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馍之大,当然不仅指体量而言,其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大馍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寄托着一个时代人们对于天地的敬畏,对于祖先和长辈的尊敬。作为农耕时代的一个文化符号,大馍和窗花、压岁钱等文化元素一起,构成了特定时代人们对于过年的期望和欢娱。
农耕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习俗和传统,过年即为其一。
有谁还记得《祝福》里面的祥林嫂呢?在鲁镇那个特定的文化地域里,以秀才自居的乡绅鲁四老爷家里,寡妇兼“下人”的祥林嫂是不能参与为四老爷家准备祭祀所用的食物的,因为四老爷说她晦气。假若四老爷生活在北方,那么祥林嫂是不可能参与大馍的制作过程的。在吾乡旷朗的黄土塬上,也有着和鲁镇同样的规矩。
每年末岁尾,家家户户忙着蒸大馍的时候,也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每年母亲都会在这最冷的几天里,被人请去做面花,蒸大馍。为什么偏偏要请母亲呢?少年时代,我们也常常为这个问题犯愁。母亲走了,我们就没有热饭吃了,所以我们宁愿母亲不被请走。可是母亲总说,乡里乡亲的,谁家没个大事小情呢?长大一些后我们明白,被人请去蒸大馍也许是母亲的一项荣誉。倘若不是儿女双全,心灵手巧,婚姻美满,品行贞洁,母亲是不会被请去帮助人家蒸大馍的!
大馍在黄土塬上还有一个本土化的名字,叫糕或者年糕。以长江为界,农耕中国的南方以食米为主,所以年糕自然是米制品。而高寒的北方高原以面食为主,年糕自然就以面为主。因为这体型硕大的馍馍有花有枣,杂以鸡蛋和花边,还有洋桃红点染,所以就享有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年糕。然而我一直迟疑这种面食究竟是写作“年糕”还是“年高”?由于大馍主要是拜年时送给年高的老人和长辈,做贺年的礼品,或者作为祭祀祖先敬献天地神灵的祭品,所以写作“年高”也不无道理。少年时代我亲见礼薄上就有关于“年高”或者“麻食”的字样。
和窗花一样,被叫做年糕的大馍在商品时代已然成为非文化遗产家族中的一员。在我的家乡,剪窗花、蒸年糕的巧手媳妇,和修造地坑院儿的泥匠,已然成为非文化遗产的传承者。他们今天的劳动作为一种表演和传承,已经失去了劳动本身的意义,而成为一种文化表情。与这种表情相对应,大馍如一位洗尽铅华的贵妇,穿越时光漫长的隧道,卸掉农耕文化的所有内涵,而仅仅成为商业时代的一道旅游风景。它不再高贵,不再神秘,不再承载丰厚的文化意蕴。它仅仅是一道风景,一个元素,一种赚钱的手段而已。
1991年春节过后,当我从高原老家回到江城武汉,把一个姐姐制作的、被我们叫做年糕的大馍,亲手捧给武汉大学一位著名的教授时,这位年过花甲的老者竟然失声欢呼起来!老教授也来自黄土高原,几十年的南方生活让他几乎忘记了高原故乡。而当一个生动的大馍突然呈现在眼前时,他的童年似乎在刹那间复活,他欢呼、摩挲、惊叹,问长问短。此刻,大馍上每一个文化符号,云纹花边,红枣成圈,鸡蛋天心,洋桃红点染,都是那样地生动活泼,勾勒出农耕文化背景下“年”的喜庆,烘托出一段难忘的人生记忆。
年关临近,又到了大馍面世的时候了,早已开发为世界地坑院窑洞文化旅游风景区的村庄里,如今还有谁会为大馍而激动呢?日复一日,人们司空见惯了现代机器成批量制作的大馍,见惯了外地游客的惊叫,还有谁,会为一个馍馍浪费表情呢?又有多少人知道,大馍曾经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叫“年高”,它承载着一个漫长的农耕时代的文化记忆呢?
聊起这些的时候,北京的一个编辑朋友说,希望能看到吾乡的大馍。我给老家的姐姐打电话,表达了这个意思。电话那头,姐姐高兴地笑了——几十年来,每次离家从来都讨厌带东西的弟弟,破天荒地主动跟她要一个大馍,她能不高兴得开怀大笑吗?
但愿姐姐制作的大馍能恢复它高贵的身份:年糕或者年高。但愿它能承载一点点文化意蕴,让我们藉此回想起不太遥远的农耕时代。如果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一个大馍而回想起人生的一段经历,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一种文化,一个节日……我们将会为此而倍感欣慰。
穿越稻粱气象,大馍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像一座至高无上的山峰,矗立在历史的天空中,神情落寞,睥睨既往。它孤傲的身姿,一如埋葬了秦皇的骊山帝陵,承载着无数的未知和无限的想象。又如一个夸张的句号,结束了一个时代的梦想,包含着农耕文明浑圆丰满的内涵。
圆圆的坟墓圆圆的句号,圆圆的句号圆圆的大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