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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曾国藩：《冰鉴》

时间：2020-07-28 08: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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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曾国藩：《冰鉴》

第一篇神骨

一神骨总论

语云：“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山骞不崩，唯石为镇”，骨之谓也。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开门见山，此为第一。

二神之清浊

古者论神，有清浊之辨，邪正难辨。欲辨邪正，先观动静。静若含珠，动若水发；静若无人，动若赴的；此为澄清到底。静若萤光，动若流水，尖巧喜淫；静若半睡，动若鹿骇，别才而深思。一为败器，一为隐流，均之托迹二清，不可不辨。

王安石讲：“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贵者因书而守成”。

孟子在《离娄·上篇》中早就有一段用眼睛判断人心善恶的论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寮；胸中不正，则眸子蚝焉。”

“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对曾国藩的鲁钝倔强，梁启超评议如下：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立德、立功、立言并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才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吾以为使曾文正今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梁启超的挽联：

武乡可拟，汾阳可拟，姚江亦可拟，潇湘衡岳，闲气独钟，四十年中外倾心，如此完人空想象；

相业无双，将略无双，经术又无双，蒋阜秦淮，巨星无陨，廿六载门墙回首，代陈遗疏剧悲哀。

把他的相才比作诸葛亮，将略比作唐代郭子仪，经术比作明朝王阳明，又称他“相业”“将略”“经术”在中国历史上无双。

三心神合一

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断，续者闭处续。道家所谓“收拾入门”之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二者实看向内处，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

神在观人中的提纲挈领的首要地位，这时他进一步论神存于心的情状，即通过人的内心活动来察神。

总的来说，人的精神，从其外在表现而言，可以分为两种，一为自然流露，一为故意造作。所谓自然流露，是指有所见或所感而发，完全出自内心的自然本真，显示出的情态举止自然而然，情真意切，毫无故意造作之态，矫揉之相。所谓勉强振作，则与自然流露相反。

一个人的精、气、神、血的稳定性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如果四者长时间浮躁不定，精力不能集中，做事效率低，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事业兴衰可想而知，长此以往，命运的通达骞滞不言自明。反之，精、气、神、血四者旺足，生命状态奇佳，精力高度集中，处于亢奋状态，精力高度集中，处于亢奋状态，可以激发体内潜能，超水平发挥，平常有五分能力，突然间会暴涨至七分、八分，事业自然会顺利发达。精神足与不足，影响到才能发挥，从而决定事业和命运。

神有余的人眼光清莹流转，目不斜视，眉毛清秀尾长，容色澄澈如冰泉，清如一泓秋水。极目远眺时，如秋日长空里太阳照霜天，收目近观时，如春回大地和风拂过鲜花。处理事务时，果断刚毅，镇定沉稳，临危不乱，如猛虎踏步深山中；与众人相处时，和和融融，却又不为众人所淹没，像凤凰飞翔在高原上，始终不失去骄美和艺彩，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坐，稳如磐石；卧，静如栖凤；行，洋洋洒洒，缓如江水徐流；立，敦敦昂昂，气势如孤峰树于平原。沉默静养，气定神闲，言不妄发，性不妄燥，喜怒不动于心，荣辱不变节。世事纠纷错于眼前，利色诱惑纷纭身畔，而守贞如玉，心静如水。这样的人动如脱兔、静若处子，不为外物所动，既能得众人的喜爱和钦佩，又有做大事的才力风范，自然前程远大。

曾国藩是一个谨慎的人，是小心者的典范。

他一生谨慎，时刻不忘修身养德。克勤克俭，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特别是位高权重之时，还能谨慎行事，最终避过很多权臣盛极而衰的悲催结局，善始善终。

曾国藩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他经过长期的积累而厚积薄发的结果。在未行动之前一直暗蓄力量，不轻易在人前显示自己的真正实力，能暂屈人下，伺机而动。为了能使自己平稳地走向成功，且不被他人算计，曾国藩非常注意保持实力，为了能赢得上级信任，他宁愿把自己的功劳让给别人；在众人之间周旋，及时危急时刻也尽量不树立敌人。正因为这样，他得到众人的拥护，走向位高权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曾国藩在官位显赫之时，也保持了自己一贯的谨慎、有所保留的行事风格。他经常教育弟子要谦恭、谨慎。

