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是在乡村的庙里度过的，旧庙里的几十个小学生全是我们村里的。有一次，我因为没铅笔，被老师赶出了教室，在门口站着。妈妈下地干 活路过教室时看到了我，问我为什么被老师赶出来了，我对妈妈讲：‘我的铅笔用完了。’妈妈看到我手中一段捏不住的铅笔。她也很发愁，家里没有钱买盐和煤 油，哪有钱买铅笔。我们学校的另一位老师潘林玉看到后借给妈妈一毛钱，妈妈跑到村上的供销社买了三支铅笔，又借了供销社的削铅笔刀，削好了一支，送给了 我：‘有了这么多的铅笔，今后要好好学习。’我点头回到教室。”
小时候吃的苦，让潘石屹养成了一切从简的习惯。讲话不要讲废话，也不要讲永远正确的套话；干活别摆没有用的花架子，要有效率。这是他坚持的观点，对之一生的事业也有很大影响。
当然，除了忧伤的过往，童年也会有开心的时光。“小时候，我们家门口有一条河，每次发洪水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高兴，只要一发洪水，我爸一定 带我们去。甘肃是黄土高坡，一般不发洪水。发洪水的时候最先漂下来的是上游山上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草、树、木头，漫山遍野；有的时候也会冲下来一些玉 米、苹果、土豆，我们都背回来。每次发洪水，我们就像过节一样，觉得又要冲下来什么好东西了。”谈及这些，潘十分兴奋，好象回到了从前的小河，从前的家 乡。谁没有可爱的一面呢？潘总说，这个小故事，给他的感受是，人还是应该多跟自己的孩子呆在一起。人的童年对一生的成长很重要。
上苍眷顾走出山村
命运第一次转变出现在1977年，这年秋天，他的父亲平反，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搬往清水县城。
“那时，来了一辆解放牌的卡车，把我们全家人的东西拉进了城，瘫痪的妈妈没有担架，我和爸爸用床单临时做了一个担架。到了城里，我们借住在 一位爸爸的老同事家，汽车开不进胡同，我和爸爸用担架抬着妈妈，一只手还拖着丢了鞋的弟弟。城里人都探出头来看我们这跟难民似的一家人，却没有人来帮我 们，我感到城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从此我们全家开始了城市生活。那年，我14岁。”
人生的第一次漂泊，也是人生真正的开始。从农村到城市，他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一年后，潘接到来自省城兰州培黎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段学校征途还有段趣事。
“坐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太累了，坐在楼梯口一会儿就睡着了，”潘石屹回忆说，中午时分，迷迷糊糊的他才被人推醒过来。“你是我们班的，跟我来吧！”叫醒潘的是他的班主任金老师。
金老师将这个迟到的学生带到了教室，介绍给同学们认识。“我忘记当时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印象很深的是我刚一开口，全班便哄堂大笑。”潘石屹猜测，那可能和自己的口音有关，直到今天，他的西北乡音依然无改。
“那时候，整天都是低头走路的，从来不看天，到毕业了也不知道学校教学楼究竟有多高，不像现在，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看看他的高楼。”潘说，那是一段埋头读书的日子。
两年后，在全年级600个学生中，潘石屹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位于河北的石油管道学院，三年大专毕业之后，分配到了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 研究室。在那里，他的聪明和对数字天生的敏感博得了领导的赏识，并被确定为“第三梯队”。办公室新分配来一位女大学生，对分配给自己的桌椅十分挑剔。当潘 石屹劝她凑合着用时，对方非常认真地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的。”听者有心，就是这不经意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潘石屹：难道这一生将 与这套桌椅共同度过？
正在思变的时候，他遇见远在刚刚开放的深圳创业的一位老师。老师告诉他在深圳有很多机会，也能赚到很多钱。潘石屹问：“要那么多钱干什 么？”由于很难回答这个本来属于常识性的问题，老师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就说你身上的衬衫，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两件，这样一件穿脏了你就可以换另外一 件。”
这也许是有人第一次对他解释财富是怎么回儿事。据潘的回忆，“记得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领46块钱的工资，加上8块的野外补助。而就 在那一年，我两个妹妹相继考上大学了。我当时的工资一分为三，把其中的两份寄给她们。”可是这怎么生活呢？活下去是最基本的要求，再加上生活的触 动，1987年，潘石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当，毅然辞职，揣着80元钱来到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