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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浒传》中，宋江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的悲剧性格的形象。自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复杂的性格就是成功的艺术形象，艺术形象的成功并不决定于性格复杂与否，而是决定于它对生活概括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性格的是否鲜明。李逵、鲁智深的性格并不复杂，但他们的艺术形象的成功，一点也不弱于宋江的形象，这里所说的宋江的复杂性格，也是基于它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性格塑造的要求。从宋江的性格来看，这是有其阶级的和生活经历的基础的。
《水浒》宋江并不出身于被压迫的农民，而是出身于一个有恒产的中小地主阶级，并且是“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封建观念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尤其是他的做押司的生活经历一一“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加强了他的思想矛盾。一方面是“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一方面又怯于走上反抗道路，惧“法度”的“不容”。同时，他的社会地位也不同于林冲，他不仅在江湖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在官府里也混得上下和睦，“知县却和宋江最好”，以致杀了阎婆惜后，知县还“有心要出脱他”。所以这只猛虎的“ 潜伏爪牙忍受”，并非是由于林冲那样“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瓒的气”，而是他自己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扫除四海之心机”。
他的杀惜、出走、被捕、充军、题反诗、上法场的一连串的生活遭遇，都是他个人行为的结果，和其他水浒英雄的“逼上梁山”的道路不尽相同。因此，他原有的思想矛盾，他的阶级出身带给他的局限性，并没有在他反上梁山的过程里得到斗争和解决，他是带着复杂矛盾的性格参加了起义军的，而他在梁山的特殊地位，又使他有力量左右梁山义军的行动。于是，宋江的性格矛盾，也就处于《水浒》情节的核心，构成了《水浒》情节矛盾冲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一水浒义军的发展、 壮大、反抗、投降、溃散，都和宋江的性格矛盾血肉相关。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宋江的个人性格——即使是革命路线的决策人，毕竟不能完全决定《水浒》情节的基础：尖锐的社会矛盾，尖锐的阶级斗争。
典型的情节冲突和典型的性格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即使是宋江的典型性格矛盾，构成了《水浒》情节冲突的中心，那小说所描写的事件和情节的枢纽，也必须提供出这种可能来，作品的情节如果不能充分揭示、展开典型的环境，任何性格矛盾都将不可能具有艺术的生命力。而宋江的性格矛盾所以能和《水浒》所描写的巨大历史事件的情节冲突融合在一起，这是由于他的性格矛盾概括了、反映了典型的社会矛盾和那个时代的民族矛盾。这也就是说，宋江的性格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浒义军的反抗斗争的局限性，宋江的忠义观念，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浒义军反抗精神的悲剧矛盾。而对于宋江的性格矛盾，水浒义军的悲剧来说，它们又是展现在《水浒》的特殊情节构成里。
要知道构成《水浒》情节基础的历史事件，并非张政娘先生所考证的“只有三十六人”的“流寇”（即使是历史事实也很难使人相信，“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引起封建统治者那样大的惊慌，就真是三十六个人的“ 流寇”搞的）。假使只有三十六个人，那宋江的形象，是“勇悍狂侠”也好，是《水浒》里的充满了矛盾的性格也好，他都不可能构成典型的社会矛盾，因为三十六个人“横行”到哪里，也只不过是“劫掠”，而不可能构成和封建政权敌对的冲突。他既不能攻城夺县，粉碎“官军数万”的围攻，也不可能“三打祝家庄”。张政娘先生虽然不承认“元曲”所写的“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也不承认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千军万马”是历史事实。
然而，《水浒》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事件里展开它的情节冲突和性格矛盾。这也许和具体的历史事实不尽符合，在宋元以来的流传中间，传说者和艺术家进行了同类事件的广泛概括，并把他们的英勇斗争和反击封建统治者的事件理想化了，于是，千军万马，战无不胜，就构成了梁山义军轰轰烈烈的局面。统治者的御用军队，一败再败，连童贯、高俅，都被打得片甲不回，而它的斗争结果，又没有离开原来的历史事实一妥协投降一的结局。 想使这样一支威力巨大的起义军的悲剧的失败，想使小说的如此曲折庞杂的艺术情节的冲突，建立在《张叔夜传》里所写的简单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是不符合 《水浒》情节所反映的生活真实性的。
