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即宗族之法,是宗族内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区分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员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宗法制度系由氏族社会的父权家长制演变而来。在父系氏族社会,世系以父系计算,父权家长支配着整个家族成员。父权家长死后,他的权力和财产按父系继承,于是产生了一定的继承秩序而一代代父权家长生前的功业和权威在其死后仍然使人敬畏,子孙们幻想得到他们亡灵的庇护,于是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祀祖先的仪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在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父权家长制基础上,对政治、经济特权的继承和分配,统治阶级内部成员身份地位的确定,在突出族权基础上进一步突出政权等方面,都做出了系统的规范,于是出现了宗法制度。至西周时期,宗法制度发展完善,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1)嫡长子继承制 商代的继承制度是父死子继,辅之以兄终弟及。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始行嫡长子继承制。周制:统治阶级内部划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个等级,财产和地位,世世相传,实行世袭制。在各个等级中,继承财产和职位者,必须是嫡妻长子;如果嫡妻无子,则立庶妻中地位最尊的贵妾之子。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种继承制度与商制相比,有效地避免了统治阶级内部兄弟之间为争夺权位和财产的继承而引发的祸乱,从而维护了王权的威严和社会的稳定。
(2)分封制度 西周分封制度是由宗法制度直接衍发出来的一种巩固政权的制度,具体内容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把同姓子弟分封到各地建立起大小不等的诸侯国,诸侯把自己的子弟分封到周围建立起诸多卿大夫之家,卿大夫再把自己的子弟分封到各地作士。所谓“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西周的分封制是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下实行的,即天子的嫡长子世代为天子,余子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世代为诸侯,余子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世代为卿大夫,余子为士。从而形成了层层相属、代代相袭的政治结构。从君统上看,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统上说,周天子是天下大宗,族权与政权互为表里,宗族与国家一体同构
(3)宗庙制度 上古时代,社会上最重要的有两件大事,一是奉祀祖宗,二是征伐不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统治阶级利用宗法制度通过祭祖,把宗族心理升华为阶级意识,从而有效地巩固和强化了现实统治秩序。西周之际,宗庙祭祀制度也发展到了完善程度,所谓“天子至于士皆有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从此,尊祖敬宗,昭孝息民,成为人们必须遵行的社会行为模式,“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成为人们生来就必须接受的文化秩序。内西周以后,宗法制度始终贯彻通行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之中,家天下的观念长期存在,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忠孝一体,家国同构正如梁启超所言:“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然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2.专制制度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着一个延续了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这种专制制度,出现于战国末年,完成于秦汉之际,在2000余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的发展趋势是日渐强化和完备。秦始皇在统一山东六国的同时,创建了一个皇帝独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本身规定“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为了确保皇帝独裁,在地方施行郡县制度,在中央施行三公九卿制度,地方官和中央官一律由皇帝任命,实行官僚制度。汉承秦制,使这种专制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至清朝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皇帝独裁专制制度的发展达到了极限康熙皇帝曾说:“今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
在皇帝独裁,君主专制的政治氛围下,所有臣民都被剥夺了自由,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毫无民主可言,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专制制度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君权高于神权,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古代中国,既不存在贵族分权执政的共和制,也没有神权凌驾皇权的教皇制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基础之上的,国家关系、君臣关系只是家族关系、父子关系的扩大和延伸,在君父权威、家族伦理教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历代中国人,陶然于伦理亲情,注重于对现实人际关系的把握,而对于超越现实的神学说教,则缺乏热情。另一方面,以天下大宗自居的历代君主,视天下如家庭,并通过自然经济陶冶出来的君臣伦理亲情与臣民沟通,直接干预臣民的生活,使自己的权力和威势渗透于社会机体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所强调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决不容许妨碍皇权专断的政治因素横置其间,更不容忍神权凌驾于皇权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