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昪(888—943年)字正伦，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人，又说徐州(今江苏徐州市)人。少年孤苦，青年时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收养，不久又被典牙兵徐温收养，改姓徐，名知诰。徐知诰性情温厚，很有才智。跟随徐温，在平讨常州刺史李遇的叛乱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被提升为癉州(江苏南京市)刺史。后来徐温专断吴国国政，徐知诰很受徐温重用，他从刺史又升任左仆射兼参知政事。这期间，徐知诰虚心学习孔孟著作，吸取历史教训，注意革除弊政，大兴开明政策，任用贤良人才，改免赋税，发展农业生产。徐温死后，开始出镇金陵(今江苏南京市)，留其子徐景通为执国政。杨吴天祚三年(937年)废杨吴帝杨溥自立，建国号大齐，年号癉元。癉元三年(939年)改国号为唐，恢复李姓，改名为昪，称帝。始终奉行保境安民方针，使国内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发达。晚年迷信长生术，中毒而死，庙号南唐烈祖。
五代史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时期，暴君昏君横行，肆虐人民。人民这个历史的主人，在这个历史时期，完全失去了主人的地位，为历史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有例外，就在江淮流域，却是少灾少难的“乐土”。这里之所以是少灾少难的“乐土”，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分不开。这个最高统治者就是南唐烈祖李昪，他统治的南唐偏安江南一带，以保境农民为国策，几十年一贯，使之出现了人们称道的“太平盛世”。保境安民的国策，确实符合了当时当地的形势，所以产生了较大的作用。而事实也证明，在当时谁能执行这个方针，谁的国家就能实现太平。当然保境安民的方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不符合统一的大潮;但是保境安民毕竟又比那些既无力统一又横征乱战，而把百姓生死置之不顾，要进步得多。从这个意思来说，南唐烈祖李昪是很值得肯定的一位皇帝。
一、从少孤到善政刺史
大唐帝国到开元天宝年(713—755年)间已是鼎盛时期，他的光辉可以照耀着当时的东方乃至世界。但好景不长，自从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帝国从强盛顶峰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又爆发了黄巢大起义，虽然黄巢起义被唐朝统治者用血腥的镇压而镇压下去，但随着黄巢起义的失败，而唐帝国也从一蹶不振而步向衰亡。黄巢大起义被镇压后，唐帝国已是越来越衰败不堪，最后已经是名存实亡。各藩镇在镇压黄巢起义之后都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于是在唐帝国内还是战乱不已，百姓倍遭涂炭。当然，在这次大战乱中，一些官僚和贵族有的也未能幸免。
李昪，字正伦，徐州(江苏徐州市)人。其出身贫贱，他的父亲李简，就因为唐末大乱而不知所终。李昪从小成为孤儿，到处流落，在濠(今安徽凤阳东)、泗(今江苏泗洪县)之间乞讨度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带兵进攻濠州，在乱民中获得李昪，发现他长像出众，就收为养子。但杨行密儿子很多，对待李昪都不好。杨行密发现李昪在那里呆不下去，就把李昪托付给典牙兵徐温，因此李昪就改姓徐。徐温给李昪改名为徐知诰。后来徐知诰长大了，是成年人，个子很高，又是方脸大眼睛，很漂亮。成年的徐知诰性格温厚，很有才智，深受徐温夫妇的喜欢。徐温让徐知诰在军队中担任元从指挥，又在水兵中做楼船兵使。不久又做癉州防遏使，带领水兵驻扎金陵(江苏南京市)。常州刺史李遇叛乱，徐温带兵平定，在这次平定李遇叛乱中，李昪建立了功勋，后被徐温提升为癉州刺使。癉州(江苏南京市)是吴国的重镇，又是经济发达地区。这里向来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又是经济交往的咽喉。李昪上任癉州刺史后，真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他的才智从此得到充分发挥。