于是，《水浒》作者把宋江的性格矛盾，《水浒》情节的冲突一梁山 义军反抗和投降的矛盾悲剧，和当时的另一重大的社会矛盾一北方人 民反抗外族侵略的斗争结合起来。水浒义军的投降，是由于有志于“扫除边患”、“报效国家”，这就使宋江的悲剧性格，水浒义军的悲剧失败，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如前面分析的，不管它概括了什么时代的内容，在“外敌凭陵”的宋朝，它交融在《水浒》的情节和宋江的悲剧性格里，是有其真实性的。因为宋代北方广大人民是苦于外族侵略，也是有着昂扬的反抗外族侵略的斗志的。所以草莽英雄有志于此，也是“ 盖亦人情”。更何况《水浒》作者并未因此就歪曲了水浒农民义军和封建统治者的敌对矛盾，也并未因此就掩盖了宋江的充满了复杂矛盾的悲剧性格。
怀着“扫除边患”、“ 报效国家”志向的水浒义军在伐辽胜利以后，仍然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极端排斥和仇视。伐辽中间辽国欧阳侍郎劝降的一席话：“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沉埋，不得升赏。如此奸党弄权，谗佞侥幸，嫉贤妒能，赏罚不明，以致天下大乱……今将军……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授品爵;众兄弟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若沿途掳掠金珠财宝，令人馈送浸润与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可保官爵，恩命立至。若还不肯如此行事，将军纵使赤心报国，建大功勋，回到朝廷，反坐罪犯。”何尝不是作者借欧阳之口，点破了宋江以及他所代表的那种“扫除边患”、“报效国家”水浒英雄们的迷梦。
伐辽胜利以后果然不得封赏，接踵而来的是被利用去和其他义军（百回本有征方腊，百二十回本增加了征田虎、王庆）火并。虽然有些章节，可能是后续者的狗尾续貂（即田、王二传，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分析的），像征田虎、王庆的许多章节写得很粗糙，而且对其他义军采取了歪曲的描写，可是关于水浒义军在进行自相残杀的战争中，两败俱伤，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却也是被作为一个悲剧来描写的，基本.上没有歪曲《水浒》的情节和朱江的性格，尤其是“征方腊”（这段情节可能不是续书）这一段的描写，是何等真实地揭露了这相互残杀的悲剧，“报效国家”的结果是“魂聚蓼儿洼”。
在《水浒》情节的悲剧冲突里，宋江的悲剧性格的矛盾也并没有由于妥协投降而结束。他虽然在伐辽时拒绝了欧阳侍郎的劝降，在征田虎、王庆后，不听从李逵重新反上梁山的忠告，束缚在他的忠义观念里。然而，残酷的现实何尝没有严重地打击了他的忠义观念。“秋林渡”燕青射雁时的一段议论，和“睹物伤情”的“楚天空阔，雁离群万里，恍然惊散”的诗词，何尝没有表现出他的理想的破灭，何尝不是对自己弟兄的悲剧预感的借题发挥！在征方腊时残酷的事实终究出现了，弟兄们接二连三地死去，他只能以泪洗面，悔之莫及。直到鲁智深捉得方腊以后，他曾为这“功成圆满”一喜，不想鲁智深却回答他： “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这是明显的一刺。宋江只能“默上心来”，无言答对。
最后喝了“御赐药酒”，他虽然还说“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实际上他内心何尝又没有矛盾，只是“军马尽都没了，弟兄们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如果说水浒义军的“扫除边患”的反抗侵略的思想，有其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历史的真实性，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征方腊的悲剧性的情节，就概括了更广泛的社会矛盾，有更大的现实意义，结合了更深刻的社会主题。它清楚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和农民义军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清楚地揭露了农民起义军的妥协投降的结果，只有自取灭亡。而对于宋江的悲剧性格来说，七十回以后的情节也提供了真实的历史的发展基础。
尽管《水浒》作者像水浒义军一样，他们虽然有“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却仍然没有摆脱忠义观念的束缚，他们对于宋江的悲剧性格和水浒义军的反抗的失败，只能倾吐悲愤的感情，却不能做出批判性的社会评价。但是，我以为，七十回以后的《水浒》的悲剧的情节，水浒义军的悲剧的结局以及宋江性格的悲剧矛盾的发展，基本上还都没有损害《水浒》的悲壮的社会主题和宋江的悲剧性格的典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