弟家人客太多，渐趋奢华，此后总领步步收紧。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总之家门太盛，人人须记此二语也。禁做四轿，先从星冈公子孙做起。

同治二年十一月廿四日，致澄弟。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亲书“清慎勤”三箴于匾额。其中“慎字箴”说：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薛宝钗，也是一个很懂低调的人，罕言寡语，安分随时。人谓之装愚守拙。比林黛玉的任性逞才容易被人接受，也更容易赢得好感。这就是谨慎做人的好处。

第七篇气色

一气色总论

原鉴

面部如命，气色如运。大命固宜整齐，小运亦当亨泰。是故光焰不发，珠玉与瓦砾同观；藻绘未扬，明光与布葛齐价。大者主一生祸福，小者亦三月吉凶。

面部象征并体现着人的大命，气色则象征并体现着人的小运。大命是由先天生成的，固然应该与后天遭遇保持均衡，小运也应该一直保持顺利。所以如果光辉不能焕发出来，即使是珍珠宝玉，也和碎砖烂瓦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色彩不能呈现出来，即使是绫罗锦绣，也和粗布糙葛没有什么二致。大命能够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祸福，小运也能够决定一个人短期内的吉凶。

在这一节，曾国藩谈到气色反应对运势趋势的反映。

命是一种行天禀赋，或曰一种先天获得的体现宇宙运动变化的生命力。这种力量不可抗拒，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然而，由于它的物质的、机械的特性，便是可以推度、预测的。

运，又称“气数”，即阴阳运行之变数。又称“时会”，即在运动变化着的宇宙状态中不同机遇或遭际，所以别称“运气”。

尽管“运”常常与“命”并称为“命运”，然而细究起来，并非一回事。命是先天禀赋，无法改变；运是后天造化，可以选择和变化，但力量不全来自人的主观意志。

命固然重要，可“主一生之祸福”，但运同样也不容忽视，可以影响一个短时期内的际遇。正如曾国藩所说，如果没有运，珠玉与瓦砾同观，明光与布葛齐价。所以说，有佳命又有吉运，这才是最完美的吉相。而反映“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气色，“面部如命，气色如运。”

在历史上，有很多命与运没有很好契合的人。如霍去病，虽然他是早夭之命，但他的运势的确很好，能得到汉武帝的垂青，并且屡建奇功，他短暂的一生也因此而得以大放异彩。另外，在文人中间像这样的例子更多。“唐初四杰”之一王勃，7岁就写咏鹅，但他的命相和运势都不好，在《滕王阁序》中，他感慨“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曹操的儿子曹植、曹冲生于显赫之家，又都极具才华，看上去是天生富贵命，但可惜也是时运不济。

一般情况下，运势对大的命格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如果能有一个好的运势，再加上努力发挥后天的主观能动性，也可以通过改变运势进而改变命运，正如曾国藩说的，大命固宜整齐，小运亦当亨泰。所以说，人一定要学会趋吉避凶的本领，为自己创造好的运势，以保护自己，追求事业成功和生活幸福。

要为自己创造好的运势，首先要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古人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这都是强调安全的经典哲言，而现在中国人却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比如，有很多人开车很少注重系安全带，这就是非常不良的习惯。

任何祸凶最重要的是返还于未然。人类要面对的意外灾害防不胜防，但我们在平时可以学习各种避险逃生技能，做到有备无患。这是保持好的运势的根本点。

无论是谁，其一生都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关键在于知天命，顺应自然，做出调整，保障良好的发展运势，并创造好的机遇。遇上好的时机，就不要让好运白白溜走。生活、工作都是一样。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很多人都认为是她天生已具备九五至尊的命格。然而，综观她的一生，凶险与机遇也是不断交替出现的。武则天最出色的是能够不断把握机遇，使自己的运势越来越好。她善于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把握眼前的每一小布的机运。在立后的过程中，她更是强占先机，扫清了反对势力，从而一步步登上权利巅峰。而后来想仿效她的韦后却政变失败，就是因为她还没有为自己创造成熟的条件。再看看历史上，那些功成名就的大人物，大多都懂得顺天应命，把握时机，又懂得在时机不到时退让蛰伏。

