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作家路遥去世的前半年，我为《作家心理探索》一书写过一篇长文，这便是近两万字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文中有一段话：“路遥几乎是决绝的承担起自己对于大人生的责任，为了目标而断后路，弃舍一切，直到献身。这是人生的一种辉煌，一种悲壮，一种悲怆。或者也是一种悲哀？”
写这段话，在赞赏中本有提醒他的意思，不幸竟被言中。多么不想是这样，多么不该是这样。
但他的的确确是倒下了，倒在了人生的中途。
这位绝对应该是跨世纪的作家，居然没有跨越这个世纪所剩不多的岁月。
路遥的灵堂设在陕西作协后院的一间平房里，那本是一间办公室。这个劳作不息的人，在工作间里灵魂也许能更好的安息。放大的遗像，和他所有的照片一样，都有那双熟悉的眼睛在镜片后思考的注视着你。这思考之光照亮了脸上的每道皱纹，每一绺头发。他咋看“平凡”，接触深了，便会走进一个“世界”，那是精神的境界，一如他的小说。灵堂前，一株玉兰，一丛腊梅，在寒冷中卸了妆，只剩下瘦骨嶙峋的枝干。祭奠的花圈和挽幛，从后院一路摆到前院，夹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花路。
二十年前，他与难中的我相识。二十年后我与病中的他相别。
1972年我下放在秦岭深处的汉中，当时还在延安大学就读的路遥，作为《陕西文艺》的实习生，翻过崇山峻岭来组稿。在三天时间里看了我的一部长篇初稿《居娣》，要我选摘几章给杂志，说这几年没有人写长篇，杂志刚办，挺需要。我说我是不能发表文章的人，写这部东西只是多年苍白乏味生活中的一种自娱，从来没有想到要发表。他为此说了很多仗义的话，很是激愤。我当时想，他到底还是年轻，又写诗，才有这样可爱的纯真。。后来才知道，20出头的路遥已经见过大的风雨，为我说的许多话其实也是他自己在坎坷中的人生体悟，便生出几分敬重。
1981年我们这些下方的臭老九都调回了原单位，我回到报社当文艺编辑已经两三年。路遥也正式分配到陕西作协《延河》编辑部，且已担任小说组组长。这一年夏天，我们同去太白山，开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那时胡采、杜鹏程、王汶石一大批老作家被“解放”出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莫伸一批青年作家开始有了社会影响。空山新雨后，大家都显得年轻。记得每天开完会，邹志安在几个人晚上躲到空寂的会议室里写未完稿的小说，直至深夜。会开得很活跃。路遥作为小说编辑，不但对陕西的小说创作谈了很中肯切实的意见（这些意见误使我劝过他搞文艺评论），而且颇有些狂放的给大家唱陕北民歌（赶牲灵）。唱完，又一句一句解释那意境，将这首民歌演化为一个令人感慨的人生故事。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家乡不可救药的爱恋。一年之后，他的《人生》面世，而且轰动。这首民歌被嵌入德顺爷爷的命运中。我才知道，一年多来，他一直生活在《人生》那活跃的创造世界里。这是后话。在这次会间，我和他卷起裤腿站在溪水中，坐在水中的巨石上，照了好几张照片，使这一段难忘的日子得以凝留。
1985年，我陪同丁玲、陈明夫妇由西安去陕北。地委在延安宾馆设宴招待。丁玲听说路遥正躲在延安写长篇，一定要见见他。但谁也找不到他。他已来了半年，住处一直保密，隐名埋姓的写他的小说。后来托人从他弟弟那里知道了接头的地点和“密电码”，路遥在蓬头垢面很不情愿地出现在宴会上。丁玲要他坐在自己旁边，常置各级领导于不顾，和他“密谈”文学赞赏有加。生活在创造境界的人是不善应酬的，路遥只是不停地以“是这样”、“是这样”来酬对，几乎不动筷子。饭后丁玲叹道，这么切实的青年，像个真搞写作的人。不料当晚11时过后，他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坐在我的床头说：你跑了一天，很累，不管怎么累 ，你要认真听完我今晚这个长故事，感觉一下，判断一下，。一定帮这次忙。他脸上是所有进入创作境界之后的人那种痴迷、亢奋、热切、无他无我无现实的神经质样子。这个春夜他的话多而且长，一直讲到两点。讲一群从黄土地深处走出来的青年，青春的悲秋，步履的艰难，直到把他们讲成了煤矿工人，讲成了航天专家。脸上游动着各种各样极富变现力的光彩和色彩——这就是《平凡的世界》。那时才开始动笔，种子在春气中萌动，顶的他的心田不能安宁，整个精神处在临产前的骚动中。
1988年仲夏，我为写长篇报告文学《黑色浮沉》去神府煤田去采访落脚在榆林宾馆。他也正在那里，刚刚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他显得很轻松，带着一种自嘲的笑，却又挺真诚的对我说，我实在太缺乏才能，只有牛力气，写完第二部最后一个字，我撇开胳膊躺在地摊上，头像有几百根在扎，痛的焰火飞。我哭了。哭自己的无能。我说，那我们这些筋肉劳动者今天舒服一下，埋在宾馆的沙发中合一次影如何？于是拍照。但在快门按下的瞬间，我俩都鬼神神差地从沙发中弹起身子，似乎又要向对方说一段什么具有触发力的话……
