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中八仙歌》是杜甫的名篇，这首诗展示了八幅酒徒的画像，是诗人精心勾勒的八位盛世的代表，是杜甫塑造的最为成功的酒仙形象。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宗之萧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贺知章是会稽永兴人，以文词知名，然而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他荐赏李白，为了跟李白把酒言欢而解金龟换酒的故事。杜甫所突出的，是贺知章“清狂”的性格特征：“昔年有狂客”，“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贺知章作为饮中八仙之一，饮酒之后独来独往，以致于“眼花落井水底眠”，可谓是放旷纵逸，不受拘束，其潇洒不羁的风神跃然纸上。贺知章为当时的贤达所倾慕，仕途也较为顺利，皇帝对他也是恩宠有加，所以他的饮酒，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喜好，是他清狂性格的外现。与饮中八仙中的其他人相比，他的饮酒更能代表盛唐时期士人那种摆脱羁绊、无拘无束、纵饮放旷的气象。汝阳王李琎的好酒主要是由身世和环境决定的。他是让皇帝李宪的长子，论者多持李琎与皇位擦肩而过的观点，认为这是李琎沉湎于酒的主要原因，其实不然。李琎的父亲李宪将太子之位让给李隆基，是明智的选择。有唐一代，最先被立为太子的往往不能善终，高祖之子建成被立为太子，身遭玄武门之难，累及妻子；太宗之子承乾先被立为太子后被废；高宗之子李弘亦遭杀身之祸等等。唐朝宫廷斗争频繁，皇位处在腥风血雨之中，远离了太子之位，便跳离了宫廷斗争的漩涡。及至汝阳王李琎，大局己定，远离皇位的痛苦便无形中削减了许多。对于他来说，太子之位无疑是杀身之位，对权势的渴望自然不如对生命的珍惜来得更为真切。
李琎嗜酒的主要原因是玄宗对他的猜忌。杜甫在《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中写道：“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可见汝阳王生就了天人之姿，龙虎之气，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有帝王之相。玄宗一方面对他爱护有加，另一方面却也心存疑忌。李琎自然而然养成了谨慎小心的性格。他的好酒恰恰是其谨慎性格的体现，沉湎于酒也是他消除玄宗疑忌，保全性命的不二法宝。李适之是宗室宰相，是恒山王承乾的孙子，是一位精于吏治的有为之人。“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写出了李适之豪放奢侈，喜欢招纳宾客而且极为好饮的性格。“衔杯乐圣称世贤”化用了李适之《罢相作》中的诗句：“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李适之精于吏治，在政治上颇有才能，与当时的右相李林甫争权。李林甫先是将李适之的朝中好友逐一陷害放逐，剪去了李适之的左膀右臂，让他在朝中孤掌难鸣。在这种情况下，李适之只好辞去左相之职，“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流露出李适之悲愤交加的心情。李适之被李林甫排挤，杜甫也曾经被李林甫以“野无遗贤”奚落，两人愤恨的对象同时指向李林甫，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
