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夏朝实际上的奠基人，大禹为后人所铭记的最大功绩是治水。而大禹治水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也被后人阐释为为民焦劳、不暇自顾的公而忘私的精神而传颂。
这固然是可以的，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仍有必要对“三过家门而不入”说法的起源做一番探讨，而尝试做一种去道德化的解释，把这段史实建立在更加牢靠可信的基础上，而不是泛泛做道德化的理解。
此文的观点是，“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初并无道德含义，而是大禹与其通婚的涂山氏族之间围绕父系和母系权力争斗所致。
“三过家门而不入”——一步步道德拔高
目前文献中有关大禹治水的最早的记录是《尚书·皋陶谟》。这篇文献模拟或者说追溯了帝舜时期有禹等大臣所参与的一次会议。
在这篇会议中，禹发言分析了帝尧世系从其儿子丹朱手中滑落的原因，认为丹朱：
“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禹接着说，
“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创，惩也。大禹鉴于丹朱的教训，做了更张，才有治水的功绩。
西汉孔安国注云：
“惩丹朱之恶，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复往治水，不以私害公。”
首次提出了“不以私害公”的道德解释，并且将“辛、壬、癸、甲”解释为从辛日到甲日。由此而言，大禹娶妻后只四日，便赴治水前线了。
第二篇记载大禹治水的先秦文献是《孟子·离娄》。
在这一篇章中，孟子说到：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
首次提出了大禹治水过程中“三过其门而不入”的细节。
对此，正义发挥云：
“大禹与后稷皆当平治之世，急于为民，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室；……以其大禹于是时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沉溺也，……，是以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室，而为民如是之急也。”
另一则记录是《列女传·母仪·启母涂山》:
“启母者, 涂山氏长女也。夏禹娶以为妃, 既生启, 辛壬癸甲, 启呱呱泣, 禹去而治水, 惟荒度土功, 三过其家不入其门。涂山独明教训而致其化焉。及启长,化其德而从其教, 卒致令名。”
不仅赞扬了禹的勤劳，而且把涂山氏描述为长于教育的贤母。
唐李翱《去佛斋论》中将“三过其门而不入”与夏朝的统治合法性联系起来：
“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过其门而不入，手胼足胝，……德为圣人，功攘大祸，立为天子。”
《朱子语类》中还专门就“三过家门而不入”设问：
“问：‘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岂可不入？……曰：‘……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倾国溺都、君父危亡之灾，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虽不过见父母，亦不妨也。’”
朱熹的门徒们用后世“君父”的道德标准自己臆想出一个道德困境，然后又做出“合理”的解释，为禹的行为“辩护”。
以上几个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有关大禹治水的记录，一步一步对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进行道德拔高，从《尚书·皋陶谟》中比较平实粗略的描绘，到最后将“三过家门而不入”当成大禹治水的突出事迹加以颂扬，并最终与夏朝的统治合法性挂钩。大禹的配偶涂山氏也成了贤妻良母的典型。
大禹治水无可否认，大禹治水的勤劳恐也无可否认，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本意原与道德无关。
“过家门而不入”——母系社会走向坟墓
对于“三过家门而不入”，我们恐怕还是得把自己代入大禹治水的那个时代。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既然是不入家门，那么大禹的家在哪？那个时代的“家”的观念是什么？
大禹的配偶是涂山氏，这个无疑问。而按照一般的理解，大禹的“家”自然是与涂山氏一道生活居处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涂山氏生下了禹的儿子启，并抚育之。这是一幅父系社会子从父居的当然画面，大禹作为家主在外履行其社会职责，涂山氏作为“贤妻良母”担负起抚育幼子的重任……
然而，恐怕这个想象是想当然了。因为，在大禹那个时代，母系氏族仍然并未消失，父系社会正在门槛上，但尚未真正到来。
真实的情况恐怕是，大禹并不是所谓的父家长，禹的“配偶”也不从夫而居，而是仍生活在涂山氏族内。禹的儿子启生下来之后也归母族涂山氏抚养。而按照母系社会的习惯，恐怕连大禹自己都得“入赘”到涂山氏部族中。
民间一直流传着大禹向涂山氏索要儿子的故事，《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逸文云：
“禹治鸿水, 通轘辕山, 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 闻鼓声乃来。’禹跳石, 误中鼓,涂山氏往见, 禹方作熊, 惭而去, 至嵩高山下, 化为石。方生启, 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清马骕《绎史》卷11亦引《随巢子》曰:
“禹娶涂山, 治鸿水, 通轘辕山, 化为熊,涂山氏见之, 惭而去, 至嵩高山下, 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这则传说实际上点出了当时禹与涂山氏这两个通婚的部族围绕着生子应归属父方还是母方的权力争夺。最终，大禹部族获得胜利，并建立起父系氏族对子女的所有权。涂山氏最终化为石像，只能作为象征生育力的女神而残存在父系社会人们的祭祀仪式中。