然后就是1992年夏末，他住进了医院。第一次，我和作家赵熙去看他，住院部不让进。我两佯称要进去医院领导交涉，硬闯进了大楼，自然并不去找什么领导，而是直奔105病室。路遥气色不好，满脸灰黑。握了握手，又解释：医生说我这病主要是内部的问题，不传染。我们不便长谈，安慰他好生将养，同时告诉他：前几个月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是剖析他的意识世界的。写时匆忙，以后有机会再丰富、充实吧。正说着，护士小姐已经追踪而至，我带着复印好的文章，又单独去看他。这次路遥精神稍好。我简单介绍了文章的几大部分，关于他的人生意识，历史伦理意识，哲学意识，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简述了几个主要的观点。他说，我一直很想请人从文化哲学高度谈一下自己的创作，又不便启齿。事实上，光从创作的角度是不能对作家全面深刻把握的。谢谢了。我表示，这文章除了放在《作家内心探索》一书中，还有几个刊物和学报想发，你看给谁家好？沉吟片刻，他用一种近乎神圣的口气说，放《延安文学》吧，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也算是一个交待，我一向很看重这个刊物。他用恳求的，又是不容改变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给谷溪（该刊执行副主编）他们吧，怎样？我一口同意。
…………
20多年来，路遥和我的交往中，印象较深的，就是这些，几乎全离不开文学创作这个话题。这是怎么了？真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只有一次好像是1990年的一个炎夏之夜，我去陕西作协院子里有点事，一进后门，就从乘凉的人中发现了他。他悠然的摊在一个破藤椅上，听别人聊天。我笑问，你也有这闲工夫？他说，他一直犯困，坐在这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总是困，想睡。坐着就睡。无可奈何的说着重复话，疲倦中显出一点过早出现的老态。这个硬汉子第一次表现出精神上的某种衰弱……
这又是为什么呢？还不是为了那劳什子创作！这可爱可敬可憎可恶永远不能甩脱也不想甩的文学，这要命的文学！
路遥短暂的一生是沉甸甸的。命运迫使这位通过拼搏甚至厮杀的由农村走向城市，由生活的人走向精神的人的作家，比常人更早地进入了深度人生。这常常使他感受到远比常人强烈的生命痛苦。智慧及痛苦。
我感到。纠缠在路遥心中的大痛苦主要是两点：第一，历史发展铁的规律和个人文化心理、伦理感情之间的冲突痛苦着他。历史的进步最终要改变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移异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规陋习。这是人类的目标，也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但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不得不抛弃家乡和童年给予他心理上、情感上许许多多温馨的东西，迫使他作文化断乳他说，“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
第二是精神劳动所需要的漫长的孤独和他强烈的参与意识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痛苦。职业人路遥（作家）强烈的渴求孤独，以在孤独中张扬主体，展开形象思维和理性思考。社会人路遥则更强烈的渴求参与，渴求投入社会的群体实践活动，享受常人所需求的每种生活乐趣。一个路遥要求在艺术的模拟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精神的自我。呼唤孤独和怯惧孤独，是以文学创作作为终身职业的人内心永恒的矛盾。他一次次压抑着自己参与社会实践的心理需求，痛苦地走进漫无止境的创作孤独中；又一次次痛苦地逃离现实活生生的人群，去和他心中那些虚构的男女幽会，在独处中而忘返。
这两种痛苦都具有悲剧永恒的崇高感，虽然在其深处可以看到历史和人格胜利的笑靥。
从另一个视角上看，这两种痛苦是恋土情结、恋美情结和恋史情结冲突的结果，这三者之间最后又是统一的路遥以及他的乡亲父老只有经受文化断乳的痛苦，才能踏上历史的康庄道，进入生活的新境界。这是对黄土地最深沉的爱恋。恋土与恋史由是统一。职业固然使他的价值在历史实践中得不到实现，但通过审美创造，催化了这种历史创造，在精神上参与了这种历史创造，美的实现也就转化为史的实现。恋美与恋史由是统一。
他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为人生的大幸福承受痛苦，造就了一个短暂而超重的生命，一个浓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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