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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叙，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四岁丧父，家境寒微，其母曾以获草画地教他读书习字。仁宗天圣八年（1030），他二十四岁时登进士第。宫至枢密使、参知政事。为人性格刚毅，直言敢谏，善荐贤能，关心人民疾苦，为政主张“宽简”，轻赋税，除积弊。谥文忠。他的散文、诗歌及词，都很有特色，取得了很高成就，为世人景慕。此外，他有多方面的才能，积极从事于文学理论、史学、经学、金石考据等多方面的研究和著述，都有重要贡献。更重要的，他是北宋文坛的领袖，引导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即新古文运动走向彻底胜利。他不愧是北宋卓越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传世著作有《欧阳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还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
欧阳修
欧阳修能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走向彻底胜利的根本性原因，乃是他所生活的现实社会客观地要求改革弊政的时代潮流所促成。仁宗景右三年（1036），当时在朝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的《百官图》所提出的革除官吏升迁弊端的意见，更由于他写了《与高司谏书》得罪了守旧派台吏，随着范仲淹被贬谪到饶州（今江西省波阳县），也被逐出朝廷，贬为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县令。以后，又调乾德（今湖北省光化县）作县令，接着又调滑州（今河南省滑县）作判官。历时四年多，才于康定元年（1040）回到京师，官复原职。欧阳修在这几年的贬谪生活中，对社会下层的一些情况较为了解，看到由于赋税的背重急切和大地主兼并挥霍的加剧，农民已越来越贫困。他同情人民，反对朝廷的横征暴敛和大地主、大官僚的肆意挥霍，又上书极陈弊事，但朝廷却不予理睬。
《与高司谏书》
庆历年间，范仲淹也返回京师，并出任参知政事。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写了“条陈十事”，建议采取各种改革措施。这时，欧阳修已升为知制诰，他配合范仲淹的条陈，补充提出了不少革新项目，其中就有改革科考中声病偶切的陋习的倡议，这也就是他自觉地遥承唐代韩愈、柳宗元推行的古文运动以变革当时场屋盛行的四六时文的想法的具体化。范仲淹的条陈及欧阳修的建议，一度曾为仁宗采纳，著为诏令，颁行全国。这就是史书所称的“庆历新政”。后来因“新政”为守旧派如夏速、王拱辰等所阻挠，终于失败。虽然“新政”失败了，欧阳修也屡遭贬，可他却以自己的文名和声望，顺应时代朝流，继续推动古文运动的开展，促进北宋诗文不断革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庆历新政
欧阳修能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走向胜利，除根本性的时代原因之外，自然也是他个人主观努力和长期坚持战斗的结果。其表现为：首先，从理论上为诗文革新运动作了精深的探讨和阐述。欧阳修坚持了韩愈关于“文”、“道”关系的基本观点，但又作了新的发展。对于“道”即文学作品的内容，他是十分看重的，认为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又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矣，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虽然他主张“文”以明“道”，他的道”也认为应从“师经”而得，但更认为要有现实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主张文以致用，反对“舍近取远。”（《与张秀才第二书》）
欧阳修
这样，就使文学创作紧密地同现实人生、社会时事结合了起来，而不是某种抽象的哲租或道德观念简单的宣传工具。“道”对“文”（即作品内容对其形式）虽然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文”即作品的形式，也有相当独立性。他指出古代有“道”的人，“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送徐无党南归序》）可见一个人要写好文章，除了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之外，没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语言表现能力，是不可能的。正因此，欧阳修对梅尧臣有关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应相适应、相统一的一段话，是极为推重的，他特地在《六一诗话》中引了出来：“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就“文”而言，欧阳修又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力戒矜奇猎异。
梅尧臣
这些议论，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指明正确的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有目的地为诗文革新运动组成了一个坚强壮大的队伍。他对同辈的政治革新家以及提倡古文、反对晚唐五代华靡文风的进步作家，如范仲淹、梅尧臣、苏舜钦、尹沫、苏洵等，诚垦地结为至交，甚至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宝贵的诗文创作经验（如向尹洙学文，向梅尧臣学诗），或者代他们延誉（如写《荐布衣苏洵状》）。这样，就将大家团结起来了，成为推动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对于在诗文革新运动初露才华的新秀，如曾巩、苏轼、苏辙、王安石等，则大力奖励和荐拔。这样，诗文革新运动就后继有人了，使之取得彻底胜利便有了可靠保证。他尝感“平生所怀，有所未毕。”显然，他是自觉地把取得诗文革新运动彻底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人物身上的。
进步作家
所以每当他发现新的人才，他便无比高兴。王安石第一次登门拜访欧阳修时，他竟以翰林学士的身分，倒展而出，热情相迎。不久，他赠给王安石的诗说：“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何）留连！”（《赠王介甫》）嘉右贡举中，欧阳修录取苏轼之后，接着又读到苏轼《上梅直讲书》，他激动地写信给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所谓“避路”，就是尽力避免以自己较高的才能和地位妨碍新人的发展，为他人让路。看来，欧阳修当发现人才时，不仅欣喜若狂，更有意识地为着他们的成长创造着条件，甚至不惜压抑自己。由于欧阳修的帮助和爱护，苏轼后来誉满天下，继欧阳修之后成了当代文坛领袖，终于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全面胜利。
欧阳修与wanganshi
再次，又以丰富的诗文创作影响一代文风。这样，就促成一大批新的诗人、作家苗壮成长。他们又各自以其具有现实内容和时代风貌的作品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辉煌战绩，从而从根本改变了晚唐五代流传到北宋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余风、新弊。正如史书所载：“自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章大变。”此外，欧阳修在一定时期运用行政手段推行诗文革新、打击华靡文风，也是十分奏效的。他知礼部贡举时对“太学体”的清除，即是一例。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欧阳修自然而然成了北宋前期文坛的领袖，引导着古文运动即诗文革命运动走向彻底胜利。他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贡献是巨大的，应予肯定，应作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