这实际上为我们正确理解禹为什么不入“家门”提供了佐证。大禹不入的“家门”，实际上是涂山氏的大门，反映的是大禹不想按照母系氏族的习惯“入赘”到涂山氏；而他不顾呱呱而泣的儿子启，是因为启理应由母族涂山氏所有。
不过，大禹氏族已经濒临建立父系氏族的门槛。上述《淮南子》逸文所说的“禹跳石, 误中鼓, 涂山氏往见, 禹方作熊, 惭而去”就是当时父系氏族和母系氏族斗争的反映。
文中的“禹方作熊”或《随巢子》“化为熊”，即禹氏族已经有了自己的氏，即以“熊”为氏，这是建立父系氏族的标志之一，正因此，固守母系氏族习惯的涂山氏才“惭而去”；
又，“鼓”是部落权力的象征，它既可以在祭祀中作娱神之用，又可以作为集会、战争中发号施令的工具（如同后世西南夷的“铜鼓”），所谓禹“误中鼓”实际上反映了部落权力从涂山氏向禹氏族的转移，这也是禹建立父系氏族的标志。
因此，禹“过家门而不入”的内涵是母系氏族的没落以及父系氏族的兴起。在禹以身示范下，禹部落的人娶涂山氏之女，已无需“入赘”到对方部族，随后又取得了对子嗣的所有权。
“三过家门”之“三”——禹、涂山氏盘游中的三度相遇
“过家门而不入”解释清楚了，那么“三”该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这当是禹与涂山氏族在迁徙过程中三次相遇、三次保持通婚关系的反映。
禹与涂山氏是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一直保持通婚关系的两个部族。从《淮南子》逸文和《随巢子》的记载看，禹氏族先后生活在涂山、轘辕山、嵩高山下，而涂山氏则一直与其相伴迁徙。
涂山、轘辕山、嵩高山就是两个氏族先后三次相遇、三次维持通婚关系之地。
禹生于石纽，在西羌中，因此，涂山的地名也当在四川西北某地；轘辕山位于河南巩义、登封、偃师交界一带；嵩高山在今河南登封市北部。
“三过”的说法就反映了禹与涂山氏族的三次迁徙与通婚。需要指出的是，大禹治水也是禹氏族在顺水迁徙过程中逐渐而为的。在这个过程中，禹氏族正在完成向父系氏族的转变，故而，“三过家门而不入”。
“辛壬癸甲”——四日生子还是一娶四女？
大禹自述 “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中的“辛、壬、癸、甲”历来是理解这句话的难点所在。
一般的解释也将其往大禹治水之辛勤上靠。比如前面所引孔安国的注“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复往治水”，则是将辛、壬、癸、甲理解为连续的天干纪日。
也要许多人将“辛、壬、癸、甲”与“启呱呱而泣”结合起来解释，典型的为司马迁《史记》“辛壬娶涂山, 癸甲生启”，引起了极大争议。
司马贞《索隐》对此持强烈质疑态度，认为:
“岂有辛壬娶妻, 经二日生子？不经之甚。”
崔适反而强烈反对司马贞，认为:
“《尚书》‘予娶于涂山, 辛壬癸甲’为孕启之日;‘启呱呱而泣’指启乳后而言, 各一时事。《索隐》牵《书》之‘启呱呱而泣’解此文‘癸甲生启’, 谓‘岂有辛壬娶妻, 经二日生子, 不经之甚’,己不自达, 擅议先哲, 妄甚。”
笔者认为，司马贞和崔适的观点均有可取之处。一是，辛壬癸甲并非表示大禹娶妇的时间；二是，辛壬癸甲与“启呱呱而泣”各是一事，不能连读。
那么，“辛、壬、癸、甲”该怎么理解呢？笔者认为，这是大禹从涂山氏一娶四女，“辛、壬、癸、甲”为此四女的天干庙号。
《吕氏春秋·音初》: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 禹未之遇, 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 待禹于岐山之阳。女乃作歌, 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南音。”
这里提到了涂山氏女之妾，暗示出禹所娶的涂山氏女不只一位，很可能还有一些“陪嫁”之人。
《公羊传》曰，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这是后世礼制规范化后的产物。大禹是否也是一娶九女不得而知，但娶多位妻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辛、壬、癸、甲”可能就是禹的四位妻子。
而且，那时尚处在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这些来自涂山氏的妻子可能未必像后世那样存在正妻和媵妾的区别，她们的地位可能都是平等的。所以，禹在列举她们时并列而谈，未分主次先后。
据《夏本纪》中列举的夏王名号可知，夏时已有以天干为先王庙号的做法。如夏后有名大康、中康、少康的，陈梦家先生以为即大庚、中庚、少庚。此外还有孔甲、履癸。又《太平御览八十二》引《纪年》:“帝廑一名胤甲。”
先王如此，先妣理应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辛、壬、癸、甲”是禹的四位涂山氏配偶的庙号，套用甲骨文的叫法，即“妣辛、妣壬、妣癸、妣甲”。
大禹为什么要提自己有四个配偶呢？这要联系上文他所举的尧子丹朱的例子来分析。
其实，禹所说的丹朱“朋淫于家”正是母系社会妻妾不分、嫡庶不分的原始平等制的反映。禹有鉴于此（“予创若时”），提到虽然自己也从涂山氏娶了四位配偶“辛、壬、癸、甲”，甚至自己的儿子也归涂山氏抚养了（“予弗子”），但他不顾这些，“惟荒度土功”，凭藉治水功绩获得了凌驾于涂山氏之上的政治权威。
总而言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固然有某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在，但更基本的是反映了大禹那个时代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和宗法制度过渡的情况。正是因为大禹的努力，才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也就是父系宗法制度的夏王朝，结束了“禅让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