当时，江淮地方也是刚刚安定，一些刚刚换上官服的盗贼做了州县官吏，经过徐温的征讨，渐渐有了平息。但州县的官吏大多数是一些目不识丁的武夫，他们只知道操武戍守，专门征敛百姓，但李昪与他们不同。李昪上任后，一改武夫之风，大兴治世之俗。李昪平素好学，对孔孟著作尤其是崇尚不已。也正因为这样，李昪对一些儒者都很尊敬，经常与他们往来，甚至在工作中也倾听他们的意见。李昪的这些做法，受到人们的称赞。据记载，在李昪以前的官吏恰好相反，他们是“多武夫，专门以军旅为务，不关心百姓疾苦。”李昪自身又很自励，以勤俭来约束自己，在政治方面一改节度使的残暴，而以宽厚仁德为本。当时的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在李昪的治理下，各方面都有显著发展，人民的赞颂溢于街头巷尾。据记载徐温当时镇守润州(今江苏镇江市)，下属癉、池等六州。徐温听说李昪(徐知诰)治理癉州方面实行善政并很有成效，就亲自去癉州(江苏南京市)那里巡视，到那里一看果然是府库充实，城市修建的很整洁，社会秩序很安定。徐温回来后很高兴，就把李昪(徐知诰)提升为润州刺史。这次提升，无疑看出徐温对李昪的重视和信任，同时李昪在政治生涯中又步入新的里程。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开始时李昪不愿意去润州，并多次要求去宣州(今安徽宣城县)，但结果没有被徐温准许，最后还是去癉州上任了。
吴天祐十二年(9)，吴王杨隆演赐封徐温为齐国公，兼两浙招讨使，镇守润州(江苏镇江)。并以癉(今江苏南京市)、润(今江苏镇江市)、宣(今安徽宣城县)、常(今江苏常州市)、池(今安徽贵池县)、黄(湖北黄冈县)六州为齐国的管割范围。当时吴国杨隆演为王，而大权实际在徐温之手。徐温修筑癉州，在城中建筑大都督府。吴天祐十四年(9)，徐温为了进一步控制吴国大权，又派其子徐知训去广陵(今江苏扬州)辅佐杨隆演，实际是监督杨隆演，而且一切大事都要经过徐温通过遥控来决定。不料吴东南诸道行营副都统朱瑾因其爱妾被徐知训奸污，所以与徐知训结下深仇大恨。朱瑾为了报仇又演出一出美人计：徐知训派朱瑾为节度使，朱瑾表示感谢，并设宴答谢。在宴前让爱妾陶氏出来接待徐知训，徐知训一见陶氏美丽妩媚，竟又举动无礼。这时乘机朱瑾拿着笏板从后面向徐知训的脑袋击去，当即把徐知训打死。徐知训死后，徐知诰(李昪)最先得知消息，竟带兵从润州来到广陵，从此大权落在李昪手里。接着李昪出任淮南节度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这样李昪的权势越来越大，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记载，虽然徐温还是镇守金陵，总揽吴国大政，而一些具体政务全出自徐知诰(李昪)了。
李昪权势大了，但对徐温特别恭敬和孝顺，徐温因此非常满意，不时却对亲儿子不满意，责备他们不如徐知诰。徐温亲儿子也因此都对徐知诰(李昪)不满，越发矛盾加剧，他们伙同一起来排挤徐知诰。最后发展成借一次饮酒机会，曾暗设下士兵持剑准备把徐知诰杀掉，幸亏徐知诰身边的刁彦能已察觉势头不妙，在徐知诰刚要举杯仰饮时，刁彦能在桌下用手指掐了徐知诰一下，这时徐知诰才知道内里文章不一般，就站起来借故退出，方免遭毒手。徐温的儿子们对徐知诰的迫害，也是一次不成又来二次。一次徐知诰去朝见皇上，结束后想借机在山光寺招待徐知诰，然后在山光寺派来手下杀害徐知诰(李昪)，但因日常徐知诰(李昪)与徐知谏很好，所以徐知谏把这事告诉了徐知诰(李昪)，因此徐知诰也在席中起身借口逃跑。在发现徐知诰(李昪)逃跑后，又派刁彦能手持利剑去追杀徐知诰。但刁彦能出来后假装追了一阵就回来，说没有追到。这样徐知诰才又逃活命。
