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的一生，是肉体与精神被万恶的旧社会咀嚼吞的一生。作家老舍从祥子的被毁灭，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统治者提出了强烈的控诉。祥子原是个破产的农村青年。他“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18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在封建势力盘剥、帝国主义入侵下，大批农民失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破产，流入城市谋生，这是当时较普遍的社会现象。然而应注意的倒是祥子对农村生活的并无眷恋之意，就是在城里遭受人生的极大挫折时也不想再回农村。
半殖民地社会使祥子离开了亲人热土，浪迹城市，凭借体力过活，“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但在他身上，仍有着中国农民不可磨灭的影子。所以最后，他才用农民的眼光看中了可以不断地给他产生馒头和烙饼的拉洋车这一“宝地”。迷信自己的体魄，使他俯下腰来卖傻力气，所以当他以骆驼的姿态奔跑在北平的街头巷尾时，他是认为天无绝人之路的。
但是，祥子在都市中拉洋车，劳动力与货币的交换是直接进行的，往往有“多于希望的报酬”,这样他那憨厚纯朴的性格变得复杂了。譬如他的“手不拾闲”,既表现了他的勤劳，又是向鄙视他的环境显示他的顽强存在，同时也是为了多挣些钱，劳动行为商业化了。所以祥子的节衣缩食、自抠自地攒钱，并“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等等的背后，有这样一个动机：“照这样下去干”,“也可以开车厂子了”!显而易见，作为个体农民，在农村的破产对于祥子仅失去了土地和生活的条件，并没有丢弃小生产的思想。
而且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里，由于能“自由”出卖劳动力，使得祥子谋生的思想混杂着谋利的奢望，“他只关心他的车”,他心中只有他自己。顽强地活下去本来是祥子思想最积极的部分，但由此却潜伏着悲剧的种子。作家无疑是同情祥子的，但正因为如此，小说着力从祥子对待生活的复杂感受来写这个人力车夫的精神世界，不由于作者的倾向而美化人物。
从小说对祥子言行复杂性的反映，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的烙印、人与人的互相制约所显示的时代面貌和劳动人民的苦难。祥子的这件事令人深思：他曾拉过一次包月，有人劝他把工钱存入邮局，“他觉得这不是个骗局，也得是骗局”,“钱这个东西像戒指，总是在自己手上好”。如履薄冰的日子，逼得祥子只相信自己，他不思索自己为什么越来越穷，为什么由农村流落到城市中挣扎，而是担惊受怕自己的现状变得更坏。
他把命运维系在车上，车比人贵重，钱又能买车，钱更成了命根子。劳动的被剥削，因他自己拚命攒钱而认不清了；人的价值，在祥子看来微不足道。在半殖民地的都市底层漂泊，祥子仅剩下双手，但又未参加工业生产，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正表明他用农村的闭锁自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待人与人的关系，即使“在新的环境里还能保持着旧的习惯”。这“旧的习惯”,决非仅是祥子在城里继续保持着他那充满泥土气味的醇厚和质朴，而是越来越散发出一种小市民的气息。
当农民时，他把土地看得比命还贵重；做车夫，他把买上车作为“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他认为，不拉上自己的车，“简直是白活”。“祥子不想别人，不管别人”,拉车的穷哥们悲惨境遇被他一心买车的愿望所遮掩。有时眼里看到了，但心上没见。一个人的品质最能在逆境中显现出来，固执地遵循传统的老例，使祥子在追求屡遭夭折之后，恶性地发展了自身的优越条件。他认为“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他开始用身躯，排挤苦难的弟兄了。
过去，他不肯抢别人的买卖，特别是对老弱残兵，现在“他不管这个了，他只看见钱，多一个是一个”,他拼命显示自己骆驼般的体魄，却丢掉了骆驼的品质和心胸。保守的思想，驱使祥子“像一只饿疯的野兽”一样去个人奋斗；而个人奋斗，又使祥子“只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悲凄的破产农民的生活，他忘却了；刘四之流对车夫们的压榨，他视而不见；阶级压迫，社会的水深火热，他更是木然置之。不仅没有在坎坷中有所觉悟，却使出浑身的解数在幻想脱生中走着死亡之路。
祥子的悲剧就在于他自己加速着自己的消亡！这也正是当时社会的罪恶特征。作家不仅写出祥了的悲剧，而且写出了祥子的悲剧性格的发展。祥子一直在失败中挣扎，但他的个人奋斗思想使他认不清周围环境的严峻，至多是问个“凭什么”!当苦闷袭来，他想的是个人的“倒霉”,认为“整个的生命是一部委屈”。明明是社会泥潭把他淹没，但祥子只恨呛他的第一口浊水，把恩与仇全归结在个别人的身上。
所以他把残酷的阶级对立，看作是虚无缥缈的“鬼影”。追求个人的发财成功，却愈来愈认不清社会对自己的榨取。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几经磨难后，祥子内心的善良正直、热心向上的道德力量慢慢地减退，而自私保守这些小生产者固有的弊病却在他身上增强。祥子在生活实践中不是清醒了，而是更加糊涂和愚昧。所以当祥子骆驼般的体魄不得不服从自然规律而衰老，曾被他怨恨的车厂主女儿虎妞成了他的妻子，祥子的视野主要是家庭生活的沉浮，过一天算一天。
买车，拉上自己的车的想法已成旧梦。此时他埋怨的只是自己了，归罪自己曾有过善良的愿望：“当初咱倒是强过呢，有一丁点好处没有？”他似乎问住了自己，仿佛他于水深火热中的挣扎失败，是自己触的霉头。其实祥子“要强”的本身并没有错，是以进取的态度踏上在城里谋生的征途。但殊不知，他的体质、他的劳动及拼死拼活挣来的血汗钱，全是黑暗社会觊觎鲸吞的对象。
祥子囿于小生产者的意识，没有也不会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对财神有朝一日会恩赐于他的渴求，使他趋向委琐的意识。朴素的反抗不合理社会的斗志被污染了，不择手段地过上像样日子的思想滋生了。正如他抢别人的生意，而受同行嘲骂后的心理活动所表明的：“这样的不要脸正是因为自己要强，想买上车，他可以原谅自己”。
所谓的“原谅”,是从他原有的好品质上倒退，他抛弃了劳动者的阶级同情心等品德，自愿沾染并增加着无业游民的于沉沦中的狡狯气。因而当祥子奋斗失败屡遭不幸后，也不能正视现实，反而自暴自弃，这就必然走上丧失人格以混温饱的苟活之路。
从祥子由“好强”到“苟活”的变化，小说鲜明地启迪人们：依靠小生产的传统信念，在灾难深重的半封建中国挣扎，即使有超乎寻常的体力和不轻易气馁的个人奋斗精神，即使是在没有土地羁绊而流入城市的情况下，依然走着悲剧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