古人以圣人指清酒，以贤人指浊酒。李适之的“避贤”实际上是将李林甫比作浊者，比作小人，而他不甘心与浊者为伍的傲世独立的节操也表露无疑。李适之《罢相作》的后两句诗“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写出他深沉的世态炎凉之感。一般说来，富贵者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漠之感较贫贱者来得更为真切。繁华落尽，凄凉顿生，顷刻之间，巨大的心理落差便会陡然而起，悲愤之情、凄凉之感一时充溢诗人的心胸，让他无法排解。杜甫对李适之的遭遇极为同情，所以他深刻懂得李适之的后期纵饮与前期的纵饮，无论在心境上、还是在内涵上都有极大的不同。前期豪放，有青春得志之喜，后期悲愤，有仕途失意之悲。杜甫以凝炼的笔法将李适之的境遇浓缩在三句诗中，有着极强的概括力和表现力。崔宗之虽然有才能，却沉沦下僚，是仕途失意之人。崔宗之与李白、杜甫以文相知。杜诗中只有《饮中八仙歌》有关于崔宗之的诗句，而李白与崔宗之诗酒交往甚勤，杜诗“宗之潇洒美少年”可与李白“崔公生人秀，缅邀青云姿”相互印证，崔宗之确实是玉树临风，卓立不群。“举觞白眼望青天”，白眼是用阮籍善为青白眼的典故，阮籍如果遇到欣赏的人物便青眼相加，白眼则表示轻蔑，不屑与之交接之意。崔宗之白眼望天是在喝酒之后，突出了其傲岸自持的性格。他是崔日用之子，是所谓的贵介公子，他的沉沦下僚与其傲岸的性格密切相关。不肯随波逐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其外在的形貌之潇洒完整而统一地结合在一起，使崔宗之这一人物形象同时具有外在美和内在美。杜诗称其为“玉树临风’是恰如其分的。
苏晋被当时人称为“后来之王聚”，做过吏部侍郎，终为太子左庶子。他虽是朝廷官吏，却信奉佛教，喜欢吃斋念佛。酒是佛家的忌物，是五戒之一，而信奉佛教的苏晋却贪杯好饮，是地道的酒仙。显然苏晋所追求并不是佛教的清规戒律这些外在形式，而是忘我自适的境界。苏晋的诗作《过贾六》最能代表他的这种心态:主人病且闲，昨来属欢游。客来情弥适，于今尽成昔。一酌复一笑，不知日将夕。努力持所趣，空名定何益。追求适情，虽在盛世，却有深沉的今昔之感。杜诗“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即是对苏晋醉中逃禅的生动概括。佛家坐禅要求集中意念，达到无我无物、万物齐一的境界。苏晋不为佛家清规戒律所拘，通过醉酒达到自适、无我的境界，与坐禅是相契合的。苏晋将禅趣寄寓酒中，在酒趣中达到坐禅的境界，别具一番趣味。诗仙李白是盛唐文化的典型代表，对于李白来说，酒之于诗，诗之于酒，相亲相得，辉映成趣。杜甫笔下的李白合诗仙与酒仙为一。“张旭三杯草圣传”，在杜甫看来，饮酒激发了张旭的书法创作意识，让他的书法创作达到了清醒时难以企及的水平。张旭醉酒之后，胸无滞碍，一挥而就，达到了心手相应的创作状态，杜甫所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张旭的草书写作，如果缺少了酒的参与、酒的激发，不知道会缺失多少气韵。通过书法、书法家独特的生活感受、学识、修养、个性以及爱好情趣都能很好地折射出来，即“字如其人”。在酒的激发下，书法的种种内涵才能更为充分地表现出来。书法创作不能仅仅依靠酒，必须以创作主体(张旭)具有一定的书法修养为前提，否则，只能是涂鸦之作，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张旭的草书传神地体现了唐代士人昂扬的精神风貌，其书法昂扬、自由挥洒的气象，与盛唐的自由精神相一致。焦遂是饮中八仙中唯一的布衣，生平资料较少，只知道他天宝年间为长安饮徒，自号为酒中仙，有严重的口吃，面对客人常常口不能言，喝醉之后却能出口成章，滔滔不绝。杜甫也是从这一角度下笔：“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当时人也是从这一角度称其为“酒吃”的。焦遂酒后语惊四座，与酒的激发作用有很大的关系。适量饮酒之后，人的大脑思维进入活跃的状态，平时积淀在思维深处的大量信息被激活，汩汩而出。所以焦遂只有在饮酒之后才能兴致高涨，语出惊人。
《饮中八仙歌》所提炼的都是人物最具典型的细节或事迹，同时又以酒为统摄。这是一群盛世的酒徒，体现了盛唐气象。无拘无束、追求自由的精神正是盛唐士人所欣赏和向往的。《饮中八仙歌》不仅塑造了八位血肉丰满的八仙形象，而且为绘画创作提供了素材。明代万邦治的《醉饮图卷》就是根据《饮中八仙歌》创作而成，画中的八仙虽然各呈醉态，却各有特色，意态生动，与杜甫的诗歌相映成辉，相得益彰。责编：蒿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