徐知诰掌握大权后，一方面对徐温更加孝敬，一方面对杨氏也礼尊敬奉。过去徐知训辅政时骄横无比，对上对下一律无礼。据记载徐知训辅政时期，对吴国皇上杨隆演根本没放在眼里。曾经与皇上杨隆演一起玩演戏，徐知训自己演参军，让杨隆演演老斑鸠，杨隆演穿破衣裳戴着破帽子跟在他的后面，丑态百出。还曾经乘船在污浊的河水游览，让杨隆演先划，徐知训在后面用弹弓射杨隆演，杨隆演也不敢反抗。还有一次徐知训与杨隆演在禅智寺观花，徐知训酒醉无理，把杨隆演都吓哭了，在座的也都吓的颤栗。左右的人们没办法搀扶着杨隆演上另一只船，徐知训发现后又乘小船追赶，没有追赶上时，徐知训又用铁钩把杨隆演的亲信打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徐知训对杨隆演的无礼，引起很多原来杨行密的老将对徐知训的不满，不少人对徐知训都是怒目而视。徐知诰(李昪)辅政后，对待杨隆演尊敬如皇上，因此赢得人们的称赞。同时，徐知诰(李昪)为了收服人心，进一步巩固吴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把经杨行密、徐温所创造的稳定政治局面能够继续下去，实行了“宽刑法，推恩信”的政治。据记载：“李昪(徐知诰)与士大夫接触广泛，谦诚热情。与百姓相处宽泛，虚心。平日生活中自己约束自己，又很节俭。”在选人用人方面，求贤能之士如饥如渴，采纳他们的规谏。又消除官吏中的奸猾之徒，防止政府中的请托。由于实行这些措施，无论是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全是一片赞同，人心如归。就是那些过去的老将和野蛮的士兵，现在也都心悦诚服。”李昪(徐知诰)修筑延宾亭用来接待四方的知识分子，并收到很好的效果。如当时的有名之士宋齐丘、骆知祥、王令谋都先后来到徐知诰门下做谋客。当时的知识界凡是投奔吴国的，一般都根据其才能加以任用。在宽刑法，推恩信方面，暗地李昪派人到百姓中去察访，对那些在婚丧中有困难者，一般都给予救济。李昪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励行节俭，力戒奢侈。在炎热的夏天，他自己也不让身边人给他扇扇子，也不让使用遮日张盖。在左右官吏拿来遮日盖时，他也坚决不允。并对人们说“有知识的人那么多都露在太阳下面，我何必用这玩艺呢?”(《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南唐世家第二李昪》)李昪辅政后实行的措施深得人心，与徐知训时期相比，更是有天壤之别。时间一长，虽然徐温表面上控制吴国朝政，而暗中在潜移默化，而吴国的上下都在越来越敬佩李昪(徐知诰)了。李昪(徐知诰)在做吴国辅政时，善政政绩日益显著，他的名望、权势和地位正在一天天的变化。
二、辅政吴国创建南唐
吴国武义元年(9)，皇上杨隆演任命李昪为左仆射，参知政事，李昪的地位越来越显贵了。当时徐温对李昪的变化也看在眼里，这时徐温的行军司马徐玠也发现徐温对李昪的升迁很关切，所以就对徐温表示，让徐温用自己的儿子代替李昪，以防范李昪有不测的事情发生，徐温听取了徐玠的建议，就派遣自己的儿子徐知询去广陵(扬州)，商量办法用徐知询代替李昪来掌握吴国朝政。不巧，徐知询到了广陵，突然徐温患病而死，因此徐知询又很快返回金陵(南京)，为其父亲奔丧。正在徐知询为父亲徐温治丧之际，徐玠又趁机为李昪出谋划策。于是诬告徐知询谋反有罪，把他的客将周廷望杀掉，又把他降为右统军。为了更好控制吴国，李昪把杨隆演的弟弟杨溥推上皇帝宝座，年幼的杨溥做皇上后，一切大政完全听从李昪指挥。杨溥又任命李昪为太尉、中书令，总揽吴国军政大权。经过一番努力后，李昪的政治目的正在顺利的实现，首先是杨家虽然杨溥做吴国皇上，但大权却控制在自己手里;其次是徐家，这是李昪的最危险政敌，但老辈徐温已死，而与李昪争夺最厉害的徐知训也已死掉，徐知询的权限也越来越小，免掉金陵尹职务，出任广陵右统军。因此，客观环境对李昪是再有利不过了。
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对有利的客观形势从来不会放过，李昪也是这样。李昪深深懂得控制吴国，掌握大权并不是他的最后目的，而真正实现他的远大理想，在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障碍。原来的障碍徐氏，现在已经没有多大威胁。而真正的威胁是杨氏，杨行密死后，皇位由杨隆演继承，杨隆演死后由弟弟杨溥继承，杨溥是杨行密的四儿子。杨行密的三儿子杨濛现为临川王，他占据一方，权势颇大。尤其是对四弟杨溥做皇上极为不满，这种不满又迁怒到李昪身上。杨濛一是杨行密的后代，借他父亲的影响很有势力，另外又以合法的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往往也能争取一些人的支持，因此杨濛无疑对李絍的威胁很大。吴国大和三年(931年)，杨溥任命李昪为金陵尹，又任命李昪儿子李景通为司徒，王令谋为左仆射，宋齐丘为右仆射。吴国大和四年(932年)李昪被赐封为东海王。这时李昪已发现解除杨濛的时机成熟，因此在大和六年(934年)闰正月，下命废除临川王杨濛，降为历阳公，并派亲信王宏带兵去把守他的家。