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历史上的皇帝跟大臣来说，就不要是说大臣们说话敢以下犯上了。见了皇上几乎都是不敢喘粗气，但是唐太宗时期却有着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敢于谏言，更是直接让唐太宗下不来台。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魏征以下犯上直谏圣听，惹恼唐太宗大祸临头，但是为什么最终却是安然无恙。
魏征对一位集权的君主，敢于直摘其过，不留情面，逢君主心平气和时，尚堪容忍，倘逢君主心中另有所蕴蓄或郁闷时，说不定激发感情，盛怒之下，惹下杀身之祸。唐太宗自己也曾说：“我听说龙喉下有逆鳞，触之则杀人。人主也有逆鳞，卿等不避犯触，敢各进封事，朕岂虑有危亡哉!”有一次太宗罢朝至内殿，面孔气得铁青，对长孙皇后说：“看我不杀了这田舍翁。”后忙问谁，太宗说：“魏征在朝中又给我下不了台。”后忙退下，一会儿穿戴朝服立于殿庭，太宗问：这是干什么？
后说：“妾听说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于陛下之明所致，姜岂敢不贺!”太宗听后气就消了。魏征也有自知之明，一次对太宗说：“陛下实导臣使言，所以敢说，若陛下不接受臣谏，臣岂敢犯龙之逆鳞哉!”可见魏征要用斧凿琢磨君主，他也自知犯着逆鳞被杀的危险呢!真是难能可贵。魏征使太宗绝对重视纳谏的功效，这样自己才可成为活镜子才可操斧凿对准人君加琢磨。究竟魏征灌输了什么思想，使太宗无视触犯，必须纳谏。魏征常常向太宗提荀子之言。荀子一书上曾说：“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他又引孔子之言：“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这说明古来圣哲都重视人民—水，人民的生命安危最重要，人君等于水上的舟船，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人君又似水中之鱼，鱼无水不能活，水无鱼仍为水，水对鱼之重要是生命线，而鱼对水则无关宏旨，把人民与君主间的关系比喻得再恰到没有。这个道理，一反前朝隋炀帝的想法。炀帝妄自尊大，以为百姓皆其人仆，可以恣意任使，当各地民变蜂起时，他甚至嫩恶百姓太多了，杀不胜杀。这种自以为做了皇帝君临天下，就可以奴役残害百姓为所欲为的想法，是魏征一再地举前朝迅速覆亡的股鉴，以警戒后之为君者。
魏征又说明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头脑和四肢的关系，但是“头虽尊而高，必借具备手足而成身体，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如果元首明达，股肱之臣贤良，则国家必定康宁;如果元首辛劳，万事丛集，必定是股肱之臣怠惰，国事就不堪设想了。”魏征又特别提出警告说：“做一位元首，而欲事事自作主张，不纳股肱之臣的良言，其能成功者，未有所闻。”魏征在太宗前举了很多君臣间相协以成，相违以败的例子，又特别提到春秋时齐国晏子(名婴字平仲为齐相)对景公说的一番道理。
景公问晏子：“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说：“君主有难，臣不必死，君主离国出亡，不必有人陪送。”景公怪问其道理。晏子说：“臣之良言，时为君用，君主终身不会有难，为臣的又何必从死?谏言时被采纳，君主终身不须出亡，为臣的又何须陪行?其因良言不见用，君主有难而臣死，这是白白地陪死;其因谏言不见纳，君主出亡而陪行，这是伪装的忠。”魏征认为晏子主张做君主的如其是为社稷而死，为臣下的应殉主而死;君主如其为坚持国家的纪纲而出亡，为臣下的应陪着一起走;若为其个人私事而死，而出走，则除非是君主最亲近之臣，无陪死陪出走的理由。魏征又引孟子之言：“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普通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
魏征引申的中国古来对于君臣关系的说法，虽今日谈人际关系中双管道关系理论者，亦不能超越之。还是亏了当时李世民的一位妃嫔，当时对李世民说了一句她听说过如果君主是一个明君的话，那么大臣说话也是很直，今天魏征那样直言不讳的跟皇上说话，说明皇上肯定是一位明君。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让唐太宗李世民消气，并没有再追究魏征的责任，魏征也是就此安然无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