另一方面，如果本身的命格不太好，比如生于贫穷之家或者自身的才智不高，那就更需要通过努力来改观运势，以借后天的运势来影响先天的命格。曾国藩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小时候的资质并不好，而是通过努力学习才有日后的成就的。而从命相上说，曾国藩也不算好，从传下来的记载和其本人的照片来看，他的面相是属于比较凶的。经学大师王闿运就曾在日记中对曾国藩面相做了很直接的评价：“其相法当刑死，而竟封侯，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曾国藩不但没有遇祸，反而成为清廷的中兴功臣，名垂后世。这与曾国藩对自身德行的严谨要求是离不开的。曾国藩的改运方式是坚守儒家道德，努力地修身养德，涵养心性。曾国藩经常表示，自己才识浅薄却身居高位，为了避免灾祸所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贪图安逸。他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家人也是如此，平时根本就不敢随便往家里多寄银钱。这种廉洁不仅是为官的品质，也是他明哲保身、载福保运的方式。长期的修养，使曾国藩身上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运势。在功成名就后，他没有权欲膨胀，不被权力和名望所诱惑，而是坚持进德修业，这才功成身退，得以善终，成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气色神情的变化，可以看出人的内心活动。

齐桓公上朝与管仲商讨讨伐卫的事，退朝后回后宫。卫姬一望见国君，立刻走下堂一再跪拜，替卫君请罪。桓公问她什么缘故，她说：“妾看见君王进来时，步伐高迈、神气豪强，有讨伐他国的心志。看见妾后，脸色有改变。一定是要讨伐卫国。”

第二天桓公上朝，谦让地引见管仲。管仲说：“君王取消伐卫的计划了吗？”桓公说“仲公怎么知道的？”管仲说：“君王上朝时，态度谦让，语气缓慢，看见微臣时面露惭愧，微臣因此知道。”

君子脸上有三种神色：悠然喜乐，是享受音乐的脸色；忧愁清静，是有丧事的脸色；生气充沛，是将用兵的脸色。

曾国藩对人才是广收慎用，扬长避短。重德亦重才。

曾国藩《应诏陈言疏》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己着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庆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鹜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酞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慈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日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日敷衍，日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锥株，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剑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己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拒，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亚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藩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今若逮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所谓培养之方何也?……曰“教诲”，曰“甄别”，曰“卜保养”，曰“超擢”。……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释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抄而己。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匙?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凤凰网读史合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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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曾国藩早已逝去，便是士大夫也已远离世人的视野，与之相应的便是，当今的知识分子，不少人非但看不出有太多的真才实学，部分甚至还充满了金钱铜锈的气息。别说正派率直、不入世俗、不畏强权之类，就连“书卷气”都无从谈起了。

毋庸置疑，古今中外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有一个支撑其架构的精英阶级。国家民族的兴衰与没落无不与这个阶级息息相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精英阶级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民族。没有一定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精英阶级不是真正的精英阶级，不过是一群惟利是图的暴发户罢了。

而一百多年前中国的精英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感足以使我们感慨万千。可以说，如果我们要廓清近百年来沉淀下来的认识偏见，要对历史有一个客观的认知，要对未来有一个切实的期待，必须重读曾国藩！

另评慈禧和洋务运动

/history/special/cixi/

以慈禧为代表的中国式的政治强人们，他们都有一种“我即国家”的观念。因此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围绕着一个目的：能否更有效的维持自己的权力。

尽管慈禧因为晚清屈辱的历史而声名狼藉，可国人对强人的推崇与崇拜却没有因为慈禧的声名狼藉而消散，反而在以后的历史中越发崇拜起强人来了。可事实上为强人而欢呼与唾骂强人所为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不习惯把握自己命运的具象表现而已。

没有产生华盛顿的土壤，而抱怨为什么不产生一个华盛顿；这种撒娇般的哀怨实在很具有喜剧效果，不过让我笑不出的是这么做的人正是近代的国人们。

曾国藩修身三十六字决

01、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有志者，事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