质，无非是证明珍娜不适合继续进入天主教大学深造了，然而，这正是我们伯德小姐求之不得的事。所以，她伙同珍娜对修女的车作出侮辱性的装饰。以此，她通过珍娜接近了那个很酷的凯尔。然而，结果事与愿违。即便她跟珍娜打平了，即便她做出更出格的事，即公开嘲笑反堕胎教义的强制灌输而被停学，那位管事的修女仍没惩罚她，反而对她的才华赞赏有加。
此外，她也反抗自己的母亲，显然是因为她担心自己成为不了母亲希望中的“完美”女孩。的确，父母对子女的希望有时是动力，有时也是压力。当爱附上条件，当爱的付出要计算着成本得失时，父母的爱便成一种恐惧之源了，子女的反抗便不可避免了。
以上可见，“叛逆”可能是我们对青春期孩子反抗行为的一种不明就里的指责，当我们认识到反抗是由恐惧所致时，无论这种反抗有否产生后果，我们需要做的是想办法让他们摆脱恐惧，而非放大“后果”。因为走过了青春，当我们回首时，正如伯德小姐那样，我们会感觉到曾经反抗过东西其实并不那么可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