李昪又任命王令谋为司徒，宋齐丘为司空。又把儿子李景通调到金陵，任命为镇海军节度副使。一句话现在李昪是已经组成了做皇上的内阁，至于李昪做皇上只是时间问题了。杨濛被废除临川王之后，当然不肯罢休，他知道命令后杀死守兵偷偷地逃到庐州(江西九江市)。庐州守将周本原来是杨行密的部下，听说杨濛到来，凭旧情义准备接待杨濛。但周本的儿子周祚出来劝阻周本，他认为接待杨濛容易招来大祸，所以不能接待。老汉周本却对儿子周祚说：“咳，小子!你不知道，这是过去我的老上司的儿子呀，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就急忙出来迎接杨濛，当时周祚是关上门阻挡他父亲，使他没法出来。周祚就趁机把杨濛捆绑起来送到金陵李昪那里，李昪把杨濛接收过去就杀掉了。从此，杨家的障碍也清除了。
在通向做皇上的道路上清除好障碍以后，李昪自然有些得意，不过在得意之余也有些忧虑。一天在家里，李昪自己照着镜子(当时没有现在的玻璃镜子，是铜制的)看，不觉看见胡须灰白，就对身边的官吏周宗叹息地说：“唉，现在虽然说是千秋大业已经完成了，但是我呢也老了。有什么办法呢?”周宗听了李昪的话后，也体会出李昪的意思。随后周宗就跑到广陵去见宋齐丘，与宋齐丘商量李昪禅代吴国皇上杨溥的事。老谋深算的宋齐丘害怕走漏消息，就假借说不能这么做，把周宗抓起来并请求李昪杀掉周宗以谢吴人。这实际是宋齐丘在耍奸诈手段，企图拿老实直爽的周宗送礼，说来也万幸，李昪知道后没有杀掉周宗，而把他放黜到池州(今安徽贵池县)做刺史去了。
种种迹象表明，杨氏的吴国在不声不响的发生变化，如果说以前的变化是杨氏的吴国大政的掌权人在变;那么现在杨氏的吴国已经到了姓也变，国也变的时候了。吴国大和五年(933年)李昪被赐封为齐王，不久闽、越诸国也看清形势，先后派遣使节来吴国劝进，李昪现在也看出他做皇上已经是水道渠成了，于是得意的对人们说这是人心所向呀。李昪确实不愧是一位杰出政治家，他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在此之前有段小插曲：宋齐丘是李昪的心腹，又是李昪的高参。李昪一心要取代杨氏的吴国而做皇上，宋齐丘是明白，并且对怎样取代杨氏和李絍商量过多次。但是在周宗向他出谋禅代时，他一反常态，而是“亲手写信向李昪切谏，说什么现在天时人事都不具备代吴的条件。又表现出口是心非，栽赃陷害，而要杀掉周宗。李昪对此事处理很清醒，没有杀掉周宗，并派去池州做刺史。同时李昪也发现宋齐丘的弱点，所以把宋齐丘召回金陵，一段时间有事也不与宋齐丘商议，使他呆在那里没事做。当然，宋齐丘也发现自己不被重用后，积极改正毛病，努力表现自己的才干，所以又被任用。李昪为齐王后，管辖癉(江苏南京市)、润(江苏镇江市)、池(安徽贵池县)、歙(安徽歙县)、常(江苏常州市)、江(江西九江市)、饶(江西波阳)、信(江西上饶)、海(江苏灌云)十州。李昪又建宗庙社稷，任命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修建大元帅府，设置吏、户、礼、兵、工、刑六部，又设置盐铁官。建国规模已经完全具备。吴国天祚三年(937年)十月，皇上杨溥为形势所迫，派遣摄太尉杨瞞把皇位传给李昪。李昪即皇位后，国号为唐，建元为癉元元年(937年)。人们称李昪创建的唐国为南唐。
李昪做皇上后，当时还是叫徐知诰，徐氏诸子请求李昪恢复本姓，徐知诰也本着当时士宦门第的老俗气，追认历史上的名门大姓，借此来美化自己，往脸上帖金。因此徐知诰自称姓李，是唐宪宗儿子建王李恪的后代，取名李昪，从此徐知诰就成了李昪。实际完全是胡诌，李昪与唐代没有半点干系，历史上的统治者都这样，尽力地美化自己，而为此也不顾历史事实。
三、发展经济保境安民
李昪从吴国辅政到南唐烈祖，在政坛活跃了十几年，活动的地方都在江淮流域。江淮流域的自然条件很好，这里气候温暖，水利丰富，物产富庶，自从三国孙吴以来一直是兴王之邦。虽然唐末这里也经过战乱，但与中原相比较，战乱的破坏还是轻微，尤其是经过杨行密、徐温等人的经营，和后来李昪的治理，这里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应当说江淮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与李昪实行的政策有关。李昪在10几年里，推行的政策核心是发展生产，保境安民，并收到了很大成绩。
