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曹丕<典论·论文>“齐气”发覆》在《中国文化》春季号（总第37期）刊发后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拙文主要列举了引用曹丕《典论》原书的以《三国志》裴松之注为核心的九条材料，并参以《文心雕龙》之内证以考定通行《文选》各本曹丕《典论·论文》“徐干时有齐气”之“齐气”乃“逸气”之讹。拙文称：“现存《文选》各本与《雕龙》各本，‘公干时有齐气’六字都是一致的。” “‘徐干时有齐气’这一错误文本的产生很可能与《文选》的编纂活动有关。”“萧统及其幕府文人主要隶属于吴方言区，而‘齐’、‘逸’的混淆正与吴方言在发音上的轻浅特征有关，特别是声母的发音，可能直接导致了这种讹误。”即认为这种文本错误是由于萧统编书时造成的。现在看来，这些表述是有问题的，必须进行纠正。最近笔者应邀到郑州大学参加“《文选》学与汉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选》学会第十一届年会”（8月15-18日），见到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杨鉴生博士撰写的《<典论·论文>集校》一文（《<文选>学与汉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选>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下册，第974-976页），该文提到了傅刚教授早期的一篇论文《<典论·论文>二题》（原载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01年第1期，以下简称为“傅文”），对判断“齐气”和“逸气”究竟何者为是极有价值。傅文的第一部分就是《“齐气”与“逸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拙文所举九条文献之前三条（《三国志》裴注、《初学记》和《艺文类聚》），傅文已经举出，同时他还指出，裴松之到洛阳历观旧物、访诸长老，“表明他对《典论》刊石是作过认真研究的”，他据此论定“时有逸气”文本之可信，已经是孤明先发、卓然在前了。同时，他还指出，现存日本古抄本（即著名的观智院本）《文选》残第二十六卷，此句写作“徐干时有逸气”，从而为拙文之观点提供了极为强大的支撑。对于观智院本的情况，傅刚在其《文选版本研究》一书中有如下描述：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1980年编入《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部》第二卷，由八木书店印行。本钞为白文无注，卷首缺，卷尾完整，有题识“文选卷第廿六”。存自贾谊《过秦论》（前缺，起自“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至韦弘嗣《博奕论》七篇。卷末有“元德二年中春于庄严寺书毕”字样。日本元德二年相当于中国元朝天历三年(1330)。从其称“卷第二十六”看，所抄底本为三十卷本。然而在第四篇《王命论》之前又抄有“论二”二字，这就不对了。因为三十卷本原貌是分上、下（古抄二十卷本可证），李善一分为二后改为一、二、三、四，此抄既为三十卷本，不当作“论二”。抄本旁注、标注甚多，旁注大都为音注，标注有《钞》、《音决》及五臣向、济之注，像是从《文选集注》中引来。以《文选集注》与此抄《四子讲德论》所引三条《钞》注对照，文字一样，可证。此抄日本学者很重视，花房英树在本文解说中推测它“达到了萧统的原本”，并根据《日本国见在书目》有萧统《文选》三十卷的记载，说：“其传写本的残卷便是这个残卷二十六吧。”这种说法也只能是一家言而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如此看来，这一元代抄本的底本极可能是一个《文选》早期的写本。傅刚教授素来精通萧《选》版本之学，曾遍观海内外各本，他提供的信息当极为可靠，但傅文根据通行各本《文心雕龙·风骨》所言：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进而指出：“这大概是最早证实《典论·论文》作‘齐气’的材料。这也说明在南朝时，《典论·论文》已经有作‘逸气’和‘齐气’两种本子。”我对此则不敢苟同。《文心雕龙·铨赋》曰：“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遒劲是王粲一贯的文风，而壮丽的文采却是徐幹作品偶尔一现的风格，“时逢壮采”与“时有逸气”是完全相通的。这就是《文心雕龙·风骨》“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原本当作“论徐幹，则云‘时有逸气’”的内证。而今本《文心雕龙》的“齐气”，乃是后人依据通行《文选》本《典论·论文》予以更改的结果。这一点拙文已经点明。那么，李善注《文选》时所用的底本究竟是哪一种呢？胡耀震认为是江都曹宪的传本，而不是萧《选》原本，也不是梁代的版本或萧该所传《文选》，其说有据，读者自可参看（《<文选>学与汉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选>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上册，第183-186页）。
夫以兹事体大，故谨记如上，以定今后不需再争之实。
（本文原载《中国文化》，秋季号，总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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