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
在与大臣们的权争中，有一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维多利亚。激进好事的帕麦斯顿被她一手赶下台后，她满以为他「年事已高，将不会再有多大的作为了」，然而几年后，这个家伙却再度发迹，一举成为英国的首相，她不得不痛苦无奈地授权他进行组阁。「不倒翁」帕麦斯顿的死灰复燃逐渐使维多利亚明白，帕麦斯顿的最终胜利与其说是他个人能力与权术之胜利，不如说是他的主张与政策吻合了时代的节拍。她感到自己个人的力量已无法与时代之潮流作你死我活之战斗。废除至尊、削弱王权、追求自由平等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得人心的潮流，如果她不顺应这个潮流，就真的连现在的地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她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一步步朝一位成熟的立宪君主迈进，乐于只做帝国精神的象征。人们把国王比作国家机器的轮子，虽然转动得很快，但不发生多大效力，因为它与机器的其他部分是脱节的。内阁在名义上把女王抬得很高，而女王也乐于不再过多地去干涉内阁的政务。但是女王仍然是国家机器不可缺少的一环，英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君主立宪制，经过维多利亚与内阁的反覆磨合较量，终于达到一种平衡并基本定型。
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对维多利亚这种「统而不治」的方式嗤之以鼻。德龄作为慈禧的贴身宫女在清宫生活了两年，她在回忆录《清宫二年记》里记载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话：
「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实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无话可说，只需要在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4亿臣民，都是依仗着我的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官职任命之类的事情。遇到大事，还得我亲自作主。」
德龄公主
漂亮的谎言背后，是皇权政治流血的本质。千百年来，中华大地那演不尽的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打天下只为子子孙孙坐天下，建国家实则世世代代成家国。慈禧太后自从登上皇权宝座那天起，就意味着保持这份权力的斗争是你死我活、血雨腥风。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慈禧很快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矛头所向的焦点。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在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舍此而外，必然朝不保夕。她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专制王朝政治的缩影？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的权杖上不是阴魂不散？谁的王冠上不是血迹斑斑？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
然而由于慈禧的一误再误，晚清社会的政治体系不但面临权威危机，而且还面临统治危机；从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条件上观察，清末的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功能。要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一场改天换地的社会变革，可能性几乎为零。
慈禧虽然积极支持洋务运动，对早期的戊戌维新也予以支持，晚年还决意进行比戊戌变法还激进的改革，但她一切改革的前提都是不触动自己的权力。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她首先考虑的不是什么枢臣治国之才能，而是枢臣对自己绝对的忠心和服从。她的最大能力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作敢为，而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慈禧是政治强人，但不是大政治家。戊戌年间，王照曾指责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女人，绝不愿意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来说，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而绝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1900年，当新世纪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儿孙绕膝的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伦敦白金汉宫安详地度过了她最后的时光。同年8月15日，北京的德胜门，大清皇家军队凯旋入城的胜利之门，一身农妇打扮的慈禧太后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失魂落魄地逃往西安。他们的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临天下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依然令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已。
慈禧西逃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位是东方帝国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国」的女王，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却在踏进20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她们的经历说明，「把权力关进笼子」，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在官智未开。统治者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只要皇权专制的基因还存在于我们的社会肌体，人民要想真正走出皇权的阴影，走上属于自己的「现代性」道路，就可能还需要很久。
（摘自《大清的角落》，东方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