李昪做皇上后，继续过俭朴生活，对知识分子谦诚相待，当时儿子李瞡曾经三次请求尊号“应乾绍圣文武孝明皇帝”，但都被李昪拒绝。李昪对李瞡说，“我做皇上是出身平民，当皇上是受百姓的爱戴，但我是黑夜白天担心，深怕慢慢地和百姓相差太大。何况那些徽号又都是些徒扬虚名，是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虚名。”这正是李昪的统治思想的反映。李昪在生活中俭仆，在政治上务实。
首先李昪一改过去统治的奢侈无度风习。据说李昪平日也节俭，经常穿布鞋，不乘辇舆，洗漱用的是铁盆。在炎热盛夏时，寝殿也用青葛帷帐，左右宫婢人数也不多，不像过去成群结队。至于宫婢的穿戴也是朴陋。(陆游：《南唐书·烈祖本纪》)又据陶谷的《清异录》记载说：“先祖李昪平日俭朴，寝殿点的蜡烛都不用特殊的，只用灌乌臼油的，大家把它称为‘乌舅’。案上放的捧烛铁人，高五尺，据说是从杨行密的马厩中拿来的，把它称为金奴。”李昪的儿子李経想用杉木作板障，有司把这件事情告知李昪。李昪没有答应，他说：杉木倒是有，但我们准备用作战舰呢，板障用竹子做也可以吗。”由此可见李昪自己注意俭朴，并要求儿子也俭朴。这样有利于防止统治层的奢侈。
李昪要求官吏俭朴，反对奢侈。同时为了保持政治清明，对宦官、外戚也提出严格要求，防止他们干预朝政。应当说历史上宦官和外戚一直是处理朝政中让人头疼的大问题，而且很多朝廷因此而衰败，李昪吸取教训，严格禁止宦官和外戚干预朝政，主张任用有知识的大臣来治理国家。对宦官和外戚在行动上约束他们，不准他们为非做歹。据《资治通鉴》卷282《后晋纪三》记载：“一次李昪派一名宦官去祭祀庐山，这个宦官一路上以皇上派出的名义，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吃鱼吃肉，不遵守祭祀的有关斋戒规定。在宦官返回金陵后，李昪召见他，严厉批评他。并训斥说：‘你这次出去这样做，是清廉吗。’宦官吓的哆嗦着说：‘我自奉诏那天起，就是一路粗饭淡菜，一直到今天。’李昪痛斥说：‘你不要说谎，到什么地方都是买鱼做鱼羹，到市场买肉做大块红烧肉。那是给谁吃的?’”历代的宦官在政治生活的作用一般很少起好作用，而宦官又因为工作在皇上身边的特殊地位，也最容易受皇上的宠崇和信赖，李昪对此始终保持清醒头脑，防止宦官干涉朝政。另外对于外戚也是如此，据记载说：李昪的元配夫人早死，后配夫人宋氏是来自民间的孤儿，这位女人很有修养，“治家有方，从不轻易说笑取闹”，对李昪的帮助很大，关键时候起过重要作用，李昪也很信任她。早在徐温死时，李昪想去金陵奔丧，宋氏就劝说李昪不要去金陵移孝为忠，其实宋氏已察觉到担心徐知询一伙借机暗算。李昪觉得夫人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就派周宗去金陵吊孝。由此可见这位宋夫人的政治眼光锐敏，但她也遵守李昪的不干预政事戒规。宋氏夫人也表示：“做妇女的干预国事，对国家来说不是好事情，相反是坏事情。”一次李昪的妃子种氏曾说江陵王李景遏的才能超过齐王李景通，因此遭到李昪的斥责。后来又把妃子种氏下令幽禁于别宫，削发为尼，因为她违犯了干预朝政的戒规。李昪严禁宦官、外戚干预朝政收到较好的成效，后世史学家对此颇为称赞。如宋代司马光就称赞说：“南唐烈祖又不让外戚辅政，宦官不准许干预国事，这些是其他朝代所办不到的呀。”(《资治通鉴》卷283《后晋纪四》)
选人用人是历朝历代的大问题，每个朝代每个皇上都在用人方面发表不少宏论，但是真正能够怎么说就怎样做又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五代的暴君们在选人用人方面除后周的郭威、柴荣以外，根本没有什么言论，因为他们只知道战争，只知道掠夺百姓。南唐的李昪在吸取前辈教训基础上，在选人用人方面很有高见。李昪在做刺史时选人用人也是以武功取人，如王令谋、周宗之徒都是武勇悍卒。但南唐建成后，李昪选用人的标准就改变了，不那么重用武勇，相反注重文儒之士。南唐癉元年间(937—943年)，李昪提倡“多用经义法律取士”，改变南唐官吏群臣的文化素质，如选用王崇文任吉州(江西吉安县)刺史。吉州原来这里很混乱，土地荒芜，百姓贫困，历任官吏都没能治理好。王崇文文儒经理，来到吉州后奉法循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执法如山。经过不长时间，吉州面貌改观，从百姓到官吏都称赞。王崇文是南唐选用文臣儒士的典型，他能奉法执法，能体察百姓疾苦。李昪选用的还有宋齐丘、马仁裕、刁彦能、张延翰等，也都是儒臣，政绩也很突出。
