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可能是跑法院次数最多的人，走遍各地法院、听过各类案件；
他们，和法院干警一同战斗在第一线，将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一线牵；
他们，出门能扛“长枪短炮”，不是在采访，就是在要去采访的路上；
他们，归来笔走风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隆重推出“记者看法院”专题策划，邀请一众“跑口记者”讲述采访报道人民法院工作的体会和感受，并与读者一起重温他们的代表作品。
想认识这些“跑口记者”的庐山真面目吗？
想知道记者眼中的人民法院都是什么样子吗？
一起来围观！
这位记者是谁？
南方都市报记者 刘嫚
报道感言
法治之路没有尽头，更好的法治报道亦是如此
临近年终，回顾今年参与的法院报道，感触颇深。
3月，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交上答卷，这是全国法院用3年时间进行的“破釜沉舟”的改革，南都记者有幸亲历、报道解决执行难的各个阶段，不仅深入执行现场，还拜访背后“出题人”，探访第三方机构如何给法院“打分”。执行难的基本解决，倾尽执行法官汗水，换来公平正义实现“最后一公里”。
5月，最高法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召开，与22位民营企业家共话司法保护。民企保护除关乎个体公正和企业发展，还与营商环境息息相关，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提振更多企业家信心。
8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一周年，为互联网司法探路，在线庭审、区块链应用、首个AI 法官亮相，为树立互联网司法审判规则，互联网法院是“排头兵”也是“探路者”，“事非经过不知难”，虽充满艰辛但步履不停。
法治之路没有尽头，更好的法治报道亦是如此。从法学生到法治记者，愿保有热忱，做清醒的记录者。
代表作品
最高法工作报告上的这个二维码有故事：
第三方机构给法院“打分”首入报告
南方报业全媒体记者、南方都市报记者 程姝雯 刘嫚
全国两会·读报告
南都讯 半年时间，走访763家法院，调取3年结案数据，抽查10万套案卷……这份中国首个由外部第三方机构给法院执行成绩“打分”的评估报告，第一次被纳入最高法院提交全国两会审议的工作报告中。南都记者关注到，最高法工作报告的附件中，介绍了“基本解决执行难”评估情况，还以二维码的方式将《“基本解决执行难”评估报告(摘要)》“印”上了报告。
三年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两会上宣布“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彼时，位于北京沙滩北街15号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里，正在办公的田禾听到消息后，“觉得有点突然。”一个多月后，她成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评估组”组长，亲身参与到这场为期三年的“执行考试”。这也是我国司法史上首次邀请外部机构评价法院的执行，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千万份“弃案”背后
执行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在以前，全国还有一千多万件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执行难”案件，成了“弃案”。
“不让法院判决打白条”是首席大法官三年前的一项承诺。
3月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表示，将“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一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纲要》中提出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随即，这项任务落到了曾开展过中国政府透明度、中国司法透明度、中国检务透明度评估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肩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主任田禾担任“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评估组”组长。
“最高法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必须做。‘执行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田禾了解到，在以前，全国还有一千多万件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执行难”案件，成了“弃案”。
接手课题之初，田禾更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比如“法院里有80%的信访是跟执行有关的。案子判了，执行不了，没人管，老百姓必然不满意，也影响司法权威。”
“我们下去调研时，有法官反映，以前有的法院执行案件甚至连卷宗都没有，往来票据拿一个塑料袋装着放柜子里，柜子一拉，‘哗’就全掉了。执行回来的钱统一都进法院账户，哪笔钱是谁的？先还给谁？有的地方连办案干警都不清楚。执行缺少章法、程序和具体的标准，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田禾说。
田禾也认为，“执行难”也到了可以解决的时候。在信息化时代，查人、找物更方便。案件申请强制执行都要录入系统，每个阶段都设置了时间节点，便于信息化管理。
此外，最高法已出台关于执行的37个司法解释，执行制度建设更加完善，执行办案标准更加细化。
抽查10万份案卷
推动执行规范化成为评估重点
有的地方法院开始比较回避被第三方评估，甚至报上来的案件数据表都不全，催了四遍、五遍仍不奏效。
从去年8月到今年1月，田禾的团队用近半年时间对全国763家法院进行了评估，接近全国法院总数的四分之一，并从中抽取了10万份案卷。
“大年初一到初七，我们也都在看卷、核查分数。”田禾说。
不到30人的评估组由在编的七位研究人员，加上一些助理学生组成。除了田禾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其他都是70、80、90后。
评估的工作强度很大，“一个劲出差，基本上一个月有三周在外，有时行李打开了还没怎么收拾，又得合起来去下一个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吕艳滨回忆。
有的地方法院一开始比较回避被第三方评估，甚至报上来的案件数据表不全，催了四遍、五遍仍不奏效。吕艳滨曾向地方法院放“狠话”，要求对方中午之前必须将核实准确的数据报过来，不然就扣分。但有的法院上报的数据依旧“有所保留”，直到评估组的人去到现场、进入当地法院办案系统，一一指出还有哪些数据没报、哪些数据有问题，法院工作人员才坦承。
