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来我家玩时，看到这本《朱安传》，评价说，哇，朱安也可以写出这么厚的一本，太扯了吧？我不由反驳：你都还没看，怎么知道扯不扯？人们总喜欢先入为主，对人也好，对事也好，当对人对事带着否定的观点去看待时，就会先失了偏颇。对鲁迅先生，有人崇拜，有人厌恶，近些年颠覆解构鲁迅的声音甚嚣尘上，很多人对鲁迅的诋毁，更多是因为不了解和先入为主。
《朱安传》的作者乔丽华是一位女性，写朱安时是否过分同情朱安而贬损鲁迅呢？陈漱渝在推荐序里说乔丽华有才华禀赋又刻苦，她虽然站在女性的立场，对女性的命运关注，但她还是秉持存真求实的公正立场，没有表现出女性主义者的偏执。写这样一个小人物的传记，最大的困难是史料匮乏，乔丽华从朱安的家世写起，写出这个旧式女子如一只蜗牛徒然爬向墙顶那样寂寞悲剧的一生，但纵使如此，整本书里的朱安都是模糊的，她所有的人生轨迹都依附着别人。
这本书虽然是写朱安，但实际上也是在写鲁迅。
鲁迅同样是包办婚姻的牺牲者，当他的母亲鲁瑞托人打电报谎称自己病危，让鲁迅速归，实际是骗他回来完婚。这桩带着浓厚从母之命的婚约，让朱安成为鲁迅生平再也抹不掉的一个名字。这本书虽然是写朱安，但实际上也是写鲁迅，写在那个时代下，鲁迅避不开的一个命运：残忍的选择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推到他的面前。
人的一生会面对有许多岔路，但是一旦做出选择，路便只有一条。说出的话，做出的事，就再不可以挽回，纵然后悔也无法回头，只能继续往前。鲁迅如此，朱安也如此，两人其实都是个时代下无从选择人生的悲剧产物。作为鲁迅的原配，朱安在无爱的婚姻里度过漫长的一生，这桩不幸的婚姻，锁住的是两个人，鲁瑞后来承认这桩不相称的婚姻给大儿子带来终生的苦痛。
周朱两家开始谈婚论嫁时朱安过了二十岁，是当时的“老大姑娘”，绍兴婚俗男女订婚到结婚要经过“出口”、“请庚”、“文定”等等几道繁琐手续。1899年周家出“求贴”，朱宅“出口”，意味着这桩婚事已经确定下来，不能反悔。但足足过了两年后周家才去“请庚”，这桩婚事进程过于缓慢，但是当时两个家族已经建立起姻亲关系，又是由本家的亲戚做媒，悔婚已经是不可能了。
朱安曾经有机会做出改变，放足、进学堂，可惜她宁肯退缩也不愿成长
鲁瑞曾说，“当时我为大先生订亲，事后才告诉大先生。”她和邻居的的言语中说出了鲁迅的勉强，而且鲁迅曾从日本来信，要让朱家姑娘另嫁他人，鲁瑞则回信说这桩婚事是她求来，不可退聘。出于对母亲的孝顺，鲁迅还是不忍拂逆，只能牺牲自己的个人意志，在让步的同时提出女方放足、进学堂，可是这两个条件朱家都拒绝了。
由此可见朱安和江冬秀的性格完全不同。胡适给母亲的信中让她劝江冬秀识字，江冬秀便很认真地学写字，她个性中的明亮和能干，让她不仅仅是要做贤妻良母，也在极力缩短两个人之间的差距。朱安则是退缩的，古板的。从不肯放脚，假装大脚的不坦诚，导致结婚那天脚小鞋大而绣花鞋从轿中掉落，到后来鲁迅和她交谈时的自作聪明，所以鲁迅对这个母亲定下的妻子的态度是从失望演化到从此再不愿意和她说话。
这一场包办婚姻锁住了两个人，幸运的是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找到爱情，而朱安则活在丈夫的影子里，成为遗物。
鲁迅和朱安实际上是“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的生活着，1906年和鲁迅结婚时，朱安已经等了七年，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只是在绝望中等待，却不肯去学堂，更没想着放足。结婚后第二天鲁迅就睡在书房，当时在周家当佣工的王鹤照透露一个细节：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鲁迅的脸，让人联想到他那晚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鲁迅像木偶一样完成当时成婚的所有烦琐的仪式，婚后几日后他就决绝离开回到日本继续学习。
三年后，19鲁迅回到绍兴，苦闷的家庭生活让他一意在外求职，只想抛开故乡的一切，终于在19初离开绍兴。朱安又开始长达七年的独居生活，鲁迅对这位太太，日记里只字不提，但是他对家里的供养一直是慷慨大度的。19，鲁迅卖掉绍兴的老屋，举家迁往北京，这一年鲁迅三十九岁，朱安四十一岁，到北京没多久，朱安就将了鲁迅一军，说自己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宣布一辈子侍奉婆母，这是朱安人生中第一次这么明白的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却是选择献祭自己的一生。
直到1926年，鲁迅的生活中出现了一抹亮色，之前他笔下的文字，无论是论文、杂感，还是散文小说，很少写到恋爱与温暖。他离开北京，走向自己的新生活。从1906到1926，整整二十年，他时时刻刻体会着“浓黑的悲凉”，带着压抑与痛苦从青年步入中年，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二十年前他选择为母亲活着，二十年后他选择为自己活着。而朱安选择把自己活成鲁迅的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