在选用儒臣中，朝廷最得力的宋齐丘也是颇具典型的。宋齐丘好学勤奋，善文词诗赋，尤其喜欢战国的纵横家的学说。原来是江西庐陵的贫穷之士，在家里没事。后经骑将姚克瞻介绍，在金陵被李昪召见。一次宴会上李昪与宋齐丘畅饮，兴趣正浓，宋齐丘指着厅里的花赋诗一首：
养花如养贤，去草如去恶。
松竹无时衰，蒲柳先秋落。
很明显宋齐丘在借题发挥，虽然是说养花，实际是说任用人才和养贤，在规劝李昪对待不肖之辈应如同锄草去恶，决不要留情姑惜。李昪听过赋诗后深奇宋齐丘的才华，并用国士的礼仪来接待他。后来宋齐丘成为李昪的谋士，而在李昪的发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个马仁裕，也是李昪任用人才的典型，当时那里难治理，李昪就派马仁裕去，由于马仁裕文儒“为政宽简廉平”，很受百姓的欢迎。马仁裕先后任过楚州(安徽凤阳东北)、润州(江苏镇江市)、庐州(江西九江市)等刺史。刁彦能为人正直，忠一不二，先后救过李昪脱险。李昪做皇上后，任命他为左右史。一年金陵遭大水，秦淮河水暴涨。金陵东关受害尤深。刁彦能带人筑堤，修斗门，疏导水患稍解。张延翰在癉元初(937年)做礼部侍郎，帮助李昪选用人才严格把关，受到李昪的信任，被誉为“精覈”翁。应当说李昪经过努力后，以宋齐丘为首的儒臣群体已经建立起来，而且这些人的工作效能很可观。与此同时李昪对官吏要求严格，要求官吏奉法守法，对违法官吏也严惩不贷。如褚仁规做广陵(扬州)监使，开始时工作很好，能严格以法对待犯法的百姓，官吏百姓都很害怕他。当地百姓也因为他按法办事，所以都在渔、盐、竹、苇生产方面发财致富，国家每有大的劳役，正常赋税不够，褚仁规就命令富裕人家先交出赋税，以解决国家困难。等事情过后，再由百姓来解决。褚仁规这些办法，百姓没有怨言。但后来，褚仁规无视法律，对百姓鮨扣无度，又私闯民宅，私掠民女，滥法横刑，所以遭到百姓的反对，李昪知道后，撤了他的官，最后见于民恨极大，就赐死处理了。经过这样治理，李昪的后唐官吏状况稍好于其他王朝。
在战乱时期，法律也遭到严重破坏。昏君暴君当然把法律放在一边，而那些节度使更是无法无天。南唐建国后，李昪对此感触极深，因此他在癉元三年(939年)命令有司制定《癉元格》，这是简明法规，使官吏有法可依，使百姓也有法可遵。癉元六年(942年)又进一步完善法律，颁布了《癉元刑定条》，对各方面的问题都条理化并用法律方式固定下来，使官民都有所遵循。该法共十三卷，应当说这是当时比较完善的法律，又是杨行密以来吴国法律的总结。(据《十国春秋》卷15)《癉元刑定条》今已佚失，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从其它记载中能知其片段。如释文莹的《玉壶清话》中说，南唐刚刚建立，“当时天下混乱，各地是刑狱没有法律，因此凡是判死刑时，都用三复五奏法。百姓才知道有邦宪，物情归之。”从这里看出，李昪的《癉元刑定条》是从刑狱无典而到判决死刑用“三复五奏”法，这样严格控制了滥判错判。李昪在制定《癉元刑定条》后，要求官吏严格执行，对违犯法律的官吏也绳之以法。有一个献毒酒方，以此用来毒人。李昪认为不能这样做，他说：“如果犯法的话，就用法律去法办，用刑罚来惩办，为什么用这个办法呢?”他认为用毒酒杀害政敌或杀害百姓，都不会带来好的效果，对社会稳定没有什么好处。过去徐知训就曾经想用毒酒毒死他，对此李昪记忆犹新。李昪能正确对待毒酒，这在封建皇上中是少有的开明。
如果说自身节俭，任用文臣，禁止宦官外戚干预朝政、制定法律是李昪的政治治国的具体措施，那么李昪的政治治国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保境安民。李昪的一切政治措施都是为了安民，民安而后就能保境。很明显李昪的这治国思想也是来自当时社会现实。五代战乱长达几十年，人民饱受其苦。李昪对兵祸体验尤深，对军吏残酷更是亲眼见，因此他意识到百姓需要‘安’，而国境应当‘保’。也正因为这样，李昪政治生涯中，始终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还在做杨氏吴国辅政时，钱氏的吴越进攻杨氏吴国的狼山(今江苏南通市南底丘)，在狼山江面发生战斗;还有钱氏吴越进攻杨氏吴国无锡(今江苏无锡市)的战争，当时虽然杨氏吴国获胜，但都出于保境安民而很快结束了战斗。李昪做皇上后，对邻国关系也是采取睦邻政策，贯彻保境安民的治国方针。一次张延徽进攻王氏闽国的建州(福建)，李昪在张延徽打退王氏闽国军队后，立即召回军队，不让再继续进攻。南唐国力增强后，经济发展了，对北方的后晋末年战乱，李昪没有用“中兴”名义去兴师北伐。对于一些要恢复盛唐疆土的将领们，李昪解释说：“我年轻时是在军队中成长的，看见军队给百姓带来的灾害太多了，太深了，简直没法再说了。