“其中原因很多是干警提取数据有误、有的甚至不知道怎么提取。”田禾介绍，交流后，地方法院发现评估组很专业，“慢慢地就信服了”。
据田禾和吕艳滨介绍，这次评估数据有四个来源：从外部看网站的数据、调取内部系统的数据、核查自报数据、评查案卷。
评估组对法院内部系统的数据分析后发现：执行案件中“0天结案”的竟占一定比例——— 也就是案子刚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当天就结案的。
经过数据挖掘后评估组发现，这种短时间结案的情况大部分是考核“指挥棒”导致的，有些法院过于追求结案率。“有的案子是当事人已经拿到钱，在诉讼阶段都已经和解了，或者说已经结完案之后自动履行了，后边非要再立一个案，这也是执行不规范的表现之一。”吕艳滨解释。
对在评估中遇到和发现的问题，评估组会以清单的形式详细列明，请受评估法院作出说明和解释。绝大多数法院对清单都照单全收并反馈了整改方案，但也有个别法院提出异议，合理的评估组会接受。
“什么是基本解决执行难？”这是评估工作刚开始地方法院感到困惑的问题。在评估组看来，法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规范问题。法院应为必为，建立一套制度，建立一支队伍，每个案件进系统都有人管、依法管，这就叫基本解决执行难。
因此，评估组将执行流程是否规范作为重点评估的问题。“我们期待，通过这两三年的努力，干警去办案时很规范，一立案马上启动财产查询，尽快控制财产，尽快去变现，尽快发放案款。所以整个流程的规范化是我们希望本次基本解决执行难能够留下来并得到有效应用的一笔财富。”吕艳滨说。
来自“局外人”的评价
第三方越中立，法院越公信
评估组出发前3天才会告知某个省选定了哪些中院，出发前一天才会告知某个城市选定了哪些基层法院。
“第三方”的独立性被认为是保证评估结果公正的关键点。
“我必须说清楚，我们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跟你们法院没有上下级关系。你说得对的，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不听。”田禾在评估一开始便放下了狠话。
“第三方越中立，法院越公信。”这是几轮评估下来，最高法院、地方法院和评估组三方最终达成的共识。
在评估组看来，这种共识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评估组坚持自己的立场、原则和标准，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最高法院坚持不懈地推动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心和毅力，更来自于独立的第三方评估给法院带来的实际成效。
田禾介绍，此次第三方评估的独立性最基本的表现在于，抽哪家法院，评哪些案卷，得出怎样的抽查结果，完全由评估组决定，委托方最高法院完全放手、不干预。
“举个例子，有一些法院会辗转打听，求情，能不能别抽他们，我的答复很简单，我们抽样是有明确具体的规则的。来说情也没有用！”田禾说。
为确保评估的公正客观，评估组出发前3天才会告知某个省选定了哪些中院，出发前一天才会告知某个城市选定了哪些基层法院，抽取案卷都是上午8点半把抽取的案卷列表发给中院，6-8小时内必须将电子案卷报送给评估组。连最高法院每次都是在评估组现场评估结束后才拿到全部被评估法院的名单。这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评估的公正、客观。
有的地方希望提前知道抽取了该地区的哪些法院、会抽查哪些案卷，但都被评估组挡回去了。很多法院表示，对评估组这种工作方式很不适应。不过，几轮评估下来后，有很多地方法院尝到了甜头，对评估发现的问题很认可，表示评估真的促进了他们的工作。
“这就是第三方评估的优势，第三方如果真的是专业、客观、中立的话，那么一定会帮助评估对象发现很多他们自己发现不了的问题。因为你站在局外，很多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吕艳滨说。
里程碑式尝试后
希望案件进入法院能按部就班推动
仍有部分法院未达标，执行工作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与切实解决执行难还有一定差距。
“执行难问题真的基本解决了吗？”这是近段日子评估组被问及最多的问题。
田禾告诉南都记者，评估组的答案是，“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但解决执行难尚在路上。
据田禾透露，这次评估结果整体情况还不错。当前，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综合治理大格局基本建成，法院的执行队伍建设、执行信息化管理及有关执行的制度建设都取得很大进步，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效。但仍有部分法院未达标，执行工作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与切实解决执行难还有一定差距。
比如在执行人员的建设上，法院将一些年轻、有较高业务素养的人调入执行岗位，消除了以往执行队伍主要由驾驶员、打字员等五大员构成的情况，但人员保障仍面临不少困难。
评估过程中，评估组更验证了“执行难”在现实中受制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从法院来说，部分地方法院“重审判，轻执行”的观念仍然存在，法院的执行机构地位相对较弱。此外，相关单位执行联动不理想也是造成法院执行难的因素之一。
此外，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情形也多种多样。田禾举了个例子，有一个老板名下一分钱都没有，财产全都转移到亲戚名下，他天天开一辆奔驰车，但车也是他小舅子的。这样一来法院也没有办法执行。
“所以执行难不是法院单方面造成的。还有很多社会因素，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基本解决执行难，我觉得主要还是要解决法院的行为规范问题，消除乱执行、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等问题。”吕艳滨补充到。
而在田禾看来，作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质、创下了多个第一的尝试，评估本身的意义也值得关注。
“这是司法史上第一次让一个外部机构，尤其是学术机构去评价法院的执行工作，第一次向一个学术机构大范围开放法院内部数据，也是第一次由一个外部机构动用了那么大的法院的力量和资源来对法院自身工作开展评估。”田禾希望，基本解决执行难，经过这一次大动静的非常行动以后能够进入到常态化，也就是案件进入法院，有人按部就班地去推进，执行干警可以不用天天加班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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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嫚 | 编辑：张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