能让百姓安宁，那我的心也就安宁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追求的呢?”一次大臣史虚白对李昪讲：“现在你占据江淮，主宰这里的大山大海，这里的百姓殷实富庶。而那京洛地方，是皇上的先业，现在正在流离混乱，一般人怀念旧德，你(指李昪)假如想要恢复的话，那是易如翻掌。”李昪听过后，虽然很喜欢这个说法，但认为国家刚刚开始安定，应当息武睦邻，其他征战是没有时间的。”后来史虚白在他的《钓矶立谈》中对李昪的保境安民思想说得更清楚，”烈祖每每讲到百姓时，常说人都是父母所生，怎么能因为争夺城镇扩大地域，而使一些百姓肝脑分离，鲜血遍地。因此在做杨氏吴国执政时，在十多年内，才与钱氏吴越打一次仗，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在做了皇上以后，两江地方要比当时各国地域广大，兵力也比各国雄盛，可以一战征服他们，而且一些将领和谋士也都想建功出征。一次在皇上召待宫里人的宴席上，皇上坐在那里宣诏说：“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戌革廊则裂前哲之绳，予嘉与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讨伐之议，愿勿复白关也。”由此看出李昪的保境安民方针是多么坚定不移。保境安民思想在当时对南唐来说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并给人民带来生息的好时机。
李昪的保境安民的治国思想，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但真正加速社会发展的还是因为李昪在经济方面又实行了很多加速经济发展的措施。我们也不妨把李昪的治国思想分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保境安民;一是经济上发展生产，这两者有机的结合，从而使南唐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发展经济，李昪的具体措施如下：
(一)减免赋税
五代除后周以外，都没有实行减免赋税，而当时的赋税繁多，是史所少见的，如斗余、秤耗、雀耗、牛税之类，名目繁多，百姓不胜其苦。李昪对此虽然身在江淮，也深知其百姓负担沉重。做皇上后，于南唐癉元三年(939年)正月，李昪下诏云把因为战争而流亡的农民，对土地免税3年。其诏令全文：
“迺者干戈相寻，地茅而不艺，桑陨而弗蚕，衣食日耗，朕甚闵之。民有向风来归者，授之土田，仍给复三岁。”(陆游著《南唐书·列祖本纪》)
后来李昪又下诏，对南唐境内农民免租税“田每十亩蠲一亩半，以充瘠薄。”
这两次免税对当时农民来说无疑是喜讯，诏令颁布后，广大农民一定会向风来归，因为他们这回可以有田种，又减免租税3年。至于下面的诏令对于有地耕种的农民，也是减轻负担不少。广大农民在获得政策上的好处后，自然会努力生产。
除减免租税外，为了更好发展生产，又实行了减轻徭役。对一些妨碍农业生产的徭投，一律废除，这样能更好的调动农民积极性，更好地投入到农业上来。癉元四年(940年)李昪下令废除营造力役，以免耽误农业生产。又下令废除原来的宣州(安徽宣城县)向朝廷献贡木瓜杂果。癉元六年(942年)十月又下令废除苛政，让百姓开始方便。这样对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都是非常有益的。除了从减轻税赋徭役方面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积极性外，对贫困农民还下令赈贷。癉元五年(941年)八月，对黄州(今安徽黄冈县)遭旱灾农民实行救济。又对因大水逃入南唐的钱氏吴越百姓放粮救济。这样自然受到百姓的拥护。当时赋税的沿用唐代的两税制，但因为多年战乱，土地的面积与等级变化很大，而政府仍然照老样征收，因此弊端百出。豪强官绅乘机以多报少，以高报低。而百姓的耕地又完全相反，以少估多，以低定高。为了纠正这些弊端，使负担合理，李昪于癉元五年(941年)派官吏清理民田，根据土地瘠肥而定其税租，受到百姓的赞美。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清理地亩，使农民负担更加合理了。
(二)鼓励开荒
由于长期战乱，很多耕地荒芜。荒芜耕地的扩大，自然减少国家收入。李昪做皇上后，对荒芜耕地极力设法解决。癉元三年(939年)下令：
“凡”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陆游著《南唐书·烈祖纪》)
李昪这诏颁布后，广大农民纷纷垦荒和种植蚕桑，很快出现很多良田，对改变政府的经济状况大有益处。如1976年常德河出土的北宋张顺墓志中记载很能说明问题。墓志说：“李氏处江南，时太平州羌湖有圩于八十里，围田四万顷，岁得米百万斛。”(《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322页)可见当时垦荒之多和收益之大。当然张顺墓志只是江南千万分之一罢了。又据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记载：“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闸门，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利美。”从这里反映出圩田之大，和垦荒之多。当然李昪的垦荒田亩一定是很可观的，而收效也是很巨大的。与此同时，南唐又号召农民种茶、植桑、养蚕。如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说：“当时茶叶是从江淮运来的，船车相继，所积如山，类种很多。”足见当时产茶之盛。又因南唐鼓励种植桑树和养蚕，所以当时金陵、扬州的丝绸很著名。
(三)发展商业
自吴南唐以来，江淮一带相对安定，又水路通畅，水路交通也发达，这都为经济发展、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江淮一带的茶、盐、丝、陶都很著名，以至今天看来当时的产品也很精美，令人称道不已。
茶叶向来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当时生产茶叶，国家设立茶院，来管理生产。如务源城北三里的连同，就是著名的茶院所在地。这样茶院大凡产茶区都设置。盐业也较发达，这里是海盐产地，如海州(江苏灌云县西南)、泰州(江苏泰州市)都是盐业生产地。各代对盐业都实行官管，南唐也不例外，不过管理不严，官督民产商销，比中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都宽松得多。南唐的陶瓷业在杨吴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的宜兴、景德镇已是很著名的陶瓷生产中心。生产的青瓷是远近闻名的产品，即使是今天看也是工艺水平和技术水平很高的制品。宜兴、归迳地区的民窑也很著名，产品以精巧玲珑著称。官窑产品以精纯成套为特点，多为官民两用。解放后在宜兴境内发现了龙窑遗址，出土很多青瓷和窑具，说明当时瓷器生产水平相当高，工艺也很精致。丝织与麻织向来是江淮的优势，南唐时期生产从产品到规模都更加发达。农村的丝麻纺织，多数是农民的家庭副业，广大农民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和副业都很积极，所以丝麻生产也发展很快。城市里的丝麻纺织业受农村产品影响，也相应地出现很多官营作坊和民间作坊，生产已是步入社会化。在首都金陵，市中作坊林立，而其中天水碧的丝品远近闻名。造船业也很发达，南唐的水兵，在当时是最强大的，强大的水兵自然与发达的造船业分不开。
各种手工业发达，相应的交通也发达。南唐以金陵(今江苏南京市)、扬州(今江苏扬州市)、润州(今江苏镇江市)、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形成了水陆交通网，在当时可以说是四通八达。随着交通的发达又把这些城市联结起来，形成商业中心。因此金陵、扬州、润州、洪州也都是当时商业城市。另外，寿州(今安徽寿县)因为位于水陆要冲，商业也很繁荣。南唐李昪时期，生产发展，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282《后晋纪》四记载：“自从黄巢进犯长安以来，天下血战好几十年，然而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乃至后周，他们都是各自分割土地，抢掠人民，虽然有时是兵戈稍微少了一些。直到南唐烈祖即位，江淮好几年丰收，社会安定，百姓能吃上饭，穿上衣裳。”这种繁荣景象与当时的北方形成明显对比，当然与李昪的